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行台灣，發現唐詩宋詞台灣人是朗朗上口，中華文化在台灣得到傳承。而更令人驚喜的是，台灣人特別喜歡我們的四川大詩人蘇東坡的詩，短短幾天的台灣遊，已多次聽到台灣人，有政府官員、大學教授，還有民間新興宗教傳道人吟誦蘇東坡的詩詞。蘇東坡的詩歌表達的豐沛情感和達觀的人生哲理都很契合台灣人的心裡，因此在台灣特別受到推崇。台灣畫家詩人作家蔣勳還曾以「為什麼人人都愛蘇東坡」作為演講題目。
儘管蘇東坡與現代四川人隔了近千年的時空，作為四川人還是頗為驕傲的。自古以來，源自我們四川的天神級別的詩人甚多，除了蘇東坡，還有司馬相如、李白、以及與四川頗有淵源，可以算半個四川人的杜甫。不過離當今四川人最近的著名文人郭沫若除外，雖然郭沫若文名顯著，有詩人之稱，但在中國連不懂詩的人都對他的打油詩斥之以鼻，引為為笑談。論及人品，四川人頗瞧不起這位老鄉，所以郭沫若不算。
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的巔峰，出了許多傳名千古的偉大詩人，巔峰之上的巔峰，可能公認是李白和杜甫，所謂「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自我懂事，開始讀書識字後，中文教科書最多就是李白杜甫的詩。蘇東坡固然偉大，但我印象中，其偉大無論如何都要排在李杜這兩座巔峰之後。在眾多大詩人中，台灣人如此崇尚蘇東坡，對我來說，還是有點意外的。
在台灣人人都愛蘇東坡，原因可能很多，我想其中之一可能與台灣社會狀態和台灣人的心理有關。
李白杜甫生活在「烽火連天日，家書抵萬金」的動盪不安時代，兩人都遭受過巨大的社會變故，詩詞帶有那個苦難時代很強的烙印，只是李杜面對痛苦現實的方式不同。有道家出世思想的李白寄情於脫離現實的仙人世界，與他當下的世界有很強的疏離感。杜甫則直面人世苦難，一直憂國憂民，愁眉苦臉的時候多，快樂輕鬆的時候少。
杜甫寓居四川成都浣花溪畔4年，留下的故居，即成都杜甫草堂是成都名勝，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時代長去而且非常熟悉的地方。每年舊歷新年初七為人日，這一天，成都人都有遊杜甫草堂的習俗，清代詩人有形容此習俗的詩句「錦水春風公佔却，草堂人日我歸來」。我對杜甫自然很崇拜，不過一直懷疑中學教科書必選的杜甫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描述的八月秋高怒風捲走屋上千重茅的情節是杜撰虛構出來的，杜甫本人未必遭受過這樣的慘況。因為我在成都土生土長，從來沒有見過可以把屋頂上的茅草捆都能刮走，甚至能吹過一條大河（錦江）的大風。成都平原是個沒有強風的地方，一年四季風速都很小，永遠和風細風，甚至靜風無風。因為風小和無風，成都天空的陰霾也似乎永遠吹不散，即或在大太陽天，天空都像是籠罩著一層半透明的水氣罩子，看不清火熱的太陽。因為麗日晴天非常罕見，才會有蜀犬吠日之說。我高中的班主任，是河北保定人，曾抱怨「四川沒有太陽」，文革時學生寫大字報說她攻擊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因為毛主席就是紅太陽在世。
杜甫在中國大陸被標籤為現實主義詩人，但他詩中所說的未必事事為真實，虛構茅屋為秋風所破的慘情，就像用第一人稱寫小說，是要用虛構的情節傳達他想表達的民間疾苦這一主題。
和李杜的際遇不同，蘇東坡生活在兩千年中國歷史一段罕見的沒有戰亂的北宋太平盛世時期，而且宋朝有不殺士大夫即讀書人的規定，知識分子可以無憂無慮過日子，沒有遭遇戰亂家破人亡或會說錯話即人頭落地的恐懼。北宋時候的中國知識份子幸福感應該比歷朝歷代都高。蘇東坡曾因烏臺詩案，坐牢5個月，最後也安然獲釋，一生一世無憂無慮。所以生活在這個時代的蘇東坡，熱愛生活，心境開闊達觀，情感和思想都很健康，除了文學詩詞書畫，他還喜歡美食。他貶官到湖北黃州還發明了一道有名的食譜東坡肉，這道菜至今還在人們的餐桌上。
說到東坡肉，也引起我一段回憶。我父親也喜歡美食。幼年時，有一天他說要帶我去城隍廟旁邊一家餐館吃最美味的東坡肉，我記得這是一煲燉得非常軟爛的豬肘子，我想這應該接近原始的東坡肉，現常見的紅燒東坡肉應該是經後人改良過的精緻版本。
詩歌的文學力量在於能引起讀者共情，即有能引起共鳴的力量。我想大啖豬肉塊的東坡居士生活的社會環境應該也較接近今天的台灣社會。因此在台灣，蘇東坡的詩詞比起李杜更能引人共情，像「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樣詩情畫意的美好祝願，在一個安樂的社會，比一個令人恐懼的社會，自然更容易引人共情，這樣的詩人也自然更受歡迎。
李白、杜甫的詩無疑是頂級好詩，但他們詩中傳達的那種苦難和憂國憂民的情緒或許在經歷國共戰亂的上輩台灣人還能引起一些共鳴，但對於今天生活安康富裕，不虞飛來橫禍的當代台灣人，尤其是小確幸的年輕人，對李杜共情程度就不如蘇東坡的詩詞。即或曾經歷國共內戰的台灣老一輩人，他們後半生也不虞戰亂和貧苦，可安享富裕的晚年生活，心態一定豁達平和，不會憤世嫉俗，對比李杜，蘇東坡的詩詞和他的生活方式自然更能打動他們。「同病相憐」，「飽漢不知餓漢饑」，就是講不同境遇會引發不同程度的共情感。所以在安康富裕的台灣，人人都喜歡蘇東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