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之間的關係會自然地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因此秩序其實是個程度問題。
~哈佛大學榮譽教授 奈伊（Joseph S. Nye）
美國總統川普讓人們對戰後國際秩序的未來走向深感疑慮。在最近的多次演講和聯合國投票中，他的政府與俄羅斯這個曾對其和平鄰邦烏克蘭發動征服戰爭的侵略者站在了一起，他的關稅威脅引發了對長期聯盟和全球貿易體系未來的質疑，而他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做法則削弱了各類應對跨國威脅的合作。
一個美國完全置身事外、以自我為中心的前景對世界秩序有著令人擔憂的影響。不難想像俄羅斯會趁機試圖透過威脅或實際行使武力來主宰歐洲。而即便美國的支持依然重要，歐洲也必須展現更大的團結來為自身防衛提供保障。同時，中國很可能會更加獨斷專行，公開試圖主導週邊鄰國。鄰居們一定都會注意到這一點。
事實上，所有國家都會受到影響，因為國家和其他主要跨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是相互關聯的。國際秩序的基礎是國家間穩定的權力分配、影響行為並使之合法化的各類規範，以及共同運作的機構。特定的國際秩序可以在不產生明顯典範轉移的情況下逐步演變。不過，如果主要大國的國內政治發生了過於激烈的變化，那前面所說的一切都不算數了。
國家之間的關係會自然地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因此秩序其實是個程度問題。在現代國家體系出現前，秩序往往是透過武力和征服強加的，以區域性帝國的形式呈現，例如中國和羅馬（還有其他許多國家）。強大帝國之間戰爭與和平的變動，與其說是規範與制度問題，不如說是地理問題。鄰近的羅馬和帕提亞（今日的伊朗週邊）不時會爆發戰爭，而羅馬、中國和那些中美洲帝國之間則不會。
帝國自身既依賴硬實力，也依賴軟實力。中國透過強而有力的共同行為規範、高度發展的政治體制和互惠互利的經濟利益維繫在一起，羅馬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共和國時期。後羅馬時代的歐洲擁有以教皇制和王朝君主制形式存在的機制和規範，這意味著領土的治理權經常在無需考慮民眾意願的情況下，透過婚姻和家族聯盟發生變更。戰爭往往基於王朝因素發動，但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由於新教的興起、羅馬天主教會內部的分裂以及國家間競爭的加劇，宗教狂熱和地緣政治野心引發了戰爭。
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打破了長期以來維持歐洲均勢的君主制規範和傳統限制。雖然拿破崙在敗退莫斯科後，最終無望建立帝國，但他的軍隊抹除了許多領土疆界，並建立了一些新國家，致使人們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上，首次認真嘗試建立一個現代國家體系。
維也納會議後的「歐洲協調」狀態（Concert of Europe）在隨後幾十年中遭到了一系列破壞，其中最著名的是1848年席捲歐洲大陸的民族主義革命。在這些動盪後，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發動了多場戰爭來統一德國，使之在該地區佔據了強大的中心地位，而這在1878年的柏林會議上得到了體現。俾斯麥透過與俄國結盟建構了一個穩定秩序，直到1890年德皇將其罷免。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有了《凡爾賽條約》和國際聯盟，而後兩者的失敗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隨後成立的聯合國和布雷頓森林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標誌著20世紀最重要的機構建設事件。由於美國是主導者，1945年後的時期被稱為「美國世紀」。 1991年冷戰結束後形成了單極權力分配狀態，世貿組織、國際刑事法院和巴黎氣候協定等機構和體制得以建立或強化。
即使在川普上台前，就有一些分析家認為這一種美國秩序行將終結。二十一世紀帶來了權力分配的另一個變化，通常被描述為亞洲的崛起（或更準確地說是復甦）。 1800年時，亞洲佔據了世界經濟中的最大份額，但在西方工業革命之後逐漸落後。與其他地區一樣，亞洲也遭受了西方軍事和通訊技術所催生的新帝國主義行徑的影響。
如今，亞洲正重拾其作為全球經濟主要產出來源的地位，但該地近期的進步更多是以犧牲歐洲而非美國為代價的。美國在全球GDP的佔比非但沒有下降，反而仍佔據著1/4——與1970年代類似。雖然中國大幅縮減了美國的領先優勢，卻依然沒有在經濟、軍事或結盟方面超越後者。
如果說國際秩序正在被侵蝕，那麼美國的國內政治與中國的崛起同樣都是其成因。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正在進入一個美國衰落的全新時期，或者說川普第二屆政府對美國世紀體制和聯盟的攻擊，將成為另一次週期性衰落。關於這一切，我們可能要等到2029年才知道答案。
轉載自《上報》奈伊 (Joseph S. Nye, Jr.) 是哈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著有回憶錄《美國世紀的生活》（A Lif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
原標題為《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Project Syndic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