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產主義信仰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夾縫中徘徊
在西方世界的這些年，我總感覺自己生活在東西方冷戰的無人之地。民主制度的酸甜苦辣我都嘗遍了。我有一個野心，即使在西方過日子，我也不要靠我的詩歌去舔拭東德的舊傷口來過活。東德的獨裁黨統治著人民，已經病入膏肓，看來即便通過改革也不能痊癒。我背棄了民主德國，但是在西德我還是希望做我父親的兒子，繼續忠於共產主義宗教。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 我在政治角逐場上依然保持這樣的態度：我們！我們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昂納克、史塔西的米爾克、和後斯大林主義的布里茲涅夫都是反共產主義者！那些大佬們把共產主義烏托邦出賣了。我母親有時候嘆息：「沃爾夫，基督徒比我們幸福啊。」我不同意說：「艾瑪啊，你不會爬到十字架底下去吧！」「不是的呀！但是基督徒感到迷惑時，可以依靠他們親愛的上帝，可是我們呢？」「對，我們這種人，這是我們的命運，我們的痛和我們值得驕傲的苦難。」
恰恰是我們這種反對派會攀附著共產主義不放，我們痛恨斯大林份子，所以喜歡漢娜‧阿倫德(Hannah Arendt)關於極權主義的理論：斯大林跟希特勒一樣。這兩人到底誰殺死的人更多，並不是最關鍵的問題。一般人最恨的是離自己最近的人，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在絕望中，有時候覺得父親是比較幸運的，因為他是被死對頭的納粹殺害在集中營裡，而不是被自己的同志消滅在古拉格中。
希特勒跟斯大林一樣？說對也不對。納粹種族主義粗糙的意識形態，不帶有哪怕一絲一毫人性的餘溫，納粹的靈魂從不會被歐仁•德拉克拉瓦畫筆下的自由女神所繫絆。非常反諷的是，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始終是晦暗無光的，今日的新納粹也如此：一群粗暴、野蠻的貨色，大腦簡單。但是我們自己人的錯誤，幹的壞事，犯下的罪行卻使我憂心而深惡痛絕。我努力不讓自己沈淪在西方世界炫麗的自由和富足社會的舒適生活中，對於資產階級民主社會裡的資本主義，我還是很嚴厲地批評。我在東西方世界裡，保持著左派浪漫主義等距離的平衡。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將我從相信共產主義既真又善的錯覺中拉出來的，居然是一個青年納粹份子和一個老左派叛徒。
一名青年納粹似是而非的論調
有一天，我坐在開往多特蒙特滿載乘客的二等火車廂裡，在該市我有一場音樂會。我對面坐著一個年輕人，他跟我聊天：「比爾曼先生，你是共產黨人，我是國家社會主義信徒，其實我們是同路人。反正咱倆都是社會主義，我就是比較多一點國家的成分，我更多維護我們德國人的利益一點。你卻是國際性的，共產國際，是吧…」其他四名乘客不可避免地成為我們談話的聽眾。我立即反駁說，六百萬猶太人和吉卜賽人都被納粹殺害了。這些事這名對手青年自然都是耳熟能詳的，他很有耐性地說：「迫害猶太人當然是希特勒的錯誤，非常嚴重的錯誤，這也導致了我們最後得不到勝利。如果希特勒將猶太人同化了的話，」這位聰明的青年納粹接著說：「那他們就會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軍中勇敢地對抗俄國人…迫害猶太人是個錯誤，是個悲劇性的錯誤。但是誰都會犯錯的啊。再大的錯也能改正，如果最後能夠明白…我能理解美國那些有影響力的猶太人，他們抱著復仇的心理，對華盛頓政府施壓，讓美國對德國宣戰。其實老美並沒有這種計劃，你知道，美國人啊…日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偷襲珍珠港後，邱吉爾施壓，那時候半個歐洲都被德國佔領了。希特勒很想建立一個在德國領導之下的統一歐洲。現在的歐洲經濟聯盟不是也在經濟上一統了嗎？」
我闡釋納粹的罪行，對共產主義卻還抱有幻想
我許久都沒聽過這麼一堆既聰明又弱智的狂言了。我努力地從他滔滔的話語中插嘴打斷他，最後我終於開始反駁，他也靜靜地聽：「所有的政治口號像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自由主義或民主制度的含義都需要在他們的名義下進行實際的推演。所以這些政治的口號和概念都會發生兌變，這樣它們就失去了原本的純粹性，它們原初本真的意義往往很諷刺地變成恰恰相反的內涵。對於我父親來說，他是猶太人，是反法西斯的鬥士，被納粹殺害了，但是他始終認為 『共產主義』是神聖的。斯大林跟希特勒是一丘之貉，我父親若活著，也會以鐵鎚和鐮刀來殺斯大林的。一切意識形態理論都有著不同的偉大意義，在政治鬥爭的過程中，為了維護或改變既有權力，這些理念也會變形。只有在以人性或反人性的實踐當中，才能體現它真正的意義。什麼是『大我』，這總是由掌握權力的人來決定，『解放，獲得自由』是一個恰當的口號，但並不一定適用。因為自由、解放、啟蒙，甚至人道主義這些名詞的真正意義也會起變化的。」我一口氣對這名納粹青年說了這麼一段有點火藥味的話，他啞口無言。
由於火車聲很響，我在車廂中提高聲調：「經過十二年對希特勒三呼萬歲的歲月，事實上證明國家社會主義就是在自己國家中，屠殺異議份子、系統地殺害猶太人和吉卜賽人，對其他民族進行侵略戰爭、鎮壓少數民族、剝削戰俘勞動力。打劫許多別國、集體軍隊化、無所不在的謊言宣傳、極權式地愚民、野蠻對付百姓，這是犯下反人類的罪行。」好似一個啞劇演員，我觀察著這個小眾對這場舌戰的面部表情，然後只好拿出吉他來收場。
音樂會的舉辦人站在月台上等候，接了我去赴會。演出之前，在更衣室裡我想著自己那激情的獨白，發覺到一個怪事：我的那番演講其實可以直接對自己講。我的腦子靈光一閃，時至今日，誰還自稱為共產主義份子，那他就自認為是個善良、正直、比別人更好的共產主義者了。一個好的納粹份子也犯有同樣的錯誤，他認為屠殺猶太人是錯的，在下一次極權體制再度對活人進行動物實驗時，他也知道應當避免。
共產主義叛徒斯培貝爾一語驚醒夢中人
不久之後，我去巴黎聖母院附近盧森堡公園旁側，拜訪那位著名的共產主義叛徒、小說家和心理學家馬內斯‧斯培貝爾（Manès Sperber）。他聽過我的歌，我也讀了他的三部曲《大海中的一滴淚》。他知道我的故事以及我被驅逐出國後，在東德掀起的抗議浪潮。他太太燕卡在準備晚餐，我倆單獨談天。他說：「你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經歷如此不尋常，孩提時經歷了納粹，然後在東德被禁，又被驅趕出境，你應當寫自己的傳記。我問：「現在寫嗎？」他答：「別在只剩最後一口氣時寫，應當在自己還能從中學習到新東西時就著筆。」
接著斯爾培貝用他那把大鉗子，把我口裡最糟糕的政治爛牙給拔了出來。那顆牙老早就爛得發炎化膿，直接通過骨頭進攻我的大腦。他像個好牙醫，先給我打麻藥針：他讚美我的詩與歌，這真令人舒服。我為他彈吉他，有時跟著和聲，笑著一起唱。然後他說：「你為什麼還說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天下不可能有一個善良正直的共產黨人。你最好的歌裡早就已經得到認知了，你應當拿出勇氣來，跟共產主義一刀兩斷。你想想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 的例子，再想想我這一生從猶太人群居的地方轉換到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最後還是跟童年的信仰決裂了。」
斯培貝爾在三十年代的時候就跟共產主義決裂了，因此他在巴黎有兩個關係緊密的死對頭：作為猶太人，第一個死敵是蓋世太保，第二，作為背棄共產主義的前共產黨人會受到法國共產國際裡，斯大林的殺手的威脅。他接著說：「誰真的是共產黨人，那麼在流血的慘敗教訓之後，應當放棄膚淺的希望，別以為社會主義能以天堂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當幾百萬人被殺害之後，就必須跟共產主義決裂。你應當有勇氣像自己的詩歌那樣大膽，你應當接受並且自認為是個叛徒。擺脫歧路，並不是丟人的背叛，這是需要勇氣的。當你和自己的歌曲間距離愈來愈大時，那麼譏諷嘲弄就會變成無可挽救的絕望。一個勇敢的反叛者也會墮落成一個投降的革命家。」
我掙脫感性鎖鏈，跟共產主義信仰徹底決裂
我有點迷惑地說道：「我的老朋友羅伯特‧哈弗曼跟我想的一樣，我們是真正的共產主義信徒…」他打斷我說：「在政治思想史上，哈弗曼算什麼？有個哈弗曼主義嗎？」「也沒有斯培貝爾主義啊，不是嗎？沒有共產主義的烏托邦，那麼布洛赫的希望原則也就滅亡了」我小聲地說。「希望不能成為哲學的原則，」他反駁道：「布洛赫的希望原則是他的商標，他可以跟其他的哲學販子一樣，在集市上將它當作思想商品來推銷 。我反對的不是對希望的堅定信念，而是明確地拒絕軟弱，也就是抵制放棄主義。」
他還真是對的，我聽從了這位長者的話。我相信他指的是，我的頭腦早已明白，但是我的內心還不願承認。為何如此？是我兒時帶來的、對那永遠年輕的父親的崇拜。另外還有一個也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我早早地告別共產主義，那麼就會失去最強有力的武器－即時的批評。我費了很大的努力才跟共產主義決裂，最終回到一種開放的心態，一種有益的憂鬱，這並不是一種無力的悲傷。憂鬱並不是一種浪漫的放棄，而是人內心裡一種生動的，介於理性的懷疑和希望之間的矛盾，這兩者必須平衡，不可出於怠惰而偏向於某一方。一九八三年並不僅是我放棄了孩提以來的共產主義信仰的重要年代， 還有另外的事發生了，這真是一個命運轉折的一年。
未完待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