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萬潤南追思會（10月22日，巴黎）上的發言
萬潤南先生去世，讓我感到很沈痛。老萬1989年以前是成功的企業家，如果他當年對八九民運一聲不吭，他本來是可以飛黃騰達的。和許多有良知的中國人一樣，老萬挺身站了出來，並為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我和老萬的交往和共事，集中在1991到1993年的這兩年里。那時候海外有兩大民運團體，一個是1982年成立的中國民聯，一個是八九民運後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當時民陣、民聯在準備合併，老萬是民陣主席，我是民聯主席，所以我們的交往非常頻繁。我對老萬的印象一直很好，關於這一點，我前幾年寫了一本自傳，我在自傳里有詳細的描述。當時民陣、民聯內部都有很多矛盾。在民陣那邊，是理事長朱嘉明和老萬針鋒相對。在民聯這里，是聯委會主任徐邦泰和我寸土必爭。我和老萬同病相憐，徐和朱臭味相投，所以一時間裡，民陣、民聯里內部形成了跨團體的兩股力量。很多人說民陣民聯有兩派，一個是萬派，一個是反萬派。但在事實上，民陣民聯里只有徐和朱熱衷於派系鬥爭，我和老萬都只是在無奈中不時去應付一下而已。我自己的性格許多人都知道，我是非常不情願和別人爭鬥的。老萬比我強悍，但他也一直非常理性和克制。對鋪天蓋地而來的攻擊和誹謗，老萬幾乎從來不作回應。在我的記憶里，老萬唯一一次談到派系，是在1993年華盛頓大會失敗後的一次辯論會上。老萬當時是這樣說的：“不是我把民陣的人劃分成反萬派和擁萬派，我從來沒有作過這種劃分，而是有些人你不反萬我就反對你。”我覺得老萬的這句話是畫龍點睛，點到了華盛頓大會失敗的要害。
華盛頓大會開完以後，很多民陣民聯成員希望保留民陣民聯的旗號。1993年5月，老萬找到我，建議我們兩個發個聯合聲明，支持保留民陣民聯的旗號，我當時正在處理關於《中國之春》的法律訴訟，接著又緊趕著和胡平等人創辦《北京之春》雜誌，所以我沒能在第一時間裡和老萬配合。等到《北京之春》在1993年6月創刊以後，我就對老萬說，現在我可以幫著恢復民陣民聯了。1993年7月，老萬和我分別召集主持了兩個電話會議，確定民陣民聯在年底之前召開新一屆代表大會。這兩個大會順利召開以後，海外民運就形成了民陣、民聯和徐朱的民聯陣三足鼎立的新局面。在這整個過程中，老萬仍然一直以大局為重，不去攻擊徐朱，也不回應他們的攻擊，表現的非常有風度。幾年以後，徐邦泰因為一個貪污案落荒逃跑，再也不見蹤影了。再過了幾年，朱嘉明表示要重新認識八九民運，拒絕再譴責六四屠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流亡後的三十多年裡，老萬一直在推動中國的民主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真金不怕烈火煉。老萬的言行證明，他正是一塊不怕烈火煉的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