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海外的華人現在都普遍使用微信，然後如何看待微信？聽聽澳洲華人的說法。從上海來澳的退休中文老師王蓉華說：微信已成為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微信不僅是她的主要信息來源、聯繫海外親朋好友的工具，也是在澳生活的必備工具。像我們老人會，你要通知一下，微信裏邊大家都知道了。對我來說，還可以展示自己在廚藝和園藝方面的成果與才華，提高信心。從香港移民來澳的生意人格瑞(Grace)學會使用微信後，在上面做起了配送果蔬、雜貨上面的團購生意，這讓她與丈夫的批發生意轉向了網上零售，頗為成功。自媒體人侯小鳳則說「微信意味著信息碎片、助長自我膨脹意識，以及對言論自由空間的擠壓。我確實覺得它很限制我們的言論自由。你以為大家在自由發揮，說這個，說那個的，其實它是在受了它那種被灌輸了的思想影響下，它是沒有自由的。」侯表示她已經現在不再完全依賴微信作為社媒交流工具了，隨著她的朋友們選擇其他社交軟件而與微信漸行漸遠了。自由人士海濤則認為，使用微信工具用於生活親情朋友的互動還可以，但不適合政治和敏感話題詞語，因為中國當局禁令關卡重重，網監網警審查嚴密，很容易觸規招之麻煩。很多群經常被封，那怕是傳遞當局高調高喊的「和諧民主」、「自由平等」、「反腐倡廉」等內容，如太多了就好像有貶低當局之意。也經常看到國內信息報道，因在微信上不小心甚至因好心而被稱作「惹事」 ，冠以觸規觸法。
這幾位在澳華人的想法，代表了華人社會對微信的「愛恨」。那麽，華人應該怎麽看待微信呢？微信又有什麽是非功過呢？澳洲三位研究微信多年的學者有他們獨到的見解。
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微信澳洲華人事實核查小組發起人楊冰清說，隨著2011年1月微信的推出，在將近10年的發展過程中微信已經成為了一種自己的生態圈，創造了一整套生活方式，從微信支付到購物，到買火車票、看病掛號、買博物館的門票等等。在澳洲對於我們來說，微信它給很多人，尤其是英文不好，不願意閱讀英文文章的人提供了本地的資訊。在疫情期間還出現了很多團購的群。這給商家帶來了商機，也給華人社區提供了一些便利。」她說，這種線上的協助也涵蓋鄰里互助群等，這讓華人社區走到了線上，撇開了地域、城市，甚至國家的阻隔。
楊冰清女士說，微信存在的虛信息等問題也廣泛存在於其他西方社交媒體中。不過就微信而言，她認為由於受到言論內容管制和審查，一些澳大利亞本地的微信和公眾號是從英文媒體上去尋找信息，但一些英文原稿中多元的觀點卻在華人自媒體「洗稿」之後面目全非。「就剩下來一個可以在微信平臺上發表的、比較單一的敘事模式。」她說，這就讓看不懂，或是不願意消費英文媒體的自媒體受眾有了一個誤區，以為微信和公眾號上的澳大利亞媒體報道就是原文的敘事初衷，這很危險。「如果能讓不一樣的論述在一個idea market（想法市場）裏去競爭的話，我們就可以獲得真相，但是現在我們所處的是華人媒體割據狀的狀態。」「微信鎖住了一大部分用戶，它培養出了比較固話的趨勢。而不喜歡微信內容審查的人又在其他平臺上創建了某種對沖式的敘事，但到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這兩種不同敘事之間有比較好的交流。」楊冰清表示，由於持不同觀點人士的交流不暢，澳大利亞華人社區中出現了意見上的分裂。楊冰清說假新聞泛濫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特別是在我們所處的這樣一個「後真相」（post truth）時代。她還指出，一些公眾號的競爭模式是誰能最先發出信息——先別人一步發出某個爆炸性新聞意味著10萬+的點擊率，因此很容易會忽略對信息的核查以及質量。她說，這造成了標題中常常出現非常多的感嘆號，用危言聳聽的方式去「恐嚇」讀者，甚至還有翻譯錯誤。他們最終會把當地媒體上的一些報道再加碼，再添油加醋，再轉到微信公眾平臺上。」
臺灣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陳至潔博士承認微信的功能很多，但是他建議大家是時候要尋找替代者了。「在中國以外商業公司所提供的社交app都可以使用。除了微信之外，華人朋友是不是也應該開始用起其他的軟件。這也是一個避險的措施。」陳至潔博士認為，微信這樣的社媒平臺，還可能會帶來在澳華人不能融入當地國家的問題。很多微信用戶誤以為收到了大量豐富的信息，而實際上這些信息的來源十分單一。「因為它都要符合中國政府的法規，還有北京對於信息安全的要求。因此有些不合規的信息就會被刪除。同時，加入中國政府願意、喜愛或要求的這些內容。」 他認為，由於微信和公眾號沒有充分發表各種看法的平臺，因此大家對某些事務的討論非常受到局限。陳至潔博士說，他在對澳大利亞微信和公眾號的內容分析中還發現，很多澳洲本地的華人微信和公眾號、自媒體沒有提供華人融入當地社會最需要的信息和知識，則會讓澳大利亞華人置身於入鄉隨俗的進程之外。「如果在這樣的公眾平臺上，都不去討論，不去披露政府和社會提供的便利和權益保障，這對華人融入當地社會，得到合法權益的保障，生活上的便利都會受到影響。」他說久而久之，華人社會就會與主流社會脫節，彼此也沒有更多地交流，造成了隔閡。
澳大利亞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RMIT）傳媒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於海青博士的看法，「一個中心的問題是選擇的權利，我們在澳大利亞的華人有這個選項嗎？」「對於我們又想跟在中國的家人和朋友溝通的話，我們有沒有選擇其他社交媒體的權利？」她說，如果中國的親朋好友沒有這個選擇權，在海外的華人也會被綁架，一直使用微信。「雖然我在同時使用其他的平臺，可是因為我的家人，我的老父老母不能夠用其他平臺，我也就寧願被綁架。這是沒有辦法的。」於海青博士還指出，澳大利亞政府必須一視同仁地面對待所有的社交媒體平臺。「澳大利亞應該以同樣的標準適用於Facebook Messenger也好，WhatApp也好，Twitter也好，要保證我們澳大利亞公民的言論自由」。
如果你做不到，澳大利亞政府有權力，有能力跟這個平臺進行溝通。而且平臺有技術能力做到。」她認為，很多個案證實，人們在微信上的任何言論都會受到監視，即便私下裏談及的，甚至刪除的信息也會有記錄。「如果中國那邊依然想找你的岔，它肯定還能把你找出來。所以我們每個人在使用微信的時候，說任何的事情全都是裸體的。」於海青博士也認為，如果說中國的大外宣沒有涉及類似微信這樣的社媒，那肯定是錯誤的，但是涉足的方式有很多種。他說，其實無論是通過人工，還是機器進行審查，就會讓人只能聽到單一的聲音，異見是根本聽不到的——因為商業運作的公眾號不願意被封號，因此他們不敢去踩「紅線」，采取自律措施。「所有經營過公眾號的人都可能有稿子被斃掉的經歷，為什麽會被斃掉，它不告訴你，你去申訴，沒結果，通過這個它就慢慢培養了你一個習慣。」「知道這個關鍵詞不能用，這個topic（話題）不能提及，但是你一旦形成了自我審查的意識，你就很難去開放，因為你已經習慣了。」
此外，於海青博士說另一方面，一些自媒體，公眾號希望獲得來自中國企業和政府的資助，也會在內容上有所注意。然而，於海青博士指出這種情況只局限於公眾號，而在很多微信群中，大家對澳大利亞信息的交流還是很多的，特別是在澳大利亞大選時。「尤其是對澳洲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選舉制度等等的討論還是很多的。」於海青博士說，從她有關微信在澳大利亞華人社會使用的研究中發現，很多公眾化或自媒體注重誇大事實，誤導受眾，咆哮體的寫作方式一部分是由於他們的極為商業化的運作。她說，在對排名前50的微信公眾化內容及背景進行了分析與調查後發現，由於他們都是為了逐利而設立的，為了獲得更多點擊率，這些自媒體就必須要吸引人們的眼球。因為點擊率就意味著廣告收入。「還有市場競爭很激烈，既然以盈利為目的，就會你死我活，在惡性競爭的背景下，質量的問題就難以保證。」「他們不是媒體，但是又起到了媒體的作用。」
總之，微信可用，但不能全用。微信只能微信，不能全信。微信有風險，凡事需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