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潤南是我清華大學的學長。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過去七十多年中最自由的時期，也是經濟大發展的起點。那時，敢為天下先的一群人下海經商，為中國逐漸解除思想枷鎖、走市場經濟之路闖出了一片天地，萬潤南是這群人中的佼佼者。他創辦的四通公司是當時最成功的民營企業，萬潤南的名字在那時獨領風騷。
1988年，我是清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我所在的學生社團經常要請些時代先鋒來學校辦講座，派我去四通請萬潤南學長。騎車到中關村丁字路口，來到四通公司二樓萬總的辦公室，對面而坐的萬潤南學長正在讀陳壽的《三國志》。都說他是一名儒商，可見一斑。
萬潤南1984年在北京中關村創立四通公司，主要以生產、銷售電子產品為主。當年，萬潤南等七人用2萬元借款起家，三年後營業額達5個億。1988年有職工700多名，在北京建立了電子元器件、電腦技術等8個專業公司，在上海、長沙、烏魯木齊、深圳等100多個地區建立了分公司、辦事處或經銷機構。
四通是八十年代最成功的創新公司：1984年成立，第二年聯手日本三甲公司開發、設計、創新、制造出第一代中文電腦鍵盤打印機，取代了沿用百年的鉛字機械打印機；一舉帶動了相關技術發展和市場。隨後連續3年，四通年增長率高達330%，震撼了全世界的科技界。 如果沒有1989年的民主運動，今天的四通會如何？萬潤南又會如何？沒人不相信：萬潤南會是中國的數碼王。
然而，面對席卷北京高校的學生運動，萬學長選擇站在學生一邊，站在獨裁者的對立面。北京很多高校收到過四通公司的捐款、通訊設備和印刷設備，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廣播站也收到了四通捐贈的廣播器材等等。四通的員工、高管有很多卷入了運動，包括萬學長自己。
很快，民主運動被鎮壓了。萬學長也從中國政府的座上賓變成了被政府通緝的逃犯，被迫流亡海外，一走就是三十六年。
誠然，一個決定逼迫一個人「被迫流亡」三十余載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面對同樣的時刻，很多人選擇了沈默，還有人選擇與施暴者媾和，從而分一杯羹。而萬潤南學長卻選擇了抗爭，與學生們站在一起、抗爭。
為此他付出了代價——最終只能安葬於巴黎的郊外，無法回到他魂牽夢想的祖國。
奧地利神經學家和精神病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也是「意義療法」的創始人，總結自己在納粹集中營的經歷和多年行醫的研究寫出了一本小書，《活出意義來》。他在書中說，人雖不能免於生物、心理或社會上各種條件限制，但是面對這些限制，人卻保有選擇的自由，自由決定要順服於它或要抵抗……人的首要責任是良知。人是自由的，責任重於自由。人有責任去實現個人生命的獨特意義，此外還要對其他事物負責，不論是社會、人性、全人類或自己。
萬潤南學長在面對利益、名譽、權力時選擇了自由與責任。因為他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同胞得自由，他希望自己的祖國是一個人民做主的國度，他有責任去踐行這個使命。可以說,他是一個大寫的人。這是他自己的選擇，他選擇了一條充滿苦難的不歸路，卻始終無怨無悔。
萬潤南學長是我的榜樣。願學長在天之靈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