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在巴黎洲際酒店-格蘭德（Hotel intercontinental Le Grand Hotel）舉行了「全球追思萬潤南先生——巴黎實體暨視頻連線追思紀念會」。
在世界各國朋友們的心目中，老萬是智者、導師、同仁與摯友，更是一個時代的英杰；老萬的精神、理念、風範與為人，在眾人心中被再次喚醒；老萬的離世，讓所有的朋友都陷入深深的不捨與思念；那熟悉的笑容、那和善的神情，卻已化作永恒的記憶。歲月可以帶走他的身影，卻帶不走那份真情與溫暖，老萬依然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老萬的朋友遍天下，在他的追思會上，與會者眾口一詞地稱道他的才華與為人，讚譽他的美德，稱頌他的人品。那份敬意與思念，匯成了深深的懷念之潮。這不僅是對老萬的追思，哀悼他的離去，更是喚醒記憶與延續他的自由精神與民主事業。
老萬是經濟改革的先行者
每個時代，英杰都有其不同的角色，他們的使命是歷史召喚與賦予的。變革時代，是思想與體制的碰撞。思想更新的速度，總是快於制度更替的步伐。思想來自個體覺醒，是「心」的運動，變化迅速；體制來自群體結構，是「權力與利益」的體系，變化緩慢。老萬就是這個時代產生的英杰，有遠見、有膽識，敢為天下先，敢於開創新局面。在上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年代，經濟領域率先自下而上發生突破。1984年老萬創辦了「四通公司」，引領時代風騷，成為開創中國IT領域民營企業的領軍人物。中國民營企業的崛起和發展，對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重要意義，突破了時代的舊體制框架，刺激與帶動了經濟活力的釋放與發展。
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在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的嚴家祺，是這樣評價老萬的：「中國的專制政治堵塞了通往21世紀信息革命的大門」，「萬潤南走在歷史前面，是在中國第一個引進21世紀信息革命潮流的人。」
法國漢學家、作家瑪麗·侯芷明說：「萬潤南是中國的比爾·蓋茲。」
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人士于大海說：「1989年以前，老萬是成功的企業家，如果他當年對八九民運不聞不問，本來是可以飛黃騰達的。和許多有良知的中國人一樣，老萬挺身站了出來，並為此付出了沈重代價。」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張伯笠甚是佩服老萬，他說：「老萬是天才、成功企業家，當年四通公司的GDP已達10億人民幣。八九民運時，我們是『打架』的，老萬受岳父李昌的委托，是『拉架』的，最後被政府通緝，流亡海外。」
中國著名文學家、電視劇《河殤》總撰搞人蘇曉康說：「沒有八九民運這段歷史，老萬將是中國的『第一首富』。」
老萬點燃了時代的火種
嚴家祺道：「中國還沒有民主，『世紀精神』發生重大轉變，覺醒時代，需要思想家與革命者。」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是一種道德追求，需要個體具備良知和責任感才能實現。
對中國人來說，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它是人類在社會生活中，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界關係的準則，它不是一種孤立的理念，是與當地的文化、倫理和宗教等現象相容相處，是社會實踐的總結和提升，同時又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體現。《周易·系辭下》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論述。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必須在挑戰中完善，在改革中發展。中國的八九民運是一次重大的覺醒與革命。
嚴家祺指出：「萬潤南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通過海外民主運動推進中國民主。」老萬以自身的信念、行動與精神，用生命的熱與光，點燃了時代的火種，照亮了後來者的道路。
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指出：「萬潤南先生離開了我們，但他的精神與我們同在。正如他自己在墓碑上所寫的，推進第五個現代化，血要熱頭腦要冷骨頭要硬。」「現在的中國，在中共幾十年毒化教育下，沒有道德沒有人性冷酷無情，而且已經擴散到了全球的華人社會。在這個正在崩塌的環境下，仍然有一批為了理想而奮鬥的人，在維護著中國的良心。老萬就是這群人之一，是中國的希望。」
于大海說：「1993年7月華盛頓會議失敗，海外民運逐漸形成了民陣、民聯和徐朱的民聯陣三足鼎立的新局面。在這整個過程中，老萬仍然一直以大局為重，不去攻擊徐朱，也不回應他們的攻擊，表現得非常有風度。幾年以後，徐邦泰因為一個貪汙案落荒逃跑，再也不見蹤影了。再過了幾年，朱嘉明表示要重新認識八九民運，拒絕再譴責『六四屠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流亡後的三十多年裡，老萬一直在推動中國的民主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真金不怕烈火煉。老萬的言行證明，他正是一塊不怕烈火煉的真金。」
香港國情專家、香港政黨人民力量前副主席、政治組織前線召集人甄燊港特別提到：「六四後，萬潤南、嚴家祺、吾爾開希、王丹的名字，在香港如雷貫耳，香港人支持中國的民主事業。六四事件屆滿周年前夕，由歐、亞、美3大洲18個新聞單位共同籌辦的廣播船『民主女神號』，船頭有白色的女神雕塑，目的是向中國大陸廣播自由之聲。我在香港建立了『民主女神號』後援會，嚴家祺先生給我們題辭『民主是良知的事業』。萬潤南先生原本可以繼續經營他的IT領域民營企業，但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良知事業，這就是萬先生的偉大之處。萬先生去世了，我們香港人一定會堅持中國的民主事業。這幾天中共召開四中全會，我們可以仿徨，但不會氣餒，不會放棄，我們深信萬先生堅持自由、光明的民主事業一定會實現。
老萬是「人民共和」的典範
民主中國需要領袖人物。老萬具備這樣的基本素養：人格品質、思想境界、能力修養、道德操守、文化底蘊，他對理想、信仰、使命認同而執著，在困境與壓力下堅守原則，不隨波逐流，具有責任擔當。老萬具有溝通與凝聚力，善於傾聽、理解並激發他人的潛能，團結各方力量，形成共識。
孔子曰：「君子固窮，不改其志。」君子即便身處貧困艱難境地，也會堅守自己的志向和品節，不會因為處境險惡而改變自己的道德原則和人生追求。張伯笠讚譽道：「老萬就是這樣的君子，這三十余年來，老萬始終堅守信念，不改初衷。」他還說：「倘若老萬從政，他比當今中國政府所有的總理水平還要高。」
嚴家祺說：「中國近代歷史與法國和西歐有許多相似性，法國有第一共和到第五共和，辛亥革命後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中國的第一共和，1949年的人民共和國，有共和之名，無共和之實。中國也會有第三、第四、第五共和。」
八九學運領袖、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恒青說：「萬學長面對席捲北京高校的學生運動，他選擇站在學生一邊，站在獨裁者的對立面。北京很多高校收到四通公司的捐款、通訊設備和印刷設備，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廣播站也收到了四通捐贈的廣播器材等等。四通的員工、高管有很多捲入了運動，包括萬學長自己。」
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秘書長黃慈萍盛讚道：「萬潤南是典型的江南才子，文思卓越、膽識兼具。他無師自通，即便是複雜的科技尖端和政治問題，他都會以我聽著特別親切的南方口音娓娓道來。在大家心目中，老萬是『全才型人物』，在每一個行業都能領先。而最重要的，是在錯綜複雜的社會尤其是民運圈內，他是一股清流，保持獨立，又避免無聊的紛爭。」
真正的「人民共和」，必須接納民主人士、異議人士，聽取不同聲音，反對的聲音，廣泛地採納和任用社會各界精英和專才，是一種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政治的和平相處、共存和制約，通過內在規律的和諧，達到社會政治生態的平衡。
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異議文人，反對派文人是社會進步、社會穩定的安全閥，是人類進步發展的財富和寶貝。共產黨政府將這些人士、英才，趕出國門，置於冷板凳，甚至投入大獄，將當代的商鞅、王安石們一個個趕出了政治體制擂台。
老萬是中國民運的旗幟
嚴家祺說：「老萬是民陣的旗幟」。三十餘年來，老萬不忘初心、堅定不移，引領人心，成為民陣團隊的燈塔。真正的領袖人物，他的魅力來自於堅定信念、人格力量與藝術智慧。老萬的威望，不是權威的「威」，而是人格的「望」。
八九學運領袖、台灣立法院人權委員會秘書長吾爾開希談到：「我與老萬的認識是在一九八九年，學運的熱潮之中，帶著我去跟北京中關村四通公司與傳奇的萬潤南總裁相會的是另一位我將永遠思念的好友與老師劉曉波。記得那次見面，老萬表達了對我們這些學生一肩挑起歷史發展責任的敬意，表達了四通公司全體對我們的支持，但也沒忘記提醒我，社會角色分工不同，我們各自承擔的任務也會不同。老萬對我們這些年紀輕輕的大學生們表達了衷心的期待，也給出不少有建設性的意見與建議，即使在當時八九年五月份的那種激情熱潮以及來自全世界的熱火朝天的氣氛中，他的一番略顯過於冷靜的意見，也在他誠摯的表達中，讓我感受到儼如來自兄長關懷般的溫暖與睿智。」
八九學運領袖、中國人權執行主任周峰鎖回憶道：「八九學運時，鄧小平、楊尚昆、李鵬等非法宣布戒嚴，當時學生們通過聯絡四通公司的萬潤南，推動了不起的「和平運動」，『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發起了召開緊急「人大會議」，以罷免李鵬總理，來解決當時的憲政危機，而且當時的人大常委超過半數支持行使這一程序，這是開啟憲政的最佳時機。可鄧小平的回答是：軍隊進城之前，不會召開任何會議。鄧是一心想用武力屠殺與鎮壓。倘若當時成功召開「人大會議」，中國完全可以步入民主和平轉型；再則，當時清華學生推動撤出天安門廣場，這背後主要是清華學生與四通公司員工緊密聯絡的結果。這段歷史非常重要，而其中的主要運作人應該是四通公司的萬潤南。」
國際筆會緊急基金會理事、歐洲之聲社長廖天琪回憶道：「認識萬潤南已經30多年了。最早是1989/90之交在台灣的一次聚會上見到他，那時他的聲望如日中天，是眾星捧月的人物。由於他比較沈默，不茍言笑，我誤認為他有點傲慢。
1990年9月民陣在舊金山舉行二大，那時有一幫『反萬派』，在會上對他百般刁難，批評誹謗，很多都是沒有真憑實據的詆毀，老萬面帶微笑，不做任何反駁或自辯，想來因為他身為第一屆秘書長，民陣工作上的許多失誤，如果他不擔下來，矛頭就會指向主席嚴家祺，他這種有勇氣、有胸襟、有擔當的氣度折服了我和眾人，他成功地當選為第二屆的主席。在往後的九十年代，我多次經歷了同樣的情景，更加確認他是個智勇兼備，處處與人為善的厚道之人。從此接近他的人都親切地稱他為『老萬』。」
對筆者來說，老萬凝聚人心的領導力令我深信不疑，對此我是深有感觸的。九十年代初，老萬來我家訪問，與我深入淺出的交談後，鼓勵我積極參與民運工作。
93年秋在德國民陣的特別會議上，齊墨通知我，老萬推薦我進入德國分部理事會。93年底墨爾本民聯六大，齊墨遠洋電話通知我：我已被選入民聯總部任歐洲唯一的總部理事，我當即表示不接受。齊墨說：已經登報公布了，是老萬推薦的，是民陣支援民聯的力量。稍後老萬、吳方城一一來電解釋與說明。墨爾本會議結束，吳方城赴歐洲來我家與我溝通和交流，其中還談到了對老萬人格魅力的佩服。96年，民聯在肯塔基舉行第七屆會議，會前老萬和吳方城都發來了傳真，讓我務必參加這次會議，在通電話時，他們倆明確說希望我出任民聯副主席。當時我剛接手一家餐館，實在不敢接任。後來老萬來我餐館與我長談，談話目的是給我兩年時間，待餐館生意穩定後再歸隊……。
老萬留下的政治遺產
政治遺產，不是碑上的文字，也不是功績的數字，而是留在人民心中的信念，是一種精神，一種方向，一種持續照耀後世的光芒。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縱覽中國》網刊發行人兼主編陳奎德說：「老萬的去世，將給歷史留下一政治事件、也是經濟事件，老萬創建四通公司，開創了中共政體下的民營企業，創立了中國式IT領域的民營企業；老萬是八九民運後民主中國陣線的核心人物，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還是前任中共中紀委書記李昌的女婿。他的一生，留給世人堅定的民主信念與思想、風格與精神影響。」
民主中國陣線前監事會主席蔡崇國說：「老萬是中共體制最害怕的人物，因為老萬善於制定長遠戰略目標，而非只關注眼前現況，有強烈的使命感與責任心。創建民陣的目的：將抗議運動、道德譴責訴求，上升為樹立政治目標的宗旨，建立組織運作與集體行動，帶動全社會的思想體制的改革，或者是革命。變民間百姓的訴求為社會公民的政治運動，這就是老萬的具有洞察時代趨勢的能力，在複雜局勢中把握方向。」
面對三十餘年的中國民運，可能是觀察問題的視角不同，有朋友認為老萬在這一板塊是失敗的。筆者有不同觀點與看法，說三點：
1、我們生活在西方民主國家半世人生，懂得一個簡單的道理：一個健康的政府需要監督與制約，民主國家這樣的監督與制約來自於議會、反對黨、新聞媒體與民間社團等，但中國共產黨黨委是建在人大、各民主黨派、媒體與社團之上的，即沒有這樣的監督與制約。海外民運社團是唯一監督與制約政治組織，不可或缺。
2、三十餘年來，海外民運的存在，始終發揮著反對與制約中共 集團的作用。「八九民運」之前，中國憲法沒有人權意識與概念一說，海外民運在最初十餘年，在與西方民主力量共同努力和推動下，胡溫執政時期，中國首次提出「人權」原則，並寫入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中。在營救與聲援國內民主人士方面，海外民運數十年來不斷的在做營救工作，發動過無數次的呼籲簽名，示威抗議，拜訪各國政府遞交陳情書。從魏京生、王軍濤、王丹、王策、秦永敏、劉曉波、劉霞、胡佳、高智晟、維色，到王炳章、郭飛雄、伊力哈木等，幾乎所有知名的落難異議者，中國海外民運都曾竭力地為他們在國際上發聲，組織營救。
3、中國海外民運處在國際政治的大環境中。八九民運以來，我們所遇到的國際大環境：西方國家希望與中共在經濟上緊密合作，共同發展。美國克林頓總統時期允許中國加入世貿，德國默克爾執政時期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是：「經貿務實，人權務虛」。傳統的來說，民主國家促進中國民主化：一是「和平演變」模式，即在與中國的經濟合作與發展中，通過中國的中產階級壯大，及人民民主參政意識的提高，通過非暴力方式，從威權體制或其他非民主政體過渡到民主制度的過程。這種模式強調通過談判、制度改革、社會共識和漸進式變革來實現政治轉型，避免大規模暴力沖突或社會動蕩。比如：波蘭、韓國、南非、台灣等模式。現在看來這條途徑被中共堵死了。二是「中央集權舊體制的解體」模式，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多重危機下，通過各民族、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瓦解中央政權的方式，最終導致國家分裂與解體。成功案例有前蘇聯崩潰與解體，前南斯拉夫的解體與分裂等模式。這一模式同樣成為「解體中共」的策略與方案，即從政策、政治、經費、國際關係等方面，全方位幫助與支持香港、西藏、新疆等地的獨立運動，這就是國際政治大環境的影響。這與孫中山、毛澤東時期鬧革命，分別得到日本和前蘇聯的支持與幫助大相徑庭。而這幾十年來，中國海外民運顯然被西方民主國家冷遇、或者說疏忽了。
成功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個過程。誠如嚴家祺指出：「……中國也會有第三、第四、第五共和。」這就是過程。
老萬的朋友遍天下
蘇曉康說：「老萬走了，我沒想到他的人緣這麽好。」
民陣總部召集人王國興說：「老萬在其人生的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朋友，每個朋友的心中都有一個不同的老萬。」當一些朋友回憶老萬時，情不自禁、不由自主表達了自己與老萬關係最親近。王國興說：「老萬總讓人覺得在老萬眾多朋友中，自已同老萬關係是最近的。這就是老萬的高明之處。」
其實，這源於老萬人格魅力，智慧靈動。老萬是民運圈的智者前輩，他的身上總是閃耀著一種睿智、親善與魅力的光環，他虛懷若谷、與人為善、敢於擔當。老萬與人談話時總是娓娓道來，話語中不乏閃光的真知灼見。特別可貴的是，他總能在交流時給對方留下空間，令這樣的溝通充滿活力。老萬的威信源自德與才，凝聚力源自善與情。
有詩云：「流水高山心自知」，即：如流水與高山那般的知音之情、志趣之契、信念之堅，不需多言，唯心自知。是人與人之間的知己之情，也是人與自我、人與天地之間的共鳴。誰不會被這樣的共情所感動和吸引？
要說筆者與老萬的關係，也是為他的德才善情所傾倒。其實人的關係往往不是受命令制約，而是受情誼與信任牽引。2008年我參加洛杉磯民運大會，老萬得知後，讓我去舊金山看望他。2014年老萬回到了巴黎，要我去見他，當時我與王策一起去拜訪了他。這些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聯絡、交往與合作。創建歐洲之聲網絡媒體後，老萬、廖天琪和我斷斷續續作了三年「閑話三人行」專欄節目，在台灣的銳傳媒，美國的Yahoo、Yam，及歐洲之聲刊載，贏得了不少好評。
永遠的懷念與傳承
台灣駐歐盟、比利時代表處謝志偉大使傳來書面稿，他寫道：「我們能告慰他在天之靈的最大境界就是以行動告訴他『潤南兄、前輩，您已前仆，吾當後繼！』潤南兄曾創『四通』公司，四通橋為四通公司所捐贈，『萬四通』諒必隱指『萬事通』，潤南兄的人格行誼代表的正是一座四通八達的大橋，落落大方地𠄘擔重任以幫助人們跨過橋下的惡水，正是『萬事若善上若水，千夫所指無疾終。眾志成城中流柱，心有靈犀無師通。』
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主席、英國中國觀察協會理事長王冠儒的發言：「在這個網絡全球連線的追思會上，我們不僅是在緬懷一位逝者，更是在致敬一種精神：敢為人先、追求正義、為了更大的理想而堅守。萬先生的一生，是中國改革開放、民運探索、海外聲音凝聚的一個縮影。……從他身上，我們學到：時代呼喚責任，社會期待行動。」
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顧問黃華說道：「萬潤南先生的一生，是一段中國知識分子從理想到流亡、從風華到孤旅的見證。他出身名校，投身科技與企業，是那個時代改革的象征。然而，當國家的命運滑向專制與壓抑，他沒有隨波逐流，而是選擇了說真話——哪怕代價是自由、故土與安寧。……讓我們以沈默致敬，也以行動紀念。願先生安息於自由的土地，願他生前渴望的那片自由天空，終有一日照耀在中國的大地之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從字面來說，桃樹、李樹雖然不會說話，但因為它們的花朵美麗、果實可口，吸引人們紛紛前來采摘，自然就在樹下踩出了一條小路。意即：一個人只要真誠篤實、品德高尚，就自然能獲得人們的敬仰和信賴，不需要刻意張揚。
老萬雖然離去，但他的美德、他的信念、他的教誨，將在世人心裏種下種子，就會發芽生長，他的精神將永遠傳承下去。
台灣《銳傳媒》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