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沒有如華盛頓的歐日盟友一樣，在美國大選不久即祝賀拜登選勝，而是觀察了多日後，才由外交部而非國家領導人出面祝賀，某種程度上，這是拜登時代中美關係的象徵——兩國關係充滿遲疑和曲折，北京對這位即將成為白宮新主人的對華態度和政策不是很有把握。中美關係與四年前已完全不同了，基礎已破壞，任何一位新當選美國總統，都必須正視這個現實。另外，雖說總統在美國政府的對外事務中具有較高自主權，川普尤其將這種自主權發揮到了極致，但拜登受到的約束無疑會比前者大得多，因為華盛頓與美國社會整體對華負面感強化，加上黨派政治極度分裂與川普政府下台前對中國不斷升級的打壓，他不得不照顧美國各方的利益和訴求，在川普搭下的對華政策框架內尋求改變——而不大可能像川普對待歐巴馬一樣，大步否認以往40年的接觸政策，直接挑戰中國。事實上，民主黨同樣趨向認同過去40年實行的對華接觸戰略沒有起到期待的效果。川普在競選期間賣力攻擊拜登和中共勾結，而拜登在競選期間也多次抨擊中國，稱習近平為「惡棍」(thug)，今年4月，他還為《外交政策》撰文，指美國必須以「強硬手段」應對中國，因此可以想像，至少在初期，拜登會繼續對中國擺出強硬姿態，甚至在部分領域會更強硬。
拜登將回歸以往的常規外交模式
但拜登豐富的外交經驗和對華認知有助於他理解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和敏感性，使得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的制定上會遵循一般的外交決策原則，回歸以往的常規外交決策模式，不會像川普一樣一味強硬、極限施壓。拜登曾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職業生涯中秉持溫和態度，在副總統任上同習見面八次，了解其野心及對美國的挑戰。拜登會有別於川普的反覆無常，後者常常讓人摸不著頭腦，不知道下一刻會出什麼牌，這雖然增加了對對手的威懾力度，可也極易導致誤判。拜登的外交策略無疑會減少這種不確定性，避免將兩國關係弄到不可收拾乃至兵戎相見之地步。川普四年的對華戰略奉行的是「原則現實主義」，中國被華盛頓鷹派定位為美國最大的戰略對手/敵人，雖然言辭上也表示合作，可在實際的對華行動中，只有競爭和遏制，沒有合作。儘管有川普的選戰考量，但是因為是敵人，所以就無須顧忌太多，只要能夠把中國打趴下，什麼手段都可使用，哪怕對美國自身利益也會帶來很大損害。
拜登將強調美國的民主價值觀
這裡最需反思的就是川普政府對華策略的「對等」或者「互惠」政策。在華盛頓的鷹派看來，只有用對等的原則和手段同中國打交道，即以彼之道還彼之身，才能讓中國明白和「清醒」：自由世界是不可讓中共這類邪惡政權挑戰的。川普政府發起的貿易戰、技術戰、媒體戰、外交戰等對中國的極限打擊，秉持的都是此一原則和思路。然而，「對等」或「互惠」政策從實際看，並未起到它應有效果，雖然在某些方面造成對手的很大痛苦，如對華為的晶片斷供，但也在很多方面違背了美國自己在民主與市場的自由開放原則上的底線，並招來了中國的「對等」報復，損害了美國自身利益，包括對被對等對抗所裹挾的個人，也造成很大困擾。比如美中媒體戰，就對中國損害有限，儘管中國駐美記者人數遠多於美國駐華記者，可鑒於中國官媒的信譽問題，並沒有多少中國民眾相信它們的對外報導，卻使得北京有「理由」把一些長期在中國從事報導、深受中美兩國大眾歡迎的資深記者趕出中國，減少一線的對華報導。故一定程度可說，華盛頓的對等政策變成了對等傷害，「互惠」變成了互損。拜登應該會避免延續這種做法。雖然他尚未拋出自己的對華政策，在就任之後肯定要先面對疫情等國內問題，但從他關於俄羅斯是美國當前敵人、中國是美國長期競爭對手的立場來看，有兩點基本可以確認：一是免不了有遏制，但這種遏制不是無底線的打壓和脫鉤，不是新冷戰，而是講規則、有底線的。拜登的幕僚和中國政策顧問如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安東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傑克·蘇利文(Jake Sullivan)、庫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等，在競選期間都強調，不會和中國進行新冷戰或者使兩國完全脫鉤。二是強調競爭也並非就不要合作，在有些領域需要合作，拜登自己也不否認和中國開展有限合作的必要，特別是在面對全球暖化的問題上。問題是如何合作，布林肯的意見是站在「強勢地位」與中國合作。這個「強勢地位」既是實力之強，也是價值之強，像拜登的選勝演說所言，以榜樣為力量，即以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同中國打交道，讓中國民眾重新感受美國的民主燈塔之光，很可能價值觀外交會成為拜登時代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
跟西方盟友合作加大人權壓力
基於民主黨的理念和現實，輿論普遍認為，拜登當政後，美國政府會加強對中國/中共的人權和意識型態的進攻；修復同盟友的裂痕，共同圍堵中國；拋棄川普的單邊主義路線，在全球治理中用多邊主義的規則約束中國，迫使中國遵守國際實則西方的規範；經濟上未必長期和中國打貿易戰，可能會減少現有的貿易關稅，但會要求中國取消對國企的補貼，進行結構性改革；對中國龍頭科技企業尤其是關鍵行業和領域的科技龍頭企業的打壓會依舊，科技脫鉤趨勢將繼續；在南海、台灣等議題上，不會以「不惜一戰」的姿態對抗中國，但會推動台灣謀求更多的國際空間和地位；在關乎人類利益的大規模傳染病防治、反恐、核擴散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同中國進行有限合作；兩國政府現有被中斷的對話機制和平台及人文交流可能會部分恢復。假使如此，相比川普政府的全面對抗和極限打壓，拜登的對華政策似乎能讓中國/中共喘口氣。不過，實際情形或許拜登是一個比川普更難纏的對象。川普打擊起中國來看似無原則，給人的感覺很「爽」，可四年下來，中國應該已經適應了他的這種行事風格，美中關係在川普時期跌到谷底。因此從戰略言，川普連任中美關係的未來反而是清晰的，不確定性只表現在手段和策略的運用上。但只要中國能夠承受打擊，痛苦只是短中期的，而川普對美國自身的損害可能是長期的，尤其如再讓川普折騰四年，美國民主的燈塔很可能黯然無光，導致民主在全球受挫，從而也損害美國國力，因為受內政牽制，屆時即使在抗中上全國一致，有可能也顯得力不從心。拜登是個更難對付的對手，主要在於中共害怕美國和西方世界合起來圍堵中國，以及以人權和民主為名重新扶持中國國內特別是黨內習近平的反對者，從中國社會內部和中共黨內撬動習近平的統治。川普若連任，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特別是跨大西洋聯盟的裂痕會越來越大，出於對美的不信任，即使華盛頓想聯合它們打擊中國，也不太可能得到積極響應，從而給中國分化美歐留下了可運作的空間。拜登當選很大程度上會改善美國在西方世界的形象，會使得歐洲對美國的信心部分恢復，歐洲會配合和響應美國的制華舉措。也許中共不太擔憂美國的一家圍堵，然西方世界，或再加上其他一些發展中大國的圍堵，對它無疑是個噩夢，中共就很可能不得不接受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和規則。另一面，若拜登政府用普世價值和人權要求中共，聚焦中國內部的變革，給自由派以支持，從內部瓦解習近平的極權統治，對習和中共強硬派將會造成很大困擾。據我了解，雖然在習近平的改造下，包括這次美國選舉，中共官員很可能對西方選舉民主的看法會有改變，然亦可肯定，經過40年的開放接觸和西方文明的洗禮，民主自由的種子在許多黨政官員心中已經種下，在黨內實行變革的條件和基礎是具備的，只是這股自由民主的力量現今因為中國外部條件的惡化和習的政治高壓而被壓制。拜登如果啟動這個力量，讓黨內和社會的自由派在西方支持下復甦，為習的統治製造內部障礙，恐怕是習最害怕的。
強化大西洋聯盟和印太聯盟
儘管如此，對拜登的人權民主牌和盟友牌的作用也要有個客觀認識，不宜誇大。輿論有種錯覺，認為川普政府不重視人權和意識型態。應該說，前期確實不太重視，尤其是川普為圖利同習稱兄道弟，惺惺相惜，但後期尤其今年以來，華盛頓對中共大打人權牌，無論香港、新疆、西藏、台灣，出台了多個法律支持這些地方的人權，乃至制裁香港和中共官員對人權的侵犯。美國政府還特意區割中共和中國人民，聲稱反對的是中共和習政權，雖然效果有待檢驗。拜登的人權民主牌程度上估計不會超出這些。從此角度看，它可能不會對中共構成想像中的巨大殺傷力，大概率是回歸歐巴馬時期的做法，把人權的關注重點放在中國內地，尤其是針對個案的救濟上。要使美國的人權民主牌達到應有效果，華盛頓應該重新加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國際人權機構取得領導力，並協調盟友，持續對中國糟糕的人權紀錄保持壓力，採取多種方式制裁與救助，迫使中共改善人權，等等。就地緣政治言，美歐跨大西洋聯盟會得到強化，但美國和它的亞洲盟友在圍堵中國的判斷上有可能產生分化。華盛頓的多數亞洲盟友雖然不喜歡川普這個人和他領導下的美國，表面上對美國政府在南海等問題上共抗中國的呼籲不響應和選邊站，但鑒於它們沒有力量單個甚至聯合起來對付中國，實際它們是歡迎美國的印太戰略，希望美國以一種強硬方式介入南海事務。拜登上台後它們反而可能有些不放心，因為知道民主黨政府不大可能為海域爭端有同中國「不惜一戰」的姿態和勇氣，所以對華盛頓的聯合抗中未必配合。
總結起來，拜登時代的美國，遏華和制華的戰略和方向不會改變或有大的調整，但遏華方式方法的改變很可能會帶來活動空間的擴大，讓北京得以空間換時間，減緩短期和美對抗程度，並盡量把這種對抗關係拉長，用時間來稀釋對抗損害。在這個過程中，為達遏制和改變中共的效果，我建議拜登政府應明確把激活中國社會和黨內被習打壓而處於休眠狀態的自由和改革力量，支持中國人民爭自由民主作為對華政策目標，而把地緣政治的制華放在次要位置。由於美國這次大選造成了中國自由派內部的嚴重分裂，實際削弱了中國社會的自由民主力量，拜登政府的外部支持，將有助於中國自由派的自我修復，否則，中國的民主化之路會更顯漫長，這對美國來說也並非好事。
轉載自《紐約時報》中文網，小標題為本刊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