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2日中國歷史研究院官方微博發表題為《腳踏實地，青春無悔！知青下鄉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的文章，違背了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定論，再次引起人們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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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於是全國各地立即敲鑼打鼓，掀起了動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筆者於1969年3月9日離開杭州西子湖來到北大荒、黑龍江省富錦縣二龍山公社龍陽大隊插隊落戶。從杭州到插隊落戶的村莊，如果順利的話，最快需要4天4夜，先坐3天4夜的火車，然後坐4個小時的汽車到縣城，再坐1個半小時的汽車到公社，最後步行12公裏路才可到達龍陽村。要說那個地方的偏僻和閉塞，舉一個例子便可知道，當村書記向村民傳達黨中央關於鄧小平下臺的文件之時，鄧小平在北京已經回到了權力的中心。
對於這段歷史的評價，作為親身經歷者，並不需要什麽胸襟氣魄，也不需要什麽膽識氣魄，需要的是一顆真誠的心，真實地，客觀地評價那段刻骨銘心的歷史。
如果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那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個運動應該有一個明確的目標。那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目標是什麽？毛澤東在指示中並沒有說清楚，就是後來幾十年的歷史研究中也沒有搞清楚。如果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那麽它就應該有一個輝煌的結局。
2010年1月1日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了法國漢學家潘鳴嘯撰寫的《失落的一代》一書，對中共領導人發起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公開或隱蔽的目的，以及使用的手段，包括這場運動所引起的社會震蕩做了系統性的研究。雖然這個研究並不完善、並不完美，還有深入探討的必要，畢竟這是至今為止唯一一部還能拿得出手的研究，而且還是一位法國人完成的。
潘鳴嘯把毛澤東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動機總結為三個方面：
第一：意識形態動機：
——培養革命接班人；
——對知識青年進行再教育；
——縮小「三大差別」；
第二：政治動機
——降伏紅衛兵；
——加強毛澤東的「魅力領袖」式威權；
第三：社會經濟動機
——發展農村及邊疆地區（積極的動機）；
——解決城市就業及人口過剩的問題（消極的動機）。
作為一位親身經歷者來說，可以事後在學術上進行系統的總結。但是毛澤東作為決策者，在事前並沒有這樣周密的思考和利弊的權衡，而是面臨紅衛兵造反留下的混亂不堪的局面，倉促做出的決定。筆者以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澤東的一個拍腦袋的決策。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中央召開了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會議紀要對毛澤東的決策作了如下描述：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鄉運動，「缺乏整體規劃，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鄉知青中的不少實際問題長期未能解決。」什麽是缺乏整體規劃？就是沒有規劃，就是拍腦袋的決策。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將近2千萬14歲到21歲的青年離開城市、離開父母，要開始獨立生活，毛澤東做了準備嗎？如果有，又是什麽準備？那道就是那中央財政撥出的知青安置費100億元人民幣嗎？
當筆者與其他34位同學於1969年3月12日（第二次珍寶島戰爭的前三天）到達龍陽大隊時，貧下中農並不歡迎，而且根本也沒有準備好。生產隊給了一所舊農舍，作為知青的食堂，同時12位男生也住在那裏。其他23位知青分散到農民家裏住宿。3個月後，知青點裏傳染性肝炎患者不斷增加，直至有一半的知青都感染了此病。多年後當知青故地重遊，重返知青點時，老鄉才透露，生產隊書記用知青安置費購買的這間農舍，房主剛剛患黃病（傳染性肝炎）死亡。書記不讓村民告訴知青，就是疫情使半數的知青都染及此病，也沒有實情相告。
3月的北大荒天寒地凍，貧下中農並沒有準備好足夠的燃料。第二天生產隊就派馬車帶著初來乍到的知青去附近的國家林場砍伐樹木，一砍就是三天。眾所周知，砍伐國家森林是犯罪行為。但是在北大荒滴水成冰、零下二十幾度的日子裏，沒有燒炕的燃料，只有等著被凍死。大概是林場的工人也聽說城裏紅衛兵的無法無天，沒有出來阻攔。
雖然說北大荒人少地多，但是貧下中農並不歡迎知識青年的到來，因為地裏莊稼的收成並不會因為種地人數的增加而呈線性增長。生產隊書記更感興趣的是知青帶來的安置費。
杭州到黑龍江省富錦縣插隊落戶的知青有1028人，其中確實也出了幾位「革命接班人」，如原中石油老總陳同海（45歲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為中國最年輕的副部級幹部，後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原福建、河南省委書記、全國政協副主任盧展工（盧的個人簡歷中有1969年至1972年黑龍江省富錦縣富民公社知青）等；也有好幾個同學把青春和生命都永遠留在了這片草甸子裏。一位名叫徐明的同學在到達生產隊僅十幾天後就因馬驚從車上摔下，被馬車碾壓而死。另一位女知青下鄉不久便與當地農民結婚，後因對生活絕望，用鐮刀自盡。富錦縣革委會也按照上級指示，培養了一位名叫熊虎的杭州知青當上了縣革委會常委，後又以所謂的男女關系問題，將這位革命接班人打翻在地。
知識青年是否自願上山下鄉的？這是一個經常爭論的問題。不少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前是寫過決心書，上面有：「我自願到……」的字眼。但是從決策學上來看，只有在幾個選擇方案的基礎上，才有自願做出決策的可能。毛澤東發出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話中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至於到黑龍江、內蒙、新疆、雲南、還是到本地農村，到兵團、農場、林場還是插隊落戶，這不是不同的選擇方案，而只是離家距離遠近不同、接受再教育的方式不同。就拿插隊與兵團、農場比，插隊生活艱苦，收入沒有保障，沒有探親假，但是自由，沒有人管，在家鄉多呆少呆幾日都無妨，只要能解決糧票（必須是全國糧票）問題；兵團、農場正好相反。強奸女知青的事情多發生在兵團、農場，發生在生產隊、公社的就相對少一些。知青死亡的事故在兵團、農場多一些，在生產隊、公社的就少一些。在農村插隊的知青，可以無拘束地在田間地頭高吼那首《南京知青之歌》：「跟著太陽起，伴著那月亮歸，沈重地修理地球，是光榮而神聖的天職，我的命運啊。」；在兵團、農場，卻很少人敢在公開場合這麽喊幾嗓子。說到底，去插隊還是去兵團，去黑龍江還是去雲南，沒有什麽差別，都是同命相連的兄弟姐妹。
上山下鄉只有一條路，沒有選擇就沒有自願。富錦還有一位十分出名的知青於小平，據說當時的他和習近平一樣，在鄉下的油燈下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能說會道「水平」還相當高。下鄉不久就通過關系進了部隊，後來是解放軍模範紅九連的指導員，當年紅九連、於小平的名氣並不亞於今天的胡錫進等。後來因為與江青四人幫有說不清的關系被審查、被退伍。前幾年，為了養老金的問題，於小平不得不找富錦知青辦的老人補辦證明。1970年尼克松總統訪問杭州前，有富錦知青攜帶炸藥在回杭的火車上被抓。這位知青說是從煤礦裏拿的炸藥，準備回杭州炸魚用。公安部門卻認為是另有圖謀。於是在尼克松總統訪問杭州那兩天，在杭州的知青必須到所在地的派出所報到並參加學習班，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囚禁。還有周恩來逝世後偽造總理的遺言，應該也是出自富錦知青之手，至今沒有定論。
離開了家鄉坐上了北上的火車，才知道戶口的重要，才知道離家容易回家難，才知道在這個國度根本沒有個人遷徙的自由，而這是最基本人權。在離開家鄉的九年中，回家的念頭是與日俱增。要回家，哪怕回家掃馬路、倒馬桶，也要回家。要回家，情侶分手，夫妻反目，拋棄子女。在回家的路上，演繹著一幕幕人間的悲歡離合。現在不少關於知識青年的電視劇中，讓人動容的大多是知青返城的那一幕。如果說，知青下鄉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那麽就不會有成千上萬知青集體跪地懇求回家的那一場景。富錦縣的杭州知識青年總體上來說是比較幸運的，因為他們碰到了一位好的知青辦主任，當杭州市代表團來黑龍江佳木斯討論知青問題時，那位知青辦主任拿著一摞知青的檔案，對杭州市代表團的人說：檔案在這裏。人，我已經放回去了。說完轉身便離去。如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澤東的英明決策，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那麽一定是預見到運動的發展和結束。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因為知識青年的返城而突然終止，這是是毛澤東根本沒有料到的。
2009年，杭州的知識青年集資在富錦城裏立了一個石碑「青春富錦」，祭奠這段撒滿青春歲月的時光。至於是青春無悔還是不堪回首，黑哥黑姐們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他們的歲數已經讓他們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中庸」。2019年部分知識青年在富錦城種植了知青林。 筆者認為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評價存在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知識青年是否將自己的子女也送去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參見王維洛：檢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的唯一標準）。在杭州去富錦插隊落戶的近一千名知識青年中，沒有一個人把自己的子女再送去上山下鄉的。很多知青都把自己的孩子送進了大學，讓子女完成自己沒有完成的夢想。也有很多知青把自己的孩子帶到北大荒，讓他們看看父母曾經生活的地方，增加兩代人之間的理解。有孩子問：既然生活這麽苦，離家又這麽遠，你們不能練攤嗎（意思說，不能在家鄉的某個市場上擺個小攤位維持生計）？如果毛澤東當年能這樣思量，這樣權衡，這樣規劃，這樣決策，就沒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所以，知青下鄉絕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如果中國歷史研究院的領導和研究人員能把自己的子女送去插隊落戶（不是洋插隊！！！），那麽你們才能稱知青下鄉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甚欲，亦勿施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