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經常為人詬病的就是缺乏效率，造成這一事實的根源，在於它經常必須同時面對不同的利益團體和公民意見，又因為領導者或意見領袖行事的侷限，再又創造出和無數種力量的相互連結，每一個試圖要發揮影響力的人，都得在如此複雜的政治體系中找到有限的出路，而每一步又會帶出其他連鎖反應，連鎖反應則導致人們對原本的政治意圖更難預測出結果，到頭來拚死拚活忙半天，得到的甚至有可能比一開始想要解決的問題還糟糕。
從「效率」角度看，民主的確經常看似勞師動眾，眾聲喧嘩下，且少有完全按照誰的劇本走，於是往往必須再透過另一波行動加以修正，鎮日反復未得立竿見影，民眾的「政治冷漠」很大一部分就是這樣來的，對政黨、政客的信任度下滑也成了附帶不可免的現象。問題是，根據曾調查全球（57個國家）上萬人的大型國際研究計畫「世界價值調查」統計，卻發現有高達92%的人仍肯定民主才是治理國家的最佳方式。於是這便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矛盾──人們肯定民主的理念（形式），卻又厭惡民主的現實（無效率是其一）。
就以近幾個月來台灣社會「大罷免」行動為例，自2024年初國會進入朝小野大，到在野結盟強渡法案、刪凍預算，到醞釀出民間反彈，進而發動罷免，到啟動罷免程序一階，直至二階連署，到本月連署截止，所謂「國會僵局」（席次）竟還在原地踏步，因為二階連署之後還需進行罷免投票，罷免投票之後還有補選，無論罷免方、反罷方十幾個月過去還繼續捲在這場政治動員、角力之中，然後無人可預判最終結果。就效率論，這確實可以「曠日廢時」形容。
不過，如果我們轉頭看另一個例子，我們就不難得知何以人們厭惡民主「效率不彰的」的現實，卻又傾心民主模式的心理──看看香港立法會。
2020年11月11日，中國最高立法機構（全國人大）前一刻才發佈決議，稱「香港立法會議員若有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或具有其他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等行為，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議員資格」，下一刻，就馬上有四名香港泛民主派議員遭褫奪議席，緊接著，為抗議人大此舉違反香港《基本法》，其他泛民主派議員則宣布集體辭職以示抗議，並批評這是「香港黑暗的一天」。而這「一天」，不只是形容詞，也是香港議員從「被認定違法」到「被罷免」時間序上遇到的實況。
事實上，自2016年起，中國人大就曾五度對香港《基本法》「釋法」，導致多名「港獨派」議員被裁定宣示就職無效，「DQ」（disqualification／撤銷資格）從此成為香港政治常見用語。相較於香港議員被解職的「效率」，台灣罷免國會議員冗長繁複的程序，確實拖拖拉拉。
但相信，有香港議會的對照，一者，除中共標舉的「一國兩制」再無半點吸引力之外，它實則也反映了民主的真義，即唯有身處民主社會，人民儘管被迫要與複雜的遊戲規則交互糾結，卻也因為這樣的機制，才得以讓人將注意力投入在民意的檢視，而非僅僅受一個至高無上的國家權力所左右，在「沒有簡單的答案」或「萬靈丹」認知下，所有人都必須不斷嘗試、學習和迭代正確和錯誤的選擇，並藉由多管齊下的策略去取得進展，同時對推動變革的限制和力量，做出更全面的理解。
對照香港議員被「DQ」，「台式罷免」縱然表面上紛紛擾擾，但必然台灣民眾會比香港民眾更有機會經歷更具系統性的政治思維，有足夠的時間去解構我們正面臨的政治困境，「曠日廢時的民主遊戲規則」，正是促成這一進程的工具。什麼促成了罷免，為什麼要罷免，罷免對不對，好不好，國會運作良窳，朝野盤算，以及它究竟是為深化民主，還是某種民主脫軌，也都成為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和高度社會政治動員一起並陳的議論話題，縱然罷免方如何義正詞嚴，也沒有任何一名立法委員可以被高效率「DQ」，甚而還有權利出手反制。
政治動盪和不穩定，往往被視為民主國家的典型特徵，民主從來無法保證一定可選出最好的人，也絕非具足了無可爭辯的美德，但卻能同時維護公民參與、自由選舉、法治、問責、代表權等多種元件，並經由付出的代價，提煉出共享的價值觀。香港近在咫尺，一旦把今天的「台式罷免」和昨日的「港式DQ」擺在一起，我們就會清楚看到，所謂「極權的高效體制」，無非只是一種刻意把政治過度簡化的陷阱。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上報》總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