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的第一個夜晚我在萊依莎(Raissa Orlowa)和列夫‧科培列夫（Lew Kopelew）這對夫婦那個寬敞而黯淡的屋子裡唱歌。索爾尼辛的小說《第一層地獄》裡面那位名叫列夫•魯賓(Lew Rubin)的文學人物其實就是寫的他，在書中這位日耳曼學者，是個專門解讀重組碎片化語言的天才。
我的小型音樂會至少有四十位聽眾來參加，也包括當時那代人中最受歡迎的女詩人貝拉‧阿赫馬杜莉娜(Bella Achmadulina)，一位奇妙的女學者，跟她相配的是西伯利亞的葉圖先科。這位女士看起來像沙皇時代將軍的窈窕女兒，那個女孩於1916年在聖彼得堡與布爾什維克合作。她隨身總帶著一個小小的香水炸彈和化妝粉盒，為的是要向沙皇尼古拉二世發動誘惑攻勢。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托爾斯泰這些名字和俄國知識界人士都聚集在這異議份子的密室沙龍中！這個夜晚在聽者閃光的眼神下，我唱了一大堆自己的歌。列夫的天才讓我感到驚訝。當我唱出自己的歌時，他先全程聽完，然後幾乎就能背誦下來，之後隨口就為其他人精準地翻譯成俄文。他夢幻般地從容處理文字。阿克斯約諾夫開玩笑地問：「沃爾夫，你怎麼對我們這裡知道得這麼清楚？」大家都笑了。東歐陣營裡的人們都浸淫在紅色專制體制裡，其中基本的問題我們都同樣地十分熟悉，我們同屬於一個政治大家庭啊。
這個異議份子們的歡樂高潮突然被打斷了。優雅的貝拉猛然地像一個香水小炸彈一樣爆發了，她的狂怒就如在舞台上那樣戲劇化。這位嬌小的女子閃電般變成如藝術裡復仇女神的化身。列夫跳起來把她拉到走廊上，努力勸說她，我卻一句也聽不懂。當她終於喘著氣平靜下來並且去化妝間時，列夫告訴我她發怒攻擊的原因：「你知道嗎，親愛的沃爾夫，我們的貝拉就是如此…」她不懂德語，卻不能忍受一個德國人在詩歌裡，使用歌德、席勒的典雅語言來戲弄當下骯髒的政治，使用那些令人厭惡的字眼，如社會主義、合作社、公社、黨、人民警察、共產主義、史塔西、東德和那個骯髒的詞——「同志」。
貝拉妝點好重新歸坐以後，列夫為這個多彩的小集會導航了一個詩意的出遊。他每句話都同時以德語和俄語說出，他向貝拉和眾人解釋，我的歌詞的妙處，就在於它們具有現時意義。人類永遠圍繞著的主題不外乎是愛情、仇恨、背叛、忠實、勇敢和對死亡的恐懼，所有這些人類永恆崇高的問題在我的詩歌裡都被最低級的題材所逼退了，這是德國當代詩歌的特色！「親愛的貝拉，沃爾夫不懼怕面對瞬間的醜陋，我們這裡也有這樣的人才啊，想想威索茲基(Wysozki)吧。」這位女詩人已經平靜下來，板著臉聆聽，但是她並不服氣好人科培列夫的話。我有點不安地繼續唱，輕輕唱了一首愛情歌「巨大的鼓舞」，裡面的一段：
我的愛人，我的美人兒／用你溫暖的臂膀／在無數寒夜帶來的寒氣中／擁攬著我／那些政治和殺戮／啊 我的心病了／
我又唱了那首很受歡迎的「鼓舞」：「你，別讓自己變硬／在這硬碰硬的時代…」這時我預期的成功終於來到。貝拉興高采烈地跳起來，回應道：「現在我要獻給來自柏林的客人我的『巴托羅繆之夜』(Die Bartholomäusnacht)。」顯然大家都知道這首詩，面色凝重起來。列夫在我耳旁悄聲地把她的詞句用德語譯出。女詩人戲劇化而悲聲地朗誦那首關於1572年巴黎那場「浴血婚禮」的特寫場景。巴黎一個胡格諾騰家族的屋子里，死人，死人，一個接一個。這篇冗長的詩歌，每個新的段落都在描述大屠殺的狂歡。突然單調的恐怖中斷了，隨之而來的最後一節，有著意想不到的亮點，十分簡潔：「這首詩是一個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人寫的。」句點，收尾，結束了。我想，請看吧，尊貴的貝拉夫人，妳在政治方面不也是跟我一樣殘酷嗎？只不過是偽裝隱藏在浪漫的俄羅斯普希金服飾裡！
這就是莫斯科，我站在蘇聯世界強權中心知識份子的邊緣。那時候我想，終於能親眼看見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根本不需要資產階級社會說的那樣，必須具備一些先決的基本富足條件。跟這些經歷了幻滅的異議份子在一起，不論是窈窕的貝拉、寬厚的列夫、尖銳的薩夏、感情豐沛的布拉特、勇敢的米許卡，我感到被理解、被認同、被保護。他們都從斯大林時代存活過來，就像我這個被共產主義傷害的孩子一樣。他們不要跟著馬克思和列寧來拯救人類，只願意做一個勇敢忠誠的人。但我還需要一些累積學習經驗的年頭，需要一些人和命運的撥弄，直到我真正明白，從那時候我就走在正道上，要做一個忠實的共產主義的背叛者，一個勇敢的叛逆者。
當我從這次觀光旅遊返回東柏林時，我明白了一些新的事物。自從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教訓以來，我了解到我們的命運是由老大哥來決定的，只有那個獨裁的權力中心能主宰一切。我期盼著每隻燕子的瞅瞅聲，每股溫暖的拂面清風，等待莫斯科春天的到來。
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他們放行我去莫斯科，難道他們真的沒有發覺嗎？一直到二十年之後，我在開放的史塔西檔案裡找到了答案：安全部的同志們對我的莫斯科之旅從頭到尾都全在掌握之中。他們不但容忍，甚至還故意促成此事。在東德的刑法裡有一條惡名昭彰的一零六橡皮條款，對象是「反對國家的仇恨言論」。凡是對國務委員會主席烏布利希發怒抱怨，對「反法西斯保衛牆」口出怨言，批評現實社會主義法治，都足夠把人送進牢裡。我又認識了新的一條：跟反對國家的仇恨言論同罪的還有第一零八條：「反國家罪，反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說反對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特別是老大哥蘇聯。我的旅行使我罪加一等。為了讓第一零八條的罪名加到我頭上來，當局就故意對我放行。很清楚的是，史塔西並沒有控制權或決定權，無論對錯，它只是去扮演它正式的角色——黨的劍與盾。至於劍要刺向誰、什麼時候、怎樣去做，則完全取決於統一社會黨，或是黨的領導高層及總書記個人。
一九七一年昂納克取代了烏布利希，成為統一社會黨的首腦。於是昂納克就從掌握短暫的權力，變成掌握到更加短暫的最高權力了。我從一九六五年十一中全會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過他的夫人馬格特。我再沒去找過這位曾經是哈勒市早期共產黨人的孩子談過話，我們話都說完了，我們彼此成了階級敵人了。我的外婆茉伊梅很傷心，但是她站在我這邊。當老人家最後一次到東德來看我時，她得手腳並用爬上樓梯，非常緩慢卻毫無怨言。她的聽力已經很壞了，所以說話總是很大聲。外婆用她那十足的薩克森方言說了一句很棒的話：「孩子，現在共產黨人分成一等、二等和三等。俺是第三等，但俺沃爾夫是一等。」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