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四十年間，嚴歌苓這個名字就因為一部部長短篇小說、劇本等作品而為中國，甚至全球華語世界的讀者所熟悉。但2022年初起，這個名字突然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上成為敏感詞，她的新書出版受阻，原本的合作項目被叫停，導演張藝謀根據她的小說《陸犯焉識》改編的電影《一秒鐘》也被要求不再標註她的貢獻署名。如果說過去四十年間，嚴歌苓得以勉強避開了政治審查的紅線的話，當今中國社會的種種荒腔走板顯然也讓她越來越難以保持沉默。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襲中國，曾遭警方訓誡的吹哨人李文亮醫生最終染疫身亡。她寫下《借唐琬三字：瞞，瞞，瞞》，直指政府隱瞞真相的習慣作為。2022年初，北京冬奧會炫耀大國崛起之際，徐州豐縣一名被拴在鐵鏈上的八孩母親震驚中外輿論。她發表文章《母親啊，母親》，喊出心痛與憤怒。她與中國政治審查制度原本微妙的平衡自此在無法維繫。嚴歌苓一方面借影片《一秒鐘》的國際發行維護自己的署名權，抗議中國審查制度在海外延申，另一方面與丈夫王樂仁在柏林成立出版社——新歌傳媒有限公司，並於2023年出版她首部不需要政治審查的長篇小說《米拉蒂》。嚴歌苓與丈夫王樂仁先生接受本台採訪，談了這段與中國審查制度的交手經歷。
與審查制度決裂
法廣：嚴歌苓女士，您是一位多產作家。今年剛剛出版了新書«米拉蒂»。這本書不僅是您第一次不需要面對政治審查的作品，而且也是您首次自己出版，這也就意味着需要自己營銷。能不能談一談，這兩個“第一次”對您這次寫作是否有什麼影響？在這樣的一個新條件下寫作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嗎？
嚴歌苓：這是一部非常長的作品，有35萬字。我在開始寫的時候並不知道我之後會被封殺。我就這麼開始寫了。我認為我特別應該寫這本書，特別是看到這兩年中國局勢和政治形勢的這種緊縮，讓我感覺到八十年代我們當時的那種生活和我們當時的那種希望，好像那種夢想實現的感覺實際上是一個幻想。現在我覺得那十年是多麼的可貴，多麼的不可重複！所以感到很悲哀。這部長篇小說有為它和我自己的青春唱一首輓歌的意思。
法廣：如果是輓歌，那等於就是說八十年代初的那種夢想已經破滅了。
嚴歌苓：我說的是整個民族的感覺。
法廣：具體指什麼呢？
嚴歌苓：具體指改革開放啊，思想解放啊，人的自由啊，人性啊，這些都是在八十年代變成了正面意思的。
法廣：從八十年代到現在，前後差不多四十年的時間，您能夠感覺到這個自由的這個空間在不斷地在縮小，是嗎？
嚴歌苓：尤其是近十年，咱們說得（更明確）一點吧。
法廣：十年可以說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您已經感覺到創作自由的環境在變得越來越小。但是您還是在2022年的時候，為豐縣“鐵鏈女”發聲，寫了“母親啊，母親”這篇文章。 也是在這次鐵鏈女事件之後，您在中國被全網封殺。在此之前，在（新冠）疫情初期，您還針對中國政府掩蓋疫情，造成嚴重後果，寫了一篇文章：“借唐琬三字：瞞，瞞，瞞”。您對中國環境下的審查制度應該是有一種很清楚的認識，但您為什麼當時還是寫下了這些文字呢？
嚴歌苓：正因為我知道我才寫的呀！我要反抗 ! 我要決裂 ! 這是我主動（這樣做）的。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寫了這篇“瞞，瞞，瞞”會有什麼後果。我知道所有的嚴重後果，所以我才這麼乾的：不就是不在中國市場賺錢了嗎？不就是被他們封殺了嗎？So what（那又怎樣）！
“寫一個勇敢的作家應該寫的作品”
法廣：中國的審查制度實際上一直存在。您這些年主要是在國外生活，無論是在美國也好，在德國也好，都有非常自由的空間。但是您的作品在這之前，主要是面對中國大陸的社群，而他們是在一個有高度管控的空間中的讀者。您在寫作的過程中是不是也會面對一種撕扯：一邊是很自由的空間，但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不自由的讀者環境？
嚴歌苓：我是不考慮不自由的，因為我知道我的讀者都在大陸，而且審查制度也在大陸，審查制度決定着出版社能出到什麼尺度。所以我是一邊寫一邊在想：這個作品會不會出版？寫«第九個寡婦»的時候，我就開始想：這部作品也許不會出版。但是不會出版，我寫不寫？我還是要寫！我認為，有些書可能現在出版不了，過幾年，過十年，過二十年，它一定會被出版。或者我生前出版不了，我死後也會被出版。 因為我認為這是部好作品，好題材。我不是為了一定要出版寫的。我覺得我很幸運，已經把這些我認為可能出版不了的作品出版了，而且獲得這麼大的閱讀量！我覺得我非常幸運，覺得我簡直應該意外驚喜了，為我之前所獲得的那些不管是財富也好，讀者的喜愛也好。我已經覺得非常的驚喜。如今終於被封殺了，這倒反而是我有所預料的。
法廣：也就是說，寫作對於您來說，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謀生手段，而是真的是要表達自己對社會、對生活的一種看法，一種觀察……
嚴歌苓：對。我們早已經走出了要為五鬥米折腰的這種生活了。我的先生他當外交官，我們衣食無憂。我為什麼要考慮那麼多呢？！寫«第九個寡婦»的時候，我們當時在尼日利亞，我先生在那裡擔任外交官。我就覺得，我既然無後顧之憂了，為什麼不去寫一個勇敢的作家應該寫的作品？！
法廣：您在為“鐵鏈女”發聲和寫那篇“瞞，瞞，瞞”的時候，您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在為公共事務發聲。您怎麼看一個作家和這種社會擔當兩者之間的關係？
嚴歌苓：我只是覺得我可能是一個忍耐力比較小的人吧。我看到這種不公，看到這種慘劇，我心裡痛！我要來喊痛！那麼我在喊痛的同時，可能放進了很多我的思考。但是這首先是一個很感性的反應。作家本身是一個很感性的人，很易感的人。在這種時候，你看到這樣一個被鐵鏈拴着的女人，你看到武漢人當時在那樣的慘境下面，你不覺得痛嗎？我覺得很痛。這些文章都是我用文字來喊痛的一些反應。這還不夠知識分子的那種分量。那麼以後，我覺得我還會這樣（做）的，因為我希望所有的作家都能夠不要怕犧牲。其實我也犧牲了。我犧牲了我每年在中國國內這麼高的收入。人們常說：人為財死。不！我先把自己財路斷掉了！我覺得我已經做出我所能夠犧牲的所有犧牲了。 我不可能去挺着胸膛去喊：向我開炮吧，對不對？！
版權爭議：“民主國家不應該接受侵犯個人權利的作為”
嚴歌苓的丈夫王樂仁曾是美國外交官。面對嚴歌苓在中國遭遇的封殺，尤其是嚴歌苓的名字被從導演張藝謀的影片《一秒鐘》的貢獻署名中刪除，高聲抗議這種對作家權益的侵犯，尤其是信奉民主與法制的社會對這種侵權行為的聽之任之。
法廣：作為一個在西方的政治、文化、社會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人，您怎麼看嚴歌苓中文寫作在政治審查中的這種掙紮呢？
王樂仁：我的國家的傳統是自由表達，是藝術的自由，所以我覺得，審查是不應該的。藝術家應該發揮他的作用，應該可以比較自由地表達，說出真實的情況和他自己的看法。
法廣：嚴歌苓作品最近遇到版權的問題。尤其是«陸犯焉識»這本書。張藝謀把它改編成電影«歸來»之後，又在這個基礎上拍了第二部電影：«一秒鐘»。在這第二部影片中，嚴歌苓的名字被要求刪掉。您覺得嚴歌苓的版權沒有受到尊重，努力地和嚴歌苓一道去申辯。 您在談到這種剝奪作者權益行為的時候，想到了1989年六四的時候的坦克人。您為什麼覺得這種剝奪作者版權的行為這麼嚴重呢？
王樂仁：這是由一封信引起的。一個主要的製片公司的高管在來信里威脅嚴歌苓，說我們就嚴歌苓版權問題寫信給那些外國的電影發行公司，影響了他們的影片在國際上發行……我聽了當然很高興，因為我就是要影響在國外的發行，我要讓他們知道這件事，以便做出改正。但是那封來信說，如果嚴歌苓繼續這樣做，那”本公司““迫不得已”，要通知廣電局來採取行動等等。這類話不能不讓我想起八九六四時的坦克人：那些坦克代表着一種國家權力，而那個人，手裡只有一個買菜的包，感覺他很孤單。是信里那種很大的威脅，讓我想到了坦克人。
法廣：就是：一方赤手空拳，但是面對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
王樂仁：是。
法廣：您幫助嚴歌苓為剝奪版權而申辯。言論審查其實在中國長期存在，大多數的作家或藝術家都選擇了沉默，或者選擇在國外出版，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打不贏的戰鬥。但是您好像一定要打出一個所以然，打出一個是非曲直。您為什麼這麼堅持？
王樂仁：那我就先來講一個故事。記得早幾年以前，我在電視上看了一部電影，是一個發生在南部鄉下的暗殺事件。這是一個真實故事。由Johnny Cash和Andy Griffith扮演主要角色。講的是一個縣裡的地方老大，他控制着縣裡面的一切。一天，他和他的同伴在另外一個縣的森林殺了一個人。案發地的警察非常認真，案件上了法庭。影片很大一部分時間是在法庭上對質。這是一次完美的犯罪，被告只做錯了一件事，就是案件發生在這個警察管轄的縣……我講這個故事是想說：在中國（面對這樣的行為），我們沒有辦法，很難克服它，只得接受。可是在國外，在有民主、法制的國家，我們也願意接受這樣的情況嗎？財產和署名權也是人權的一部分。我們可以不接受，可以抗議。所以我們抗議了。
法廣：這種抗議最後還是取得了一點成果……
王樂仁：取得的成功有限，好像通過媒體的效果比通過律師效果更大。當然，律師走法律程序就會比較慢，而且對方也有律師，也可以拖延。但最後還是能提高大家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有一些文章發表，提到了一些電影在中國被改編了，或被限制了，同時也提到嚴歌苓版權問題。尤其是我們的法國律師，他們找到具體證據，說明«一秒鐘»確實是根據嚴歌苓的作品改編的。在百度百科上， «陸犯焉識»條目中，作者寫着嚴歌苓。但«陸犯焉識»這本書啟發了張藝謀的«歸來»和«一秒鐘»，一清二楚，而且也得到官方的批准。負責影片在各國的發行執照的大發行公司沒有回復我們。但是我們的律師發現，這家發行公司後來的發行影片中，不再有«一秒鐘»。取消了！我不知道具體發生什麼事。很可能是這家公司認為對方撒謊了，給公司惹來了麻煩，這個合同就結束了。可能是這麼回事。我也是猜。
法廣：實際上您是希望通過這次經歷，讓大家知明白一個道理，就是在中國，我們沒有辦法改變審查現實，但是西方民主國家不應該接受這種不民主，侵犯個人權利的作為……
王樂仁：這種迫害，希望在中國也不存在。可是我們難道還要進口這種對一個藝術家的迫害嗎？這是不應該的。可以選擇不接受，可以選擇抗議，所以我們就選擇了抗議。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