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常常有驚人的雷同之處；筆者謹將上世紀大東亞共榮圈與本世紀一帶一路視為比較對象，期能拋磚引玉。
一，歷史背景
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佩裏以槍炮相逼，打開日本國門，徹底改變了日本歷史發展的進程；如此國辱，極大地激發了日本民族勵精圖治的雄心壯志，以夷為師成為當時日本開明人士的共識。明治維新使日本在東方率先實現了國家的現代化，並迅速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日本儼然成為亞洲唯一可與歐美列強相提並論的發達國家。明治維新也給軍國主義者提供了豐沃的社會土壤，為日後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埋下隱患。
日本於甲午戰爭一敗中國、日俄戰爭二敗沙俄，打破了天朝、白種人不可戰勝的神話；日本明治天皇睦仁，成為近代日本崛起和富強的代名詞；大和民族的地緣政治野心開始膨脹，民族心理變得狂妄、自負，民族主義情緒在日本漸成風尚；新興的日本法西斯主義席卷日本列島，一發而不可收，日本民眾僅有民間（即不穿軍裝的）法西斯與軍隊法西斯之別。
1978年，鄧小平毅然實施戰略轉變，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鄧小平向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和發達經濟體開放大門，美國資本源源不斷流入中國；中國搭美國主導的國際經貿秩序的便車，胼手胝足取得巨大的經濟成果，迅速脫貧致富，令全球刮目相看；中國因而恃富而驕，民族心理變得狂妄、自負，民族主義情緒在中國漸成風尚,毫不掩飾坐二望一的戰略野心；習近平主席上台後，將江胡時代的“與國際規則接軌”轉變一百八十度為“改寫國際規則”、“推出中國方案”，企圖用巨額財富買通世界；中國迅速崛起的影響力為西方始料未及，奧巴馬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人想制定國際貿易的規則；而中國官媒亦敲鑼打鼓，直言不諱：中國想當全球化的新領軍者。二，最高統治者
日本最高統治者昭和天皇裕仁（1901—1989）是大正天皇之子、明治天皇之孫；中國最高統治者習近平主席（1953——）是鄧小平的相隔江澤民、胡錦濤的政治曾孫。裕仁因血統登基，習近平以半是血統、半是韜光養晦的中國特色方式接班。
1912年，明治天皇駕崩，裕仁只有11歲；1997年，鄧小平逝世，習近平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也就是說，裕仁、習近平並未進入明治天皇、鄧小平總設計師的政治視野 ；昭和天皇、習近平主席都是坐享其成的幸運者；昭和天皇繼承明治維新之後蒸蒸日上的國運勢頭，虎視四方；習近平主席則繼承幾十年改革開放特別是胡溫時期積累的龐大家底，顧盼自豪。
昭和天皇、習近平主席上台前皆低調行事；昭和天皇上台前以嗜愛生物分類學聞名，登基後一飛沖天，發動侵華戰爭、參與法西斯侵略戰爭。
習近平主席上台前暗藏韜略，猶如官場隱形人；登基後一鳴驚人，發動另類反腐，樹立最高權威。
昭和天皇、習近平主席皆非掀天揭地的大政治家，同屬庸中佼佼；昭和天皇、習近平主席均無留學、定居海外的人生閱歷，缺乏恢宏的國際戰略思維；昭和天皇、習近平主席又自視甚高，急於突破既定的國際秩序，立志完成明治天皇、毛澤東、鄧小平都無法完成的蓋世功業；
昭和天皇、習近平主席何其幸運，分別從弱智的大正天皇、荏弱的胡錦濤主席手中接掌最高權力；昭和天皇、習近平主席又何其不幸，分別與身殘志堅的羅斯福總統、老而彌堅的川普總統狹路相逢，這兩位美國總統是歷史老人為昭和天皇、習近平主席量身定制的克星；這正應了一句西諺：有愷撒，就有布魯塔斯。
昭和天皇享有無上權威；東條英機在戰後東京審判中作證“任何臣民忤逆天皇的決定、任何政策在天皇的反對下推行都是不可想象的”；
習近平主席經過自我塑造，成為與毛澤東比肩的最高領袖，大權獨攬；昭和天皇、習近平主席一意孤行，而日中兩國的政治體制亦無有效的糾錯機制。
三，大東亞共榮圈與一帶一路都是合乎歷史邏輯的後果、不乏歷史的合理性
如同美國總統門羅倡導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大東亞共榮圈與一帶一路的實質是倡導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大東亞共榮圈與一帶一路都是合乎歷史邏輯的後果、不乏歷史的合理性；當年的日本與現今的中國均為既存國際秩序的勇敢的挑戰者，兩者之間具有彰明較著的可比性。
20世紀30年代，民主陣營對法西斯國家采取綏靖政策；1938年，近衛聲明以 “東亞新秩序”為政治理想，繼而與德意結為軍事同盟，構建可以肆行南進的外部環境。此時，整個亞洲只有中國、日本和泰國尚能保持國家獨立，其他地區完全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北一輝、 石原莞爾等人倡言改變日本與西方列強的關系，鼓吹日本要出頭、要當頭；於是，日本扶植的民族解放運動先後在荷屬東印度（印尼）、英屬緬甸、法屬印度支那等地爆發。
1940年5月，德國閃電襲擊西歐，法國、英國、荷蘭等國相繼潰敗，南洋一帶成為防務薄弱的無主地帶；日本立即入侵法屬印度支那及南洋地區，一度打得英美潰不成軍，實現成吉思汗之後黃種人對白種人取得的最顯赫的軍事勝利； 大東亞共榮圈的範圍因之擴張到包括法屬印度支那、泰國、緬甸、馬來亞、菲律賓、荷屬東印度（印尼）等的廣袤地域 。
日本複制西方殖民擴張的模式，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並以此反抗西方主導的亞洲政治經濟秩序。
昭和天皇以日本為中心，用刺刀創建大東亞共榮圈，在事實上結束了白種人在東南亞多國及印尼的殖民統治，日本成為東亞區域的霸主。
幾十年來，美國因戰略誤判對華采取姑息政策，使中國的政經實力日益劇增。
習近平主席以中國為中心，揮霍金錢開拓用漢唐盛世古老商道命名的一帶一路；產能輸出為其表，地緣擴張為其裏；習近平主席財大氣粗，面向問題國家、落後經濟體大撒幣，儼若趙公元帥；習近平主席以撒錢為手段，以傳“中國聲音”、推“中國方案”為目的。
中國不甘於為WTO、APEC、RCEP之牛尾，習近平主席便自創一帶一路為雞首；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可能讓中國為頭，習近平主席便自創亞投行，穩坐第一把交椅；自立山頭、另搞一套。
習近平主席發明“對外開放戰略2.0版本”的“世界大戰略”，在歐亞大陸的地緣夾縫鶴立雞群；習近平主席繼承具有2000多年歷史的古絲綢之路精神，力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覆興（東北亞、東南亞諸國曾經長達千年奉中國為宗主國）。
就地理位置而言，大東亞共榮圈與一帶一路大部重合；二者皆以東亞、東南亞、中亞為主體，區別僅僅在於一帶一路以中國為核心，偏向中亞，而大東亞共榮圈以日、中、“滿”為核心，偏向東南亞；這是因為中日兩國相對地理位置不同，中國為大陸國家、日本為海洋國家而已，而地理選擇背後的戰略動機卻基本相似。
大東亞共榮圈標榜中日“滿”是“相互提攜”、“互助連環”的經濟共同體，而東南亞和南中國海是資源供給地區和能源通道所在；這與一帶一路的內部分工大體相似；而且，大東亞共榮圈與一帶一路的宣傳詞藻也頗為相似，日本政府宣稱“共存共榮”、“解放殖民地、相互尊重彼此獨立”；中國政府宣稱和諧共存、互利普惠、振興亞洲、“不干涉內政”、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兩相對比，一帶一路較大東亞共榮圈有很大不足：日本尚有同盟國德意，日本奇襲珍珠港後，德國即向美國宣戰；而環顧天下，中國只有一個準盟友巴基斯坦；然巴基斯坦絕不可能為了中國與美國反目。
昭和天皇的日本湧現一批法西斯理論家北一輝、 石原莞爾等，在理論上訴諸“國際正義論”，要求領土和資源的再分配，並打出黃種人反抗白種人的種族革命的堂皇旗號，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而習近平主席的中國疏於理論建設，只得勉用馬克思主義新瓶，填裝漢唐盛世的舊酒；牽強附會，難以自圓其說。一路一帶、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和黃金期貨、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綜合治理、全球頂層總設計、中國制造2025等等提法唯恐天下不知，遂打草驚蛇，引起美國的高度警覺。
習近平主席推行一路一帶，長期對東盟、澳洲、日本、韓國、台灣、俄羅斯等國保持貿易逆差，目的是想把這些國家地區吸納到中國經濟圈，超越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取而代之。
四，輕估美國
昭和天皇、習近平主席創立大東亞共榮圈、一路一帶，所依恃的民族心態極為相似。明治維新初期，日本人對西方懷有敬佩、傾慕的心態,甚而至於主動為佩裏樹像以示尊崇；物極必反，日本崛起後，因輕估美國竟發動史無前例的偷襲珍珠港事件，挑起太平洋戰爭。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普遍存在崇洋媚外的心態，人人以擁有海外關系為榮；物極必反，中國崛起後，一變成為天朝至上的暴發戶虛驕心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風靡朝野，在“厲害了，我的國”的叫囂聲中，中國對西方從一個潛在的威脅者轉變為一個明面上的對抗者；粗糙煽情的大國崛起論、中國超美論、新強國論相繼出籠；環球時報更是狺狺狂叫，要將中美貿易戰打成“太平洋上一道天塹”、打成新的“三八線”、打成“第二次抗美援朝”……云云。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乾脆直截了當地宣布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已經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
嗚呼，胡鞍鋼者，糊塗誤國之鞍鋼也！
昭和天皇的日本，因輕估美國付出幾乎亡國滅種的慘痛代價；習近平主席的中國因輕估美國又將如何？
五，結局
孟德斯鳩有句名言：最殘酷的暴政，就是在法制和正義的幌子下實行的暴政。
昭和天皇發動擴張性的戰爭、實施壓迫性的殖民統治，手段殘暴，人神共憤。
清代戲曲家孔尚任所作《桃花扇》中有一段唱詞：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昭和天皇倡導的大東亞共榮圈終因日本戰敗而灰飛煙滅；習近平主席倡導的一帶一路的結局如何，尚待歷史老人給出答案。
*這是2018年的一篇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