清華大學前教師吳強最近發出公開信，呼籲清華大學的主政者維護學者的尊嚴，並將當前中國高校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形容成一場新的文革。
公開信事件的背後，是中國高校愈來愈嚴厲的意識形態及思想控制，很多如吳強這樣的自由派學者的空間幾乎被壓榨殆盡。
迅速封殺的公開信
吳強2009年被聘爲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師。2015年即被停職，2020年，清華大學一紙訴狀將吳強告上法庭，要求其搬離週轉房並且索償鉅額違約金，但是遭法院駁回。吳強又被清華大學列入黑名單，禁止進入校園。2024年，清華大學再度發起房屋訴訟，要求吳強爲無法居住的這幾年支付百萬違約金。在吳強看來：清華大學利用反覆訴訟，以此羞辱和懲罰“不服從”的知識分子。
公開信中，吳強向清華大學校長李路明喊話，要求公正處理糾紛。此事在海外產生很大反響，而在中國互聯網上則被迅速屏蔽。吳強說，“第二天就被封殺掉了”。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一直關注吳強的境遇，他說吳強在專業上很有見地，“知道現實而又有政治科學的專業素養，（是）少有的能讓中國和世界溝通的專業學者”。
夏明認爲，清華大學對吳強的打壓具有象徵意義。清華大學作爲理工大學，增加了社會科學，目的是打造中國模式，講好中國故事。“清華對吳強做的事情，我認爲，對全國都有風向標性質，不僅僅對清華，基本上反映了整個中國對高校的收緊。”
表面上，吳強和清華大學的恩怨交織了房屋和人事糾紛。但是夏明以曾經在復旦大學求學和任職的經歷說明，“中國有影響力的大學，永遠面臨被中共有選擇的控制，對非常活躍的有影響力的跟國際有學術聯繫的學者，監視、打招呼，最後重錘落下迫害，都是最重的。”
警察干涉學術研究
現年54歲的吳強，是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學博士。在中國高校中最早開設了社會運動的課程。“我入行從臺灣政治開始，在福建社科院臺灣所，當時的研究也遇到了天花板，後來到歐洲上學，讀博士，那個時候興趣開始轉向中國的公民社會、社會運動。”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學術研究曾經過短暫的自由空間，西方學院派的田野調查曾在中國高校的社會學專業成爲主流。接受了西方系統訓練的吳強來到清華後，試圖延續這樣的田野調查，他的研究範疇涉及公民社會、人權，上訪等社會領域。但是這樣的研究卻讓清華大學的主政者對他產生了懷疑。
吳強研究社會運動，需要經常和警察打交道，因爲很多數據被公安部門掌握。本來警察也是社會運動中經常出現的角色，“社會運動的研究，就像這幾天看到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抗議，這是典型的最新的社會運動，所有社會運動中都伴隨着警察的暴力、警察的介入。”
當吳強需要到現場獲得第一手資料，警察開始出現並且干擾他的研究。吳強說，2003年之後，警察越來越公開地干涉學術，“這方面的材料越來越難拿到了”。他來到外地調研，警察獲得信息，會對他進行各種干擾，例如去賓館查房，“在調查中，直接被警察盯梢了。半夜三更住旅館的時候被檢查了，甚至被驅逐出特定的城市。都遇到過。”
令他匪夷所思的是，出於維穩政治的需要，警察和公安越來越廣泛地出現在各類社會事件中，“公安部門的術語規定了我的研究範圍，叫做羣體性事件，國內的學術研究實際被公安規定了範圍。爲維穩服務了。我也拿不到公安系統掌握的數據，所謂羣體性事件的規模、分佈、大小。他們對我也是懷疑的，涉及到我在清華政治學的學術上的定位，最後把我解聘、趕走，公安在裏面扮演的角色是決定性的。”
吳強的遭遇並非孤立。另一位研究者於建嶸曾經長期關注上訪者，在北京宋莊專門租了一個院子，打開院門，歡迎上訪者提供案例。由於警察出面阻止和干擾，於建嶸很難進行研究。後來無疾而終。
夏明曾在復旦大學執教。他說：“中國這些主要的高校，都是被國安、公安、政保，還有總參等等，都是滲透和控制非常緊的。”
大學裏的思想警察
比起警察更可怕的是大學裏的思想警察。吳強多次因社會運動調查被警察警告，再報告給學校，他的研究因此遭到學校的不滿，逐漸演變成學術上的矛盾。
“學校和教育部把我召回來，類似岳飛被九塊金牌召回來。好幾次這樣。”吳強說。
警察的警告讓清華大學不勝其煩。開始主動阻止他的調研，進而干涉他的研究方向。“我就發現在國內做田野調查越來越困難。經常是跟系主任報備時，直接就被勸阻了。遇到事前被勸阻，被學術帶頭人、系主任勸阻，這是更經常遇到的。甚至多次勸告我，我的研究方法要調整，不要再做田野調查，要做二手的研究，別人做了你再去加工。在我的第二個聘期開始以後，系主任直接提出這樣的建議。實際上這是一個重大的對於學術理論和學術自由兩方面的干預。暗示這在中國是行不通的，至少在清華是行不通的。”
這樣的衝突多了，吳強想要開展的研究無法順利完成，開始懷疑自己的決定，“當初回國爲了什麼？”
警察和大學聯手對於他的學術研究進行干涉，在2014年達到了高潮。
2014年香港發生佔中抗議。吳強一直關注事態發展，買好機票準備去現場。結果他的購票信息被公安立刻監控和掌握。
“清華大學的保衛部對我進行人身的限制，當時我買了到香港的機票，當天晚上，在清華宿舍24小時有人站崗。第二天早上我要出門，學校保衛處幾十個人把我團團控制，把我押送到學院的會議室。”
記者向清華大學有關部門發去電子郵件採訪求證，截止發稿前未得到回應。
中國學術的大倒退
夏明早年在復旦大學求學和任教。在參與了八九年的六四運動之後，離開中國。他評價說，當今中國的高校，面臨一個學術體系上的大倒退，“以前八十年代的校長負責制全部坍塌。讓位給黨委書記負責制。黨委書記一手遮天，在高校系統中，利用意識形態的回潮，建立了各種緊跟形勢的中心和研究所，可以說是黃鐘盡棄。”
以意識形態和政治安全爲目的，對於學術上的審查正在中國高校普遍上演。一批滿懷抱負訓練有素的學者被迫退出歷史舞臺。
一位沒透露身份的清華大學老師告訴本臺：近幾年，清華大學對堅持表達社會批判的教師進行打壓。如剝奪了公開批評習近平的許章潤的退休金、強制敢於批評當政者的郭於華退休並且限制出境。
浙江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趙鼎新今年3月也發表了一封公開辭職信，稱其被排擠出院系決策圈，否定他主持社會學系期間的工作。這封辭職信在網絡上同樣被廣爲傳播。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趙鼎新曾表示，“國內的學術研究依然缺乏一種專業感”。而他按照美式學術標準植入中國大學的管理辦法， “就不可避免地會與某些既定製度和規則產生摩擦”。
夏明說，“追求真理的學者，要麼遭到解聘，公開的迫害，要麼進行自我的審查，許多學者基本不發聲，尤其是習近平上來以來，‘七個不講’以後，又有中央九號文件，很多學者進行自我審查，這是個普遍的現象。”
夏明表示，高校對學者的打壓和迫害採用了各種手段，“對有名的學者進行迫害，打棍子、戴帽子、穿小鞋，用一切辦法，無論衣食住行，房子、獎金、出國、排課，在不同校園教學，都可以穿小鞋，這些迫害基本上見怪不驚。”
被監控的生活
吳強堅持自己的學術標準，不入譜系，是系裏唯一的非黨員，逐漸邊緣化。現在他發現，自己成爲了當權者眼中的麻煩製造者和異己分子。
作爲敏感人物，他的出行都受到了監控。“15年我的解聘本身，公安局、公安部的意見，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因爲我跟外交官和外國記者接觸很多。北京的警察限制我進入北京的使館區。我會被人臉識別出來，變成雞飛狗跳。然後在下一個路口就被檢查身份證，被勸阻，過了十分鐘可能就會接到國保的電話，讓我不要在那邊了。10年前，我做田野調查，兩三天才被勸阻，現在只要10分鐘！連跟外國人正常交流都變成一個危險的事情，儘管我沒有掌握什麼機密。他們的體制是高度敏感的。”
吳強認爲，從2015年至今，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他仍以各種形式發表、出版了有關中國的“建築工人的階級狀況”和“人權政治”等研究成果和文集，堅持在國際媒體撰寫專欄評論，“因爲任何一個誠實的知識分子都知道，中國不能僅有一種聲音，知識分子也不能臨終纔打破沉默。”
吳強憂心忡忡地說，社會運動本質是流動的，但是中國現狀是一潭死水，政治安全完全凌駕於一切之上。“現在沒有正常的田野調查，只有表演式的，學術研究看不到，從上到下都是表演式的。就像新冠疫情三年期間，以小區爲單位，以社區爲單位，到縣、市、省，所有的對內對外，都是分裂的、封閉的，真相被割裂在碎片當中。隔離，纔是正在中國發生的、在我身上所發生的。”
吳強試圖運用自己的專業去穿越隔離和壁壘，卻發現陷入了更大的一張網中。
轉載自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