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今天，上午8點15分，美國在日本廣島市投下第一顆原子彈。16小時後，美國總統杜魯門再次敦促日本投降，否則將“迎來前所未見的毀滅之雨”。
8月8日晚，蘇聯根據《雅爾塔協定》、拋開《蘇日中立條約》向日本宣戰，並在9日午夜剛過向日本傀儡政權“偽滿洲國”發動全線進攻。
幾小時後，美國在日本長崎市投下第二顆原子彈。
日本天皇裕仁下令接受同盟國在《波茨坦宣言》中提出的條件。在歷經數日的幕後談判及一次未遂政變後，裕仁於8月15日發表全國廣播，宣布日本向同盟國投降。
值此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筆者對那段歷史進行再次梳理，特別對德日這兩個戰敗國對戰爭罪行的不同反思作了比較和分析，發現並關注到了以前忽略的一些歷史細節，特寫此文以饗讀者。
“宮城事件”
太平洋戰爭接近尾聲之際，日本陸軍中一些少壯派軍官發動政變，控制了宮城（即現在的“皇居”），試圖扭轉局面，史稱“宮城事件”。
1945年炎夏，日本這個國家正走向深淵。成千上萬名士兵陣亡，城市淪為廢墟，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災難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破壞。隨著蘇聯對日宣戰，日本國內要求投降的壓力與日俱增。但在眾多官兵的心中，仍燃燒著不惜一切代價繼續戰鬥的執念。
日本軍政兩界中也有不少人希望繼續戰爭，或至少達成能保全天皇制的有條件投降。但面對前所未有的破壞和民眾的苦難，裕仁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破例親自站到了台前。他在御前會議上表示願意接受盟軍條件，結束戰爭。這番話成為歷史的轉折點，令許多日本帝國軍人為之震驚。
陸軍大臣阿南惟幾（Anami Korechika）陷入兩難：他一方面將繼續抵抗視為維護日本榮譽的唯一途徑，另一方面又視對天皇的忠誠為臣子的義務。與軍內激進分子不同，他不是簡單地拒絕投降，而是希望內閣能再次向盟軍確認投降後皇權維持不變的承諾。
就在這生死攸關之際，發生了一場頗有戲劇性的政變：狂熱的少壯派軍官畑中健二（Hatanaka Kenji）於8月14日夜間率領志同道合的軍官，殺死護衛皇宮的近衛師團長森赳（Mori Takeshi），企圖占領皇宮並阻止天皇投降詔書的廣播播出。他們的目標很明確：用武力迫使政府繼續抵抗。
叛亂者控制皇宮後，畑中等人弄清了《終戰詔書》錄音已經完成的事實。為了找到天皇的錄音膠盤，畑中、古賀等人決定繼續守住皇宮，並命令近衛兵對宮內省展開搜索。但由於近衛師團平日駐守在皇宮外圍，對宮城內部缺乏了解，因此搜索進展緩慢，一時沒找到錄音盤的藏匿處。
為了贏得更多的聲援，政變者到最後一刻都在試圖爭取內閣陸軍大臣阿南惟幾這位關鍵人物的支持，但阿南明白，違逆天皇將導致國家陷入混亂，故多次予以拒絕。由於缺乏陸軍高層和多數軍事指揮官的支持，叛亂者很快陷入孤立。
畑中與另一位同謀最終在二重橋和阪下門之間的草坪上切腹自盡 影視劇照
8月15日淩晨，東部軍管區司令官田中靜壹大將成功進入皇宮，迫使叛軍投降，終結了這場政變。畑中被捕前還與一位同謀一起沿著皇宮四周散發號召繼續抵抗的傳單，最終在二重橋和阪下門之間的草坪上切腹自盡。
正午時分，天皇的聲音通過廣播傳遍全日本。在日本歷史上，普通民眾首次聽到天皇的“玉音”，只不過這“第一次”卻是宣布日本投降，因而震撼極大。一時間，日本上下普天同哀，切腹者眾。
當天傍晚，內心撕裂的阿南惟幾已有赴死的打算。淩晨5時許，阿南切腹自裁，過程非常痛苦。他死前留下兩份遺言：一份以軍人的身份，落款“陸軍大將”，內容為“深受君恩身，無言可遺世”；另一份以閣員的身份，署名“陸軍大臣”，內容為“一死以謝大罪”。
有學者認為，此處的“大罪”既可指“無能以致戰敗之罪”，亦可指“未能對政變加以制止之罪”。鑒於對阿南履歷和個性的判斷，筆者更傾向於認同後者。
這驚心動魄的10小時被日本導演岡本喜八搬上了銀幕，電影片名為“日本最長的一日”，揭示了日本領導層和社會在戰爭末期的深刻分裂。
“女武神行動”
1944年，深陷戰爭泥潭的納粹德國已顯頹勢，盡管宣傳機器仍在鼓噪，但敗局漸明。在這“至暗時刻”，一個以高級軍官為核心的抵抗運動正在計劃推翻希特勒的專制政權，他們的行動代號為”女武神計劃”（Unternahmen Walküre）。
該名取自北歐古老神話中的“女武神”，她負責引領戰死者之靈魂前往英靈殿，以讓他們為了參加末日之戰（諸神之黃昏）做準備。
該計劃最初並非為政變所設計，而是國防軍早在二戰初期就制定的一個應急預案，即，如果戰爭爆發後出現平民暴動、戰俘騷亂或敵方破壞行動等特殊狀況，國內駐防軍將接管關鍵設施並恢覆秩序。
以施陶芬貝格上校（Claus von Stauffenberg）、馮·特雷斯科少將（Henning von Tresckow）和奧爾布里希特上將（Friedrich Olbricht）為核心的軍官團隊，自1943年起巧妙地利用這套業已存在的應急機制，並將其改造為政變計劃的一部分。
他們打算在成功刺殺希特勒後，通過該計劃“名正言順”地接管各軍區的指揮權，瓦解納粹國家機器，特別是黨衛軍、蓋世太保和納粹黨高層的權力，從而推翻納粹統治，終止戰爭災難。
1944年7月15日，施陶芬貝格（左一）與希特勒和德軍總參謀長凱特爾在一起。攝於拉斯滕堡的希特勒大本營“狼穴”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貝格在東普魯士“狼穴”大本營的作戰會議室安放炸彈，實施關鍵一擊。然而刺殺失敗，希特勒僅受輕傷。盡管如此，抵抗者在遲疑之後仍啟動”女武神計劃”，調動駐防軍控制柏林及其他要地，逮捕納粹高官，試圖奪取政權。
但該計劃存在致命缺陷：希特勒幸存的消息引發軍方動搖，柏林部分部隊開始猶豫或選擇效忠元首，短短數小時之內，政變便告瓦解。
政變失敗後，納粹展開血腥清算：包括施陶芬貝格在內的5名參與者在柏林舉事中心“本德勒館”（Bendlerblock，現為德國國防部第二辦公地）的庭院中被就地處決；共有200名參與者被捕和被槍斃，有些則主動或被迫自殺，株連者上千人。
在整個“女武神計劃”中，有一個人物與日本“宮城事件”中的阿南惟幾非常相似，那就是被稱為“沙漠之狐”的德軍元帥埃爾溫·隆美爾（Erwin Rommel）。
他最初對納粹政權保持忠誠，但隨著盟軍諾曼底登陸後戰局的進一步惡化，他對希特勒的領導風格和戰爭策略產生了日益強烈的質疑。後來，隆美爾遭遇空襲重傷住院，也就是說，7月20日刺殺事件前數日他其實已退出前線。但有證據顯示，他至少知曉“女武神計劃”的存在。
與阿南惟幾相同，隆美爾的立場也具有矛盾性：雖非核心策劃者，但他認同推翻希特勒以縮短戰爭的目標，希望通過政權更叠與西方盟軍單獨媾和，從而避免蘇軍占領德國東部。他還計劃開放西線以換取德國不被全面占領，因此抵抗組織賦予其在政變成功後接管西線指揮權的關鍵角色。但隆美爾不同意刺殺手段，更傾向於兵諫拘押的方式。
行動失敗後，隆美爾的結局與阿南惟幾也很相似，之後會有詳敘。
兩個事件的同與不同
·共同點
1.軍事精英階層的武力反抗：兩次政變均由對當局不滿的現役軍官主導，且不惜采取暴力手段。日本以畑中健二為首的軍官刺殺上級，發動政變；德國則由施陶芬貝格上校實施刺殺希特勒的行動。
2.挽救國家“榮譽”和保全“國本”的動機：日本政變者將投降視為“國恥”，認為本土決戰才是最後的決勝局，不甘皇權受辱和國土如德國那樣被盟軍分別占領；德國抵抗者同樣認為必須除掉希特勒方能避免國家徹底毀滅。兩者均將當權者的決策視為對國家存續和民族尊嚴的威脅。
3.行動籌劃已“久”：與德國的計劃相比，日本軍官們的政變的確頗為倉促，但也並非“一時沖動”，而是從《波茨坦公告》發布後即開始準備了；德國抵抗組織則早早開始改造原本用於鎮壓內亂的“女武神”軍事預案，“掉包”行動始於1943年。
4.均以失敗告終：兩次行動無一成功，參與者或自殺或遭處決，扭轉局勢的反抗行動從此偃旗息鼓，現存政權因此暫時得到鞏固：日本皇權得以存續，希特勒視自己在暗殺中幸免於難為“神聖時刻”。
·差異點
1.行動目標：“宮城事件”不是為了止戰，而是試圖通過“本土決戰”來扭轉戰局，他們認為“本土未戰，何談投降？”，幻想的是“一億玉碎”；而“女武神”計劃則是要通過刺殺希特勒來達到止戰的目的，最起碼在西線停戰，然後通過與西方國家媾和來建立能維護德國主權的“理性”戰後秩序，換言之就是“體面結束”。
2.對最高權力的態度：日本天皇作為神格化身親自下令投降，雖遭軍方內部反對但仍獲遵從，激進派發動政變雖然“軟禁”過天皇，但並非要反對皇權本身，而是為了阻撓天皇的《終戰詔書》被宣讀；德國抵抗者則把行動目標直接對準希特勒本人，認為必須除之方能拯救亡國之命運。
3.組織程度：日本政變缺乏軍方高層支持，雖不是完全臨時起意，但也相當倉促；而德國的行動則經過了數月甚至更久的周密策劃，有完整的權力接管方案和人員配備。
4.文化政治背景：日本森嚴的等級制度和對天皇的敬畏，即使最激進的軍人也難以徹底違抗；納粹德國雖推行領袖崇拜，但統治階層內部存在多元政治觀點。
·差異根源
1.元首地位：裕仁天皇作為不可褻瀆的具有神格的一國之君，其決策具有終極權威，臣子們的忠誠度極高，甚至可以為其切腹赴死；而希特勒的“元首權威”始終面臨致命挑戰，先期形成的“絕對威望”源自蠶食鄰國和雪恥《凡爾賽和約》的成功，隨著前方戰事的持續吃緊，國內的抵抗運動（包括刺殺計劃）就開始活躍起來。
2.文化傳統：日本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導致政變者很難覓得廣泛盟友，結果很快陷入孤立，對許多軍官而言，投降不僅意味著戰敗，更是對“忠君”理念與武士道傳統的褻瀆；德國的抵抗運動則能很快覓得為數不少的志同道合者，各階層的精英能形成廣泛的聯盟。
3.軍隊地位：德國軍隊政治化非常突出，初期的沖鋒隊（Sturmabteilung，SA）和後來的黨衛軍（Waffen-SS）在武裝力量的架構中地位突出，而傳統國防軍的地位實際上有所下降，若不是希特勒發動戰爭必須依靠大批軍力，它們甚至都有可能被全面改造或被上述力量所取代（參見“羅姆事件”）；而日本的陸海軍一直享有高度自治權，軍部和參謀本部甚至可以單獨決策，社會嚴格遵循“忠君愛國”的等級秩序，武士道精神滲透軍政體系。
4.戰爭態勢：畑中健二一眾暴亂時，日本已處於美軍即將進攻本土和蘇聯大軍壓境的四面楚歌之中和全面崩潰的邊緣；德國雖然兩線吃緊，但危險離本土還有一段距離，抵抗運動起事只是為了縮短戰爭，通過與西方國家媾和來確保國體續存。
這兩場未遂政變展現了兩國軍事精英在民族存亡關頭不惜鋌而走險。其差異本質則源於國家理念、文化傳統與戰爭形勢的不同。
參與者不同的命運結局
東京都池袋有一個聞名遐邇的覆合式商業中心：太陽城（Sunshine City）。如今徜徉在此，已全然感覺不到絲毫的蕭殺，可從1895年至1970年，這里一直是風聲鶴唳的“巢鴨監獄”所在地。
二戰結束前，這里曾關押過共產黨人和政治犯，如德俄混血的共產國際間諜佐爾格（Richard Sorge）；日本投降後，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被收監並絞死在此；“宮城事件”核心人物之一、起草《兵力動員計劃》的荒尾興功（Arao Okikatsu）也曾在此服勞役6年，但不是因為參與了政變（他最終背棄了），而是因為他曾虐待盟軍戰俘並導致大量死亡。此人一直活到1974年。
參與“宮城事件”的其他主要人物，如椎崎二郎、畑中健二、古賀秀正（東條英機的女婿）、揮刀砍殺森糾師團長的上原重太郎均剖腹自裁。由於他們參與的是“犯上作亂”的政變，特別是違抗“聖裁”，還“軟禁”了天皇本人，因此被指摘為“民族叛徒”，自然無緣獲得神社中的牌位。而那些給其他國家造成生靈塗炭的甲級戰犯們反而能被安置在靖國神社供人參拜紀念。
由此可見，按照日本的倫理道德，獲得靖國神社牌位這等“殊榮”的只能是稱得上“忠君、服從、愛國、勇敢”的人物，其中對天皇的忠誠和服從明顯要高於對國家民族的忠勇。參與政變的少壯軍官們雖然“忠勇報國”，但“犯上作亂”了，因而死後也得背負罪名。
同樣，時任陸軍大臣的阿南惟幾雖然竭力維護國體和皇權，堅持盟軍占領後要盡量爭取保留日本主權，但他在“宮城事件”中未制止“忤逆”政變的發生，因而成為最大的“悲劇性人物”。
作為一名軍人，阿南惟幾的履歷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官運亨通、軍功幾無。他的官運始於給天皇當侍從武官，後來長期擔任“軍人文官”之職，如陸軍省兵務局長、人事局長等；之後他雖然也帶過部隊，如第109師團長、第11軍司令官、第二方面軍司令官，但戰功乏善可陳；第一次真正上戰場時已年過50，指揮了第二和第三次“長沙會戰”，以失敗而告終；之後又開始走“仕途”，擔任陸軍航空總監兼航空部長以及陸軍大臣，直到自裁身亡。
與有“沙漠之狐”之稱的德軍“楷模”隆美爾相比，阿南惟幾的軍功只能望其項背，但倆人的結局卻異常相似。
關於隆美爾是否加入過抵抗運動這個問題，家屬、昔日同僚以及歷史學家們各執一說。不爭的事實是，他與政變者多有交集。這點也與阿南惟幾相同。
左圖：隆美爾（右）1944年4月與參謀長施派德爾（左）在前線 / 右圖：在烏爾姆市政廳舉行的國葬儀式
1944年10月14日，德國陸軍最高統帥部人事局長布格多夫（Wilhelm Burgdorf）及一名同僚攜氰化鉀抵達隆美爾住所，出示了所謂的“證據”後給予“自殺”或“公審“兩個選擇，並轉達元首給他舉行國葬的承諾。隆美爾明知這是陰謀，但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名節而選擇服毒。在國葬儀式上的悼詞中，有一句話頗具諷刺意味：“他的心屬於元首”。
當年反納粹抵抗運動的成員，不管是死還是幸存，在戰後頭些年內並未因為政局的改變而得到正名。相反，他們的“功績”不僅大多未被承認，而且還經常受到質疑和反對。很多人一直擺脫不了“叛徒”的罵名，更不用說公開紀念或正面報道了。
受害最深的是這些人的家屬：他們不僅長時間陷入“社死”，而且連補償和退休金都拿不到。這個情況直到1950年代才慢慢有所改變，但人們內心的真正轉識還要更晚些。
冷戰時期，東西德對“抵抗運動”又有各自的政治化敘事：西德積極評價保守派的抵抗運動，譬如稱施陶芬貝格的刺殺行動為“反抗暴政獨裁的壯舉”，同時邊緣化共產黨人的反納粹貢獻；東德那邊自然更突出後者的歷史作用。
“尼伯龍根忠誠”與“武士道忠君意識”
如果跳出上述兩個具體的事件，我們在對德日進行對比時，還能發現一個非常突出的共性特質：“忠誠”。
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伯恩哈特·馮·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這個名字一定很陌生；但在德國現代史中，這位出生於外交世家的宰相相當出名。一如勃蘭特總理的“新東方政策”（Ostpolitik）其實出自其助手巴爾（Egon Bahr），當年德皇威廉二世激進擴張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則與比洛這個名字密不可分。
此公一生說過兩句名言被載入史冊，第一，1897年12月6日，他在帝國議會辯論殖民政策時說：“簡而言之：我們無意遮蔽他人，但亦要爭得屬於我們的陽光之地。” 這無異於新興的德意志帝國叫板英法老牌帝國的沖鋒號，青島和膠州灣成為德國殖民地也是這句話的產物之一。第二，1909年3月29日，他在帝國議會演講中首次使用“尼伯龍根忠誠” （Nibelungentreue）這一概念，對處於波斯尼亞危機中的奧匈帝國表示堅守同盟的決心。當時的原話已失傳，大意是：無條件支持盟友奧匈帝國，哪怕最終發生戰爭。
“尼伯龍根忠誠”源自古代德意志英雄史詩《尼伯龍根之歌》（Nibelungenlied）。在德國文化語境中，它指一種無條件的、至死不渝的效忠態度，而且結果往往是災難性的。
尼伯龍根忠誠宣傳畫，圖片前方是兩位德皇：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
當然，比洛使用“尼伯龍根忠誠”時涉及的是外交領域，而將這一根植於德意志民族文化中的價值敘述全方位運用於內政的是納粹執政時期，特別是二戰後期。譬如：
·在1934年的紐倫堡黨代會上，納粹理論權威盧森堡（Alfred Rosenberg）明確將這一遠古概念擴展至對領袖的絕對忠誠，即所謂的“元首原則”（Führerprinzip）。
·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在1943年斯大林格勒戰役失敗後發表“全面戰爭“演說時強調：“我們必須如尼伯龍根武士那樣在燃燒的大廳中堅守——忠誠至死！”
·納粹黨衛軍以“忠誠即吾榮譽”（Meine Ehre heißt Treue）為座右銘；希特勒青年師的效忠誓言中也使用這個概念（“我們以尼伯龍根式的忠誠戰鬥到最後一人”）；通過個人忠誠宣誓構建“元首-民族共同體”（Volkskörper）的政治神話。
日本人的“忠君”意識主要源於神道信仰和武士道精神的結合：神道教將天皇視為“天照大神”的後裔，具有神聖的地位。武士道則強調忠誠、義理、信義等價值觀，並將對君主的忠誠視為核心。
特別在明治維新後，天皇不僅是國家元首，更被賦予神聖地位，全民必須無條件服從；忠君精神成為國家統一和凝聚力的重要基礎，忠於天皇就是忠於國家本身。武士道原本強調效忠各藩的“大名”，明治維新以後則逐漸轉變為全民效忠天皇。忠君成為武士、軍人，乃至平民的行為準則，把個人的生死、榮辱與天皇和國家的命運綁定。
中國人常說“自古忠孝兩難全”，但日本從明治時代開始，《教育敕語》等國家文件明確要求將“忠孝合一”視為道德理想。學校教育不斷強化“忠君即孝親”，把皇室比作國家大家庭的家長，將對天皇的忠誠與家庭倫理結合起來，培養全民的忠君觀念。
日軍神風敢死隊隊員出征前照片
軍隊中對天皇的無條件服從（如不上訴、不反對、不質疑命令等）被視為天經地義。為了維護“國體”，甚至可以為天皇而死，切腹殉難等都被美化為最高的忠君行為。
神道也強調對天皇的敬仰和獻身，主張“敬神、愛民、尚武、殉道”，相信只要武士和臣民盡忠，死後則可成神，使忠君具有強烈的宗教色彩。“聖戰”和“殉道”這兩個概念不是伊斯蘭極端分子才用，它也是日本軍事和宗教文化中的核心內涵之一。
近代，日本政府和軍方通過媒體、儀式、教材等多種方式強化、利用忠君觀念，並以此作為民族動員、對外侵略的重要精神武器。
以上是德日兩國在“忠君”方面及其相似的文化宗教傳承。那麽，問題就來了：既然“忠君”是兩國文化中的核心價值之一，為何還會出現“宮城事件”和“女武神計劃”這樣的犯上之舉呢？
這或許與大環境壓力之下的個性扭曲和膨脹等心理因素有關，因為極端教育必然也會產生極端的個例。只不過，椎崎二郎、畑中健二、古賀秀正等叛亂者從未想過要斬首天皇，而施陶芬貝格一眾的首要目標就是“弒君”，幹掉希特勒。
這些“亂臣賊子”們都是在類似的“忠君教育”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但一個是要阻止《終戰詔書》面世，堅持戰鬥到最後一刻；一個是要直接拿元首的頭顱去作締造局部和平的“投名狀”。何以解釋如此之大的差異？
若深究其原因，除了不同的地緣處境和文化背景等因素之外，還是能從德日兩國的民族性格中發現其中的微妙區別的。
用現在人的眼光來看，無論是德意志宣揚的“尼伯龍根忠誠”，還是日本神武道的“忠君理念”，兩者灌輸的其實都是“愚忠”思想。但在特定的時空中，它們似乎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只不過，大和民族將其發展到“極端”和“極致”，而德意志民族則保留了“理性”和“良知”等基本元素。
我們可以從施陶芬貝格的遺言式表述中體會到這種境界：“做這件事的人需要明白，人民可能會說我們是叛徒，但如果不做，我們就是良知的叛徒。”
沒有良知的忠誠會讓人一條道走到黑，會導致認知偏執，甚至會致使人性泯滅。這點我們也可以從德日兩國對戰爭罪行反思和懺悔的不同看出來。
德日對二戰懺悔和反思為何如此不同？
2015年3月，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訪問日本時表示：“正視過去，是達成和解所必需的前提之一。德國承認了自己的戰爭罪責，因而法國最終也願意與德國和解”。默克爾這樣說，實際上也是間接地勸告日本，希望日本比過去更主動、更自省地面對那段歷史。
日方的反應雖然保持了特有的禮貌和含蓄，但態度很明確。時任外相（後來擔任首相）的岸田文雄表示：在對待戰爭歷史的問題上，將日本和德國簡單比較是“不合適的”；而且，兩國在戰爭中發生的事情有所不同，德國和日本所處的鄰國環境也不同。
顯然，默克爾對於更坦率面對自身歷史的溫和提醒，在日本遭遇了質疑和保留。有專家認為，隨著上世紀80年代日本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國民的民族自尊和國家認同感增強，才導致民族主義傾向和極右思潮的沈渣泛起。也就是說，經濟成就是民族主義情緒的物質基礎和精神支撐。
實際上，極右民族主義回潮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精英對鄰國造成的傷害以及戰爭責任沒有進行深刻的反思。中曾根康弘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就是為了迎合國內民族主義的訴求：擺脫戰後體制和和平憲法的制約，加強國家和軍事實力。新生代的保守派政客則沿襲極端民族主義思想；部分舊軍人、外交官、學者更是利用回憶錄和歷史著作否認或美化日本侵略戰爭及殖民歷史，配合國內的保守政治勢力。
安倍不遺余力地推動修憲
冷戰結束後，以安倍晉三為代表的政治力量鼓吹所謂的“第三次開國”，即通過推動修憲再造國家（前兩次分別是1868年的明治維新和二戰後日本接受“和平憲法”）。具體目標就是政治“總體保守化”，讓民族主義獲得新動力，反對和平憲法，追求國際政治地位的提升。與過去有所不同的是，這種新民族主義更注重歷史修正和政治獨立，如通過修改教科書來強化愛國主義、淡化侵略責任、塑造符合民族主義訴求的國家認同、加劇社會民族主義氛圍。
這與德國的反思和記憶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如果經濟發展是催生民族主義的土壤，那德國的國力與日本不相上下，長期位居第三大經濟體。可為何德國的民族主義就能被長期成功地控制住呢？
歸納起來，應該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德國的《基本法》有明確的和平條款：如第26條“禁止侵略戰爭”中確立“和平共處”為憲法的核心價值，將侵略戰爭，特別是為侵略而備戰，列為刑事犯罪。此規定直接體現了二戰後德國“永遠不再”（Nie wieder）的憲法承諾。而日本雖然也有一部“和平憲法”，但右翼政黨一直在致力於修憲，這與德國堅守和平之路的做法背道而馳。
其次，理性主義傳統對德意志民族的影響深刻。康德認為人既是認識主體也是道德主體；黑格爾將理性視為社會秩序和歷史發展的根本；啟蒙運動的理念認為“理性是人類脫離迷信愚昧的認識工具”。德國的理性傳統為良知提供了認識依據和規範框架，正如康德強調的那樣，理性是立法者，而良知則是理性法則在個體中的實踐聲音。相比之下，日本政治精英考慮更多的是恢覆昔日榮耀和他們眼中的“平等國格”。
再者，德國的鄰國以及德國國內輿論對政治極端言行的高度警惕和約束。以前聯邦議會議長延寧格（Philipp Jenninger）的辭職為例：1988年，他在迫害猶太人的“水晶之夜” （Reichspogromnacht）50周年紀念日發表演說，其中17次引用了納粹概念，譬如在提及“水晶之夜”時使用了“自發的民眾憤怒”（spontaner Volkszorn）。他試圖通過這種“體驗式敘述”手法來解答德國年輕人反覆提出的“希特勒何以掌權”的問題。但他的演說還是觸犯了底線，踩了紅線，引起朝野和輿論的抗議，最後被迫辭職。
勃蘭特的“華沙之跪”
最後，德國人的懺悔和反思不僅反應在憲法、媒體等營建的約束性框架上，也體現在政治家的個人言談舉止中，如1977年時任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的“世紀之跪”（Warschauer Kniefall）。他事後在采訪中被問及下跪的動機時說：“我當時突然感到，僅僅獻上一個花圈是絕對不夠的。”
1949年通過《基本法》時，首任聯邦總統豪斯（Theodor Heuss）就曾表示，德國人在1945年5月8日“既被解放又被毀滅”。這一對軍事失敗的雙重認知在1985年再次得到強化：時任聯邦總統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議會演講中稱德國簽署投降書的5月8日為“解放日”。
反觀日本，政府內閣成員去參拜放有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似乎成了某種“政治時髦”。這種不思悔改的行為在世界公眾中自然會產生強烈的反差效應，引發鄰國的抗議也就不奇怪了。
關於“靖國神社“問題，筆者還想特別強調一點：
有人認為日本政客的行為是出於日本文化中的祭祀傳統。這個說法不值一駁，因為二戰後的美占時期，麥克阿瑟非常清楚神道教及其祭祀場所對民眾的潛移默化作用，因此提出“政教分離”原則，斬斷國家神道與軍國主義的關聯。不僅如此，他還調整了天皇的地位，授意裕仁本人於1946年1月1日發表《人間宣言》（官方稱為《關於新日本建設的詔書》），否定了天皇的“神格”。
無論是懾於美國的影響力，還是考慮本國的經濟發展仍需祥和的地緣環境，總之，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並沒有在靖國神社問題上作妖。
日本人的新舊“主子”麥克阿瑟和裕仁
1966年，日本厚生省將含有甲級戰犯的歷年陣亡者統計名錄完成後，交給靖國神社宮司築波藤磨，但築波對此事比較謹慎，只先把一般軍人放了上去，並沒把名單中的所有人供奉上去合祭。到1978年10月，靖國神社宮司松平永芳（戰敗時期的宮內大臣松平慶民長子）卻徑自把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名字列入靖國神社合祭。
照慣例，二戰後，日本的天皇每年都要參拜靖國神社。但自從1978年甲級戰犯被列入神社供奉之後，裕仁再也沒有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從此停止了天皇固定參拜靖國神社的慣例。反倒是中曾根康弘在1985年正式“破戒”，以內閣總理大臣的身份率內閣成員集體參拜，使這一現象如今成了日本政壇的一種常態。
由此可見，日本對二戰罪行的反思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或不想再做。不然，戰後在美國高壓下能乖乖做到的事情，為何在冷戰後期就開始做不到了呢？這里當然有日本國內的原因，但更是美國的地緣政治考量和國際大環境的變化所致。
結語
對旁觀者來說，日本是一個很“奇葩”的國度：充滿矛盾糾結，沈湎於極致，自卑和自傲並存。對歷史和現實中不想面對的事情可以假裝“視而不見”，或在糾結和煩躁中作出逆反回應，“討厭”和“煩躁於”有人經常在耳邊“提醒或絮叨”他們的歷史罪責。
這種反射模式似乎應驗了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第十章“道德的困境”中提出的“恥感文化”特征。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罪感文化”認為，人生來就帶著“原罪”（亞當夏娃），犯錯是人性所致，不必避諱，可以通過懺悔和從善來緩解和疏導“負罪感”和“負疚感”，從而達到“心安”的效果。
“恥感文化”熏陶下的日本人與之完全不同，他們的“負罪感”和“負疚感”源自外界的評價，而非良知意識，因而缺乏通過懺悔和贖罪來自我化解恥感帶來的心理負擔，更多依賴外部社會的規範和群體壓力來約束行為。
一個從未踏上日本國土的知日作家：《菊與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
去過日本的人都會發現，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會給自己訂立幾乎涵蓋衣食住行各個方面的規矩和框框。為何？因為他們很在意別人如何評價自己。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任何不滿或鄙視，他們盡量完善自己，這就導致了他們一方面做事具有“極致傾向”，同時，在這麽嚴格要求自己之後還被說的情況下，就會產生兩個反應模式：要麽自卑，要麽逆反。
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雖然通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而躋身列強行列，但日本的精英階層依然徘徊在面對西方時的自卑感與對自身文化的優越感之間，並在這種矛盾心理的驅使下發展出兩套不同的敘事方式來“自圓其說”：一是精心設計“公共記憶”，二是決策過程模糊化。
“公共記憶”包括皇室的神格延續性；對主要人物的“英雄化”（包括對犧牲將士的半宗教式膜拜）；渲染儀式感和象征性（如櫻花為民族象征等）；為此不惜假造歷史（如一日本軍官偽造中朝邊界6世紀的石碑刻文，冒稱當時已有一大群日本武士駐守那里，以此為侵略朝鮮正名）；把戰爭責任推諉給軍中的激進派，而非天皇主導的國策所致；將侵略鄰國說成是出於“泛亞主義”的理想實踐，是為拯救亞洲免遭白人統治的“善舉”；挨了兩顆原子彈後將日本說成是二戰的“受害者”等等。
“決策過程模糊化”是另一種慣用的敘事方式，意指舞台上所見只是傀儡，而實權者則隱於幕後，聲稱此現象世界各地皆有，並非日本特有，譬如德國的“灰衣教主”（Graue Eminenz）一詞即源於此。他們試圖通過這種話術來模糊和推卸戰爭責任，並導致1945年後難辨個體以及天皇的戰爭罪責。
1987年8月29日，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自民黨閉門會議上有一段話非常經典地反映了這個思路，他說：“天皇地位如太陽，在最高天際光芒閃耀……我們方得以安心處理俗務，有時也為做不愉快的事情相互爭奪；世間俗事是我們的黨務，自民黨承擔俗務。這就是我們所處的二元世界。”
廣島核爆留下的慘狀
80年前的今天，一顆原子彈炸碎了日本廣島。從歷史角度看，80年只是彈指一揮間；但對生命個體而言，它可是人一生的光陰。
在寫本文時，有一個問題時常跳出來：美國投向日本的原子彈究竟炸出了什麽？
是最終讓日本這個對手從此一蹶不振了？還是贏得了一場為美國帶來百年盛世的“命運之戰”？還是敲山震虎，給不久後成為冷戰對手的蘇聯“一點顏色看看”？
從實際效果看，當時被炸趴下的日本除了對新主人美國依然彎腰做小之外，很快又試圖傲視並控制亞洲；美國雖然鞏固了全球霸權，但國運到底有多久目前還真不好說；蘇聯當時或許的確被美國威力無比的“新家夥”鎮住了，但很快也制造了這魔鬼武器，並開啟了一輪又一輪的核競賽。
不僅如此，美國的原子彈還生出一個全世界始所未料的結果，那就是把日本這個曾給鄰國帶來無盡苦難的“施害者”炸成了到處哭訴伸冤的“受害者”。
筆行至此，突然明白了以下原委：日本被美國虐了幾十年，卻依然願意緊抱“山姆大叔”的雙腿不放，因為只有在這個“投彈者”身邊，它的“受害者”身份才成立；而面對廣大亞洲鄰國，日本再怎麽偽裝都無法擺脫“施害者”的歷史定位。
轉載自《觀察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