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按:鮑彤紀念鐘沛璋,兩位都是八十年代頂風改革的代表人物,那個時代的風風雨雨,我也很熟悉。鮑彤先生在中央樞紐,重大事件他沒漏掉一樁,這裏提到的其實是一件小事,但是在三十年後,鮑彤依然對鐘沛璋抱著歉意,這種風骨,今天已經很罕見了。鮑彤也保護過我,那個風險就大了。鐘沛璋是胡耀邦的大將,團派主力,這樣的人,今天北京已經沒有了,然而他們的業績留在歷史上發光。
鐘沛璋先生不是偉人。他是一位正常人——正常地思考正常地行動的人。
他是《中國青年報》的領導人。因為正常,1957年他當然被打為右派,成了人民公敵,被撤銷了職務。
後來「改正」了,他重新回到《中國青年報》,繼續領導報社,繼續正常地思考,正常地行動。
1980年,北京出了一件事:商業部部長王磊到北京豐澤園飯店吃「霸王飯」,也就是吃了飯不交錢或少交錢。這種事情,如果遇到不正常的人,馬馬虎虎也就算了,但恰恰遇到了一位正常的廚師,正常地向《中國青年報》投訴。《中國青年報》的領導人如果不正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就罷了,偏偏遇到了鐘沛璋先生這位正常的領導人。於是,商業部長吃霸王飯的新聞和報紙對這一事件的評論就上了《中國青年報》的頭條。
見報的當天上午,恰逢國務院例會。照例九點鐘開會,趙紫陽一般提早一兩分鐘到,大家一般提早五分或十分鐘到。紫陽到會前,照例是大家三三兩兩七嘴八舌「開小會」的時刻。於是有人提到了《中國青年報》的這個頭條。副總理萬里沒有聽清楚,問「什麽事?」有人就向他解釋。萬里說:我不知道啊,報紙為什麽不跟國務院打個招呼啊?正當此時,紫陽進來了,見大家議論紛紛,就問什麽事啊,萬里又說了一遍。紫陽當即表態附和:是啊,報紙批評國務院的部長,應該跟國務院打個招呼。接著,例會正式開始,討論預定的議題,沒有再談王磊。
當天的議題是什麽,我完全不記得了。一整天,我心裏很亂。下午我在中南海裏信步亂走,遇到王揖先生,他文革前是人民日報副總編,這時是中宣部新聞局局長。見了我,一把把我拖進他的辦公室(當時中宣部在中南海裏),坐定,只問我一句話,「紫陽怎麽能這樣說?」我無言以對,呆呆地坐了幾分鐘就起身向他告別,心裏依然亂糟糟。晚上回家,仍是神魂不定。突然有人敲門,來的是鐘沛璋先生。
鐘先生開門見山,沒有任何客套話,只說了一句:事實是經過核實的。只問了一句:如果批評部長應該跟國務院打招呼,是不是批評處長應該跟部長打招呼,批評廳長應該跟省長打招呼,批評老百姓應該跟居民委員會打招呼?報紙以後該怎麽工作法?
當晚我想了一夜:明天向不向紫陽反映鐘先生和王先生對他的批評?我決定:不反映。為什麽?我的自我辯解的「理由」是不能「影響」紫陽和萬里的「關系」。這個「關系」太重要了,無論如何,我不能做「影響」國務院這兩位主要領導人「關系」的罪人。
這個堂皇「理由」,連我自己也說服不了。幸運的是,顯然出於胡耀邦和胡績偉先生的支持和決斷,第二天的《人民日報》,同樣在頭版,登載了和《中國青年報》同樣內容和同樣觀點的頭條,圓滿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這件事一直壓在我心底,使我羞愧。鐘先生和王先生,豐澤園的廚師先生,胡耀邦和胡績偉先生,都是正常人,都能正常思考,正常決斷,正常行動。但是我不能,我懦弱。鐘沛璋先生開誠布公向我提出了對趙萬兩位的批評,是與政府為善,希望這個國家能夠具有正常的新聞和輿論;也是希望我這個秘書能夠盡一份責任,起正常的作用,但是我沒有。
四十年過去了。幾年前見到了與鐘先生相熟的盛禹九先生,我告訴盛先生:我敬重鐘,但辜負了鐘的厚愛,請他有機會見到鐘時,代我致意。
如果能當面向鐘先生請罪,該多好啊!
鐘沛璋先生已經歸天。聽說《希望之聲》電臺關於八寶山為鐘先生舉行殯葬儀式的報道的標題是《中共自由派鐘沛璋舉殯,習母和鮑彤罕見同場送花圈》。的確,不應該把我和齊心大姐相提並論。齊心大姐獻花圈,是表達對鐘沛璋先生的尊重。我鮑彤獻花圈,表達的是一個自愧不正常的人向一位正常人的懺悔和悲痛。我認為:像鐘先生這樣的正常人應該越來越多,而我這種不正常的人必須誠心誠意向正常人學習,從而越來越少——這個國家就有希望了。
2021年2月11日(農歷大年三十)
簡介:
鐘沛璋出生於1924年,浙江鎮海(今寧波)人。交通大學肄業。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鐘沛璋在上海創辦中聯廣播電臺,並任臺長。1948年起,他任《青年知識》半月刊主編。建國後,他負責創辦了上海《青年報》,任總編輯,後任《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副社長,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局長。著有《獻給正在思考的大學生》、《奮起集》、《時代召喚著新人》等作品。
光傳媒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