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醫生福爾克‧波里克(Volker Böricke)散佈比爾曼詩歌而入獄
我那些敵視國家的歌曲，效果應當逐漸收緊，但卻繼續發酵。非法複製的錄音帶和詩歌集在學生、士兵、學徒甚至黨和國家的機構裡擴散。愈來愈多東德各地的青年人來我這裡取經，尋求指導和鼓勵，有讚美也有批評，人們希望獲得幫助。許多權貴的叛逆第二代，從自己家庭內部就辨認出這個制度的虛偽性，他們並不在乎，拜訪了叛逆份子比爾曼，自己就會上黑名單。一九七六年五月來了一個德萊斯頓的女眼科醫生。我並不認識她，她從別處打聽到我的電話號碼。她既憤怒又無助，在我這裡哭訴自己的一大堆苦難。她說她的兒子僅僅因為一首比爾曼的詩就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在華沙公約國的軍隊入侵捷克的六年之後，也就是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她的兒子，二十七歲德萊斯頓的眼科醫生，抄寫了我於布拉格之春時節寫的那首鼓舞打氣的詩「布拉格的巴黎公社」，福爾克‧波里克(Volker Böricke)用複寫紙在打字機裡打了兩遍，每一遍做了五份，然後在街上和高等醫學教育學院裡散發。他蓄意要讓德萊斯頓的臣民在政治上也張開眼睛。波里克在艾森納荷附近的威廉塔爾的民防營地擔任營地醫師，在這裡他必須照料五百名女學生，他以這樣的行為來影響學生。
民主德國的青年男子都有義務服兵役，在唸大學期間被徵召服役。女生則要去民防營地，在那裡軍事訓練變化成為民防, 女學生在二年級時必須接受這種訓練。民防的營地就如軍營一般有很嚴格的軍事管理，學習急救和疏散措施這些操作。每天十二個小時的訓練，包括戴著防毒面具和穿著原子生化武器防護服裝行軍，每日有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這位青年醫師不僅對於那裏的衛生和醫療狀況不滿，也對那普魯士風格的儀式感到憤怒。
他只不過在德萊斯頓和這個陰沈沈的「無知之谷」散發了十張小傳單而已。這個易北河岸的城市和周遭地區，只能收視到東德的電波信息，收不到西方的電視和廣播，因而被嘲笑得了「無知之谷」的稱號。我當初歡呼布拉格之春，寫了「在布拉格巴黎公社還存在」這首歌，卻讓這年輕人付出沈重的代價。
史塔西的搜捕隊熱心地在尋找獵物，他們不知疲倦，獵犬般嗅得罪犯的蹤跡。他們當時並沒有那麼容易地抓到波里克。這青年醫師到後來才被歸納為嫌疑人物，通過頭髮和指印的鑑別，他們把他識別出來。他「作案」的大半年之後，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三日那天被捕。直到同年的十一月六日在沒有公開審判的情況下，宣判了他的刑期。他被判三年半徒刑，罪名是法律第一零六條和一零八條，仇視國家的煽動行為，另外罪加一等，是煽動仇視社會主義兄弟國。他的打字機和小衛星牌汽車都按例被當作「做案工具」沒收了。
西德用錢贖出東德政治犯
從一九六二年起，在東西德之間發展出一樁悄無聲息的德國內部的人頭交易。東德的囚犯被西德買出來，這對雙方都有好處：用錢交換形象。在此人頭交易中，東德為每個人放出去的人，平均可從西德那邊收費四萬馬克。 視市場行情，學術界人士要高幾倍。西方以此來炫耀自己是人道救星。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律師伏格爾都是這樁德國內部交易的主要牽線人。從七十年代開始他正式掛牌為「國家主席埃里希‧昂納克人權事務專員」。一般情形下，這人口販子坐著他的奔馳轎車陪伴送貨，把坐在巴士上對方買下來的「犯人」，一直送到聯邦德國的邊境。之前在一個無人區停下來，伏格爾走到犯人的巴士上，開始例行的講話。他警告這些被買走的人要保持沈默，別讓西方的醜聞和謊言媒體寫出惡意的報導，以致破壞未來這種人道輸出犯人的事業。一九六四 至一九八九年之間這條德國內部的交易線上有將近三萬四千名政治犯被買了下來。這筆錢是東德國民經濟的一項固定收入。這些賺來的西方貨幣，其中一部分於東德人民來說是受益的： 用它換來進口的香蕉、橙子和稀有的世界市場的舶來品，給大牆後面的百姓弄來美味的食物，這叫做「更加滿足我們人民的需要」。
人民所有制的公司急需這些硬貨幣來購買西方的特殊技術。史塔西本身也需要購買新的竊聽設備，還要支付那些隱藏在資本主義地區的「鬥士們」，支付那些史塔西派往西方國家的正式僱員們的薪水和辦公費用。
獄中受折磨也不肯屈服
犯人波里克也應當於一九七六年賣到聯邦德國來。但是這個頑固的傢伙在獄中拒絕在放棄民主德國公民身分的欄目裡簽字。 這個兩米高的大個子並不傲慢，人很溫和，是個勇敢的小人物。他堅持只要在東德境內被釋放，這是意想不到的一個例子，很不尋常的挑釁。上面的官員受到雙重的損失，比得不到 人頭費更糟糕的是，這樣頑固堅持要留下來的態度，造成了令人不安的模仿效應。獄方把這犟仔送進潮濕的地下室去修理他二十一天。民主德國的監獄標準是這樣的：硬板床，薄軍毯，中午是沒有油水的溫水湯，裡面飄著兩根麵條，乾麵包。甜點是這句話：「波里克先生，這裡可不是豪華酒店！」當我從他母親口中聽到波里克所受到的「特殊待遇」，我再次感到自己有多麼幸運。
接受了二十一天的教訓之後，犯人可以返回牢房一天，吃到正常的牢飯。然而這次的特殊待遇顯然並沒有讓年輕的醫師學乖，他又整整三星期被關進一個更為嚴峻的地方，又冷、又黑並要忍受飢餓。在法庭宣判刑期時，波里克母親告訴我，她被允許出席聆聽，但是在宣讀判刑的罪狀時，她卻不能在場。她的兒子瘦得只剩下五十公斤。她說：「我了解我的孩子，福爾克是不會讓步的。」這個母親向我求救，我雖然沒什麼法子，卻依然答應會幫助她。
比爾曼奔走營救波里克
一九七四年聯邦德國剛巧在我家對面設立了大使館。那兒的「聯邦德國常駐民主德國代表」有時候會到我這兒來轉轉。他只需要穿越漢諾威大街就到我這兒了。他很興奮地告訴我，東德官方邀請高級外交官到雪爾福海德公園去狩獵。我先給客人唱了幾首新歌，然後跟這位新鄰居申訴波里克犯人所受到的折磨，希望他能夠出手幫助。民主德國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在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協議上簽署了，這是有關人權保障的法案，但是這位外交官也沒法幫忙。
一年之前，我為了另一件類似的案子到過伏格爾律師事務所找過他。他那時向我解釋：「你我包括第三者都沒法子…只有國家能辦到。最好公眾界別介入，靜悄悄地對受害者最有利」。伏格爾知道他應當要求什麼。我說：「你做的事可能是幫助你的顧客，但是從國家這方面來說，那是販賣人口。」沒想到他冷冷地說：「是的。」伏格爾律師靠販賣犯人到西方去來賺錢過活，我靠寫詩過日子，人們留在東德，我才能靠保障演出協會付費給我。我的一首詩裡的這句：「我最想離開，又最想留下」是一種矛盾，我們都生活在這種進退維谷之中，用辯證法可以這樣說：兩樣都最喜歡－逃跑和留下。談話到最後，伏格爾笑著說：「比爾曼先生，你和我兩人也許是最不想到西方去的人。」他對自己的笑話還笑個不停。
我能為波里克做什麼呢？我考慮去「自首」。不管怎麼說，我才是寫詩的人啊。我決定以一種所謂投訴的形式給總檢察官約瑟夫‧史台特寫信。按照這裡的特定投訴法規，收到這種公民的上報投訴，官方有義務要給予答復，
最遲必須在四個星期之內做出決定。於是我在我的愛莉卡打字機上敲打了下面的信：
尊敬的總檢察官先生，
一九七五年三月三日德萊斯頓的青年醫師福爾克‧波里克被捕，於同年十一月六日在一個不對外開放的庭審中被判決三年徒刑。這個判決是基於當事者的一件行為，按照民主德國憲法第二十七條（言論自由權）這種行為不可能構成犯罪…這項判決最終是違反社會主義法治的，如果你考慮到，我是這首被定罪的詩歌的原作者，在一九六八年該詩就在我的書裡《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舌頭》出版了。至今我也沒有因此受到法律的懲戒。
我寫信給你，請求你立即釋放福爾克‧波里克。請你將本信看作是一項投訴，我在此要求取消對福爾克‧波里克的判決。如果總檢察官先生認為福爾克‧波里克的判決是對的，他必須繼續坐滿尚餘的兩年六個月刑期的話，那麼我就公開要求你，開啟對我的刑法起訴。這樣一來， 就可以弄清楚，到底我的詩歌在民主德國散播是不是違法的。
向你致敬
沃爾夫‧比爾曼
險些遭史塔西飛車暗殺
約瑟夫‧史台特曾經在集中營裡待過，具有一個老共產黨人的聲望。我打算親自把信送去，這樣也可以嘗試要求跟這位高幹面談。在電話簿裡查到了總檢察院的地址，還真方便，就在離我不遠，我所熟悉的科茲區。我開著車去，就像平常一樣，後面總有輛史塔西的車子跟著。我看見三個人坐在一輛奔馳車上，車子有東柏林的號碼，對這種跟蹤我早已習以為常。那封信就擱在我旁邊的座位上，我開得很慢，一邊尋找第三十四號。看到了這個政府建築，一座帝國時代留下來、靠著施普雷河的花崗岩巨無霸。沒有路人，船塢壩 也沒人，沒有大卡車，沒有騎自行車的，前無車，後無人，這裡就是圍牆後面死亡線上的一條死巷子。我隨意把車停在馬路右邊，街對面的高處就掛著我要去的機構的牌子： 總檢察院。我熄了火，拿著信，打開車門。當我向街上跨出才半步時，這一瞬間，那輛灰色的奔馳衝向我，離得這麼近，把我夾克都掀翻起來了。如果我再往前十公分，不，三公分，那麼我就會被輾成肉餅了。
我驚恐地倒在地上，由於處在一種興奮狀態，我根本就忘記了那個四輪的鐵罐子，看到的只是史塔西那輛階級敵人產品屁股後的煞車燈，有點像好萊塢警匪電影裡那樣，開上拱著背的馬歇爾橋，往布蘭登堡城門的方向飛馳過去。
在開車的短短間時裡，我想好在干預檢察院時要使用一些比較重的字眼，比如借用席勒的《唐卡洛斯》的話語：「先生，開放思想自由吧！」然而我現在用左手緊緊抓住車門，因恐懼而全身冷汗淋漓像個破布袋。右手握拳抓著揉皺了的信放在方向盤上。我慢慢撐起來，穿過馬路，推開沈重的大門，走進前面一個黑黑的屋子，走到門房那裏。坐在玻璃窗後面的是個穿制服的男人，我把弄皺了的信遞進去，然後像一個聾啞的信使走回我的蘇聯牌的汽車。
我像一個喝了酒卻沒有駕駛執照的生手，以節奏性的慢速度開車出城。往格林海德的路只有四十公里，我卻花了很長時間，內心不斷翻騰著。我終於到達了哈弗曼在博格瓦爾街的那座平房。我的朋友手中拿著一杯酒，正饒有興味地坐在屋後的陽台上。他替我從廚房裡拿出一個酒杯，問道：「有什麼新的情況嗎？」
我好似從地獄裡逃出來一般回答道：「呃，羅伯特，他們…剛才要…殺我!」這個愛說笑的老傢伙把我的話當成笑話，笑著說：「嘿嘿，怎麼了！沃爾夫，發生什麼了？」我急不可待簡短地敘述先前發生的事：「你想想，羅伯特，如果我下車再早兩秒鐘，他們就把我碾成碎塊肉餅了。這種飛快的速度躲都躲不掉。你說，我現在要怎麼辦？」羅伯特給兩人添了酒，我們碰了杯。他開口說了兩句讓我記住的話：「第一，你別把這次奔馳的事情告訴別人，大家本來就已經怕得要命了。第二，你今後要更加當心了！」如此這般，此事就告一個段落。看吧，這就是我最好的朋友羅伯特‧哈弗曼：友善、冷靜、無畏。不論在私生活還是在政治上，他都絕對不會驚慌失措。
犟仔年輕醫生終於得救
一個月之後我收到一封來自德萊斯頓的信。波里克的母親給約瑟夫‧史台特寫信請求他的援助，她把副本寄給了我。由於我發給奧林普的信渺無音信，我就緊追著再次發了一封也許無用卻含有威脅性的信，此信是通過郵局寄出的。在信中我向檢察官說明，我曾經提交給總檢察院的申訴沒有得到回答，這是不合法的。我持保留的態度，是為了不要妨礙當事者母親向當局提出要求釋放她的兒子。噢，天可憐見，這個不正義的野獸王國中的老鼠洞啊，我們的進攻終於取得了成效。由於懼怕西方媒體報導這樣的醜聞，年輕的醫生得救了。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他被釋放了，並且是按照他所要求的方式釋放的，波里克仍然留在他又愛又恨的故鄉。他的故事說明，一個特殊性格的人在一個極權國家生存，本身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對個人來說非常危險，對當權者來說是麻煩而頭疼的事。
未完待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