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進入肉搏戰，疫情的失控成為民主黨控訴川普的重砲。科學家成了政客的傳聲筒，他們說的話越來越令人感到可疑。美國人「對科學的不信任」從未比現在更嚴重。最新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發表的一篇由哈佛醫學院教授，心臟病專家麗莎·羅森鮑姆（Lisa Rosenbaum）執筆的〈我們如何彌合鴻溝並征服新冠？〉（Tribal Truce — How Can We Bridge the Partisan Divide and Conquer Covid？）指出 : 「反智主義的壓力越來越大，儘管相對獨立於政治意識形態，連專家們也普遍不信任事實。」
缺乏「無黨派專家」的一貫溝通
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表示，除了美國聯邦領導層在對抗新冠大流行幾乎完全失敗外，一個重要問題是缺乏「無黨派專家」的一貫溝通。他回憶說，在2009年H1N1流感流行期間，科學家和公共衛生官員每天與公眾進行交流，並提供無黨派的建議。利普西奇說：「政府不僅將專家邊緣化，而且還積極試圖破壞他們的信譽，進一步造成了混亂和不信任，這是圍繞新冠疫情的許多不確定因素加劇的原因。」
政治立場，左右你要相信的答案
「口罩的崩潰」就是一個例子。麗莎·羅森鮑姆說，美國公眾最初被告知不必戴口罩，大家只是得知醫護人員才需要口罩。這種信息顯然造成了混亂，為什麼口罩可以保護醫護人員而不是其他人呢？人們因為「戴不戴口罩」對衛生當局的產生不信任，對以後他們所說的也就持懷疑態度。儘管大家很快就了解到無症狀傳播的程度相對較高，因此知道例行戴上口罩對病毒遏制的好處，但到那時辯論已政治化，為迅速流行的新冠所對大眾所提出的要求，其科學的意見及靈活性幾乎沒有餘地。羅森鮑姆說 : 「儘管科學推理的標誌是當證據發展時改變主意的能力，在我們污染嚴重的資訊環境中，對話的性質通常會給相反的結果帶來好處，也就是你的預設立場，尤其是政治立場，左右你要相信的答案；換言之，大家對自己希望相信的事下定決心，尋找支持它的證據。因此，回顧一下最初戴口罩時缺乏透明性，這很容易，即使是最精通危機的溝通也能改變結果嗎？可能不是。」
科學變成一筆一筆的生意時……
這種「不信任感」本來是在政治權力多見，但幾十年的保守派認為，人們對科學的不信任感也毫不遜色。當我們看到科學不再只是追求真理這回事兒；而是作為一種生產手段和經濟刺激，變成一筆一筆的生意時，直言之，當科學家們開始研究某些導致經濟成功的技術（例如化石燃料和核能），大家開始發現科學是如何產生有害影響，尤其是對環境產生不利影響造成災難時，由此產生的法規使人們對科學的信任也隨之下降。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家戈登·高查特（Gordon Gauchat）綜合了1974年至2010年的調查數據，發現在受過良好教育的保守主義者中，對科學的信任下降得最多：更高的科學素養使人們能夠發現數據的局限性或利用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
有些人寧願死也不願戴口罩
湯姆·尼科爾斯（Tom Nichols）在他的《專長的死亡》一書中描述了反思想主義，他告訴我，特別是在美國，拒絕科學已經成為個人授權和自主權的代表。「戴不戴口罩」竟然可以成為「相信科學和信任專家」的黨派爭議的一部分，對川普這個不斷增長的自戀男高音，民眾只能發出感嘆。經濟蕭條、戰爭或流行病之類的災難本來應該會增強人們對知識和專業能力的尊重，但科學否定主義的持續存在，改變了大家的思想。有些人寧願死也不願戴口罩。一旦信念與您的個人認同感融合在一起，它們就很難動搖。這種融合也助長了社會學家所謂的「情感極化」：我們當前的政治分歧的特徵不僅在於反對對方的觀點不同，還在於對人民擁護那些觀點的坦率蔑視。
口罩可比作我們最喜歡的運動隊的球衣
社交媒體平台沒有促進觀點交流，反而傾向於在這些分歧上蓬勃發展，並使合理的辯論變得不可能。「談話變得邪惡」、「人們在攻擊我，人們互相攻擊」、「我的留言板被洗版了」網軍會直接告訴你，「你是個白痴」。如果川普一開始就戴上口罩，也許可以避免許多爭議，但人類的本能是「部落」的，這意味著一旦我們選擇一支團隊，就很難轉換。我們可以把口罩比作我們最喜歡的運動隊的球衣。口罩似乎成了左派的制服。
「我感到窒息。我感覺我的氧氣水平正在下降。」不想戴口罩的人非得讓自己產生這樣的感覺不可，這與口罩本身無關，並且與病毒和風險緩解策略無關。大家隨口都可以問，「人們為什麼可以去酒類商店和沃爾瑪，而不能去學校或教堂？」「如果人們可以參加集會，為什麼孩子們不能參加體育運動？」「病毒真的致命嗎？」虛假信息太多了，大家不再知道該信任誰。「醫學界需要拋棄政治以及他們對川普的看法。」但無論如何，經濟災難是最明顯的，或許你不認識死於新冠的任何人，但你知道無數人的生計遭到破壞。甚至連「國泰」這麼老牌的航空公司都要面臨倒閉呢！
提倡停工的專家在疫情中工作反而越來越多
美國的社會階層正在加劇異化。新冠疫情可能使許多已經感到「專家」或「精英」階層不了解自己的，而對「專家」階層更加疏遠。許多科學信徒和無知的民眾一樣，看著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無視專家的忠告，引發了恐怖和憤怒，因為有20萬人喪生是一個事實。CNN的報導說：「想像一下，你是一個用雙手工作的美國人，他是卡車司機或建築工人……而由於社會封鎖，你剛剛失業。當你成為這3600萬失業者中的一員，打開電視只是聽到醫學專家、技術專家、新聞工作者解釋說，『我們必須保持經濟封閉』，這是什麼感覺？」相反的是，這些提倡停工的專家在疫情中不僅有工作，而且由於大流行而對他的工作需求更大。失業者會感到自己一文不值，並感到害怕。如果你設身處地地想一想，你會很難理解為什麼這樣的人會對專家表示懷疑嗎？
經濟復甦取決於病毒的遏制，因此為了保留工作而無視公共衛生建議是不合理的。儘管所有科學交流的基礎都必須是事實，但對本來就不信任科學的人鼓吹科學是愚蠢，可能只會加劇他們對科學更加疏遠。醫學界認識到，在建立信任或改變行為時，羞辱人通常會適得其反。社會崩潰和癱瘓自己的生活時，要以同情和耐心來對待自我毀滅的行為。
新冠的許多公共衛生訊息太缺乏同情心
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朱莉婭·馬庫斯（Julia Marcus）強調有關新冠的許多公共衛生訊息太缺乏同情心。許多新冠消息傳遞「未能意識到期望人們放棄生活的樂趣是多麼不現實。」她說，成功減少傷害需要承擔一定程度的風險。例如，當人們低調地發布大型戶外聚會的照片時，不要一直重複「待在家裡！」人們會想參加聚會，並且戶外活動比室內安全。她指出，畢竟，「健康遠不止於防治冠狀病毒，而是要想辦法幫助人們安全，可持續地生活。」
社會心理學中的大量證據指出，人們對社會規範的反應通常是出於對懲罰或譴責的恐懼。MIT行為科學家David Rand和Erez Yoeli所解釋的那樣，在擁擠的酒吧裡聚會的人，對於那些仍然對預防措施持懷疑態度的人來說，可能只是將這種行為歸一化。這樣的懷疑者可能會想著：如果其他人沒有認真對待病毒，那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表達道德上的不滿仍然起著作用：發出這樣的不滿，可以使人們更加受到同溫層的信任。但是，如果我們都對風險行為大聲疾呼「哭泣要比戴口罩要糟得多」，迎面而來的羞辱可能比「集體福利」來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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