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按：鮑彤紀念鐘沛璋，兩位都是八十年代頂風改革的代表人物，那個時代的風風雨雨，我也很熟悉。鮑彤先生在中央樞紐，重大事件他沒漏掉一樁，這裏提到的其實是一件小事，但是在三十年後，鮑彤依然對鐘沛璋抱著歉意，這種風骨，今天已經很罕見了。鮑彤也保護過我，那個風險就大了。鐘沛璋是胡耀邦的大將，團派主力，這樣的人，今天北京已經沒有了，然而他們的業績留在歷史上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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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沛璋先生不是偉人。他是一位正常人——正常地思考正常地行動的人。
他是《中國青年報》的領導人。因為正常，1957年他當然被打為右派，成了人民公敵，被撤銷了職務。
後來「改正」了，他重新回到《中國青年報》，繼續領導報社，繼續正常地思考，正常地行動。
1980年，北京出了一件事：商業部部長王磊到北京豐澤園飯店吃「霸王飯」，也就是吃了飯不交錢或少交錢。這種事情，如果遇到不正常的人，馬馬虎虎也就算了，但恰恰遇到了一位正常的廚師，正常地向《中國青年報》投訴。《中國青年報》的領導人如果不正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就罷了，偏偏遇到了鐘沛璋先生這位正常的領導人。於是，商業部長吃霸王飯的新聞和報紙對這一事件的評論就上了《中國青年報》的頭條。
見報的當天上午，恰逢國務院例會。照例九點鐘開會，趙紫陽一般提早一兩分鐘到，大家一般提早五分或十分鐘到。紫陽到會前，照例是大家三三兩兩七嘴八舌「開小會」的時刻。於是有人提到了《中國青年報》的這個頭條。副總理萬里沒有聽清楚，問「什麽事？」有人就向他解釋。萬里說：我不知道啊，報紙為什麽不跟國務院打個招呼啊？正當此時，紫陽進來了，見大家議論紛紛，就問什麽事啊，萬里又說了一遍。紫陽當即表態附和：是啊，報紙批評國務院的部長，應該跟國務院打個招呼。接著，例會正式開始，討論預定的議題，沒有再談王磊。
當天的議題是什麽，我完全不記得了。一整天，我心裏很亂。下午我在中南海裏信步亂走，遇到王揖先生，他文革前是人民日報副總編，這時是中宣部新聞局局長。見了我，一把把我拖進他的辦公室（當時中宣部在中南海裏），坐定，只問我一句話，「紫陽怎麽能這樣說？」我無言以對，呆呆地坐了幾分鐘就起身向他告別，心裏依然亂糟糟。晚上回家，仍是神魂不定。突然有人敲門，來的是鐘沛璋先生。
鐘先生開門見山，沒有任何客套話，只說了一句：事實是經過核實的。只問了一句：如果批評部長應該跟國務院打招呼，是不是批評處長應該跟部長打招呼，批評廳長應該跟省長打招呼，批評老百姓應該跟居民委員會打招呼？報紙以後該怎麽工作法？
當晚我想了一夜：明天向不向紫陽反映鐘先生和王先生對他的批評？我決定：不反映。為什麽？我的自我辯解的「理由」是不能「影響」紫陽和萬里的「關系」。這個「關系」太重要了，無論如何，我不能做「影響」國務院這兩位主要領導人「關系」的罪人。
這個堂皇「理由」，連我自己也說服不了。幸運的是，顯然出於胡耀邦和胡績偉先生的支持和決斷，第二天的《人民日報》，同樣在頭版，登載了和《中國青年報》同樣內容和同樣觀點的頭條，圓滿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這件事一直壓在我心底，使我羞愧。鐘先生和王先生，豐澤園的廚師先生，胡耀邦和胡績偉先生，都是正常人，都能正常思考，正常決斷，正常行動。但是我不能，我懦弱。鐘沛璋先生開誠布公向我提出了對趙萬兩位的批評，是與政府為善，希望這個國家能夠具有正常的新聞和輿論；也是希望我這個秘書能夠盡一份責任，起正常的作用，但是我沒有。
四十年過去了。幾年前見到了與鐘先生相熟的盛禹九先生，我告訴盛先生：我敬重鐘，但辜負了鐘的厚愛，請他有機會見到鐘時，代我致意。
如果能當面向鐘先生請罪，該多好啊！
鐘沛璋先生已經歸天。聽說《希望之聲》電臺關於八寶山為鐘先生舉行殯葬儀式的報道的標題是《中共自由派鐘沛璋舉殯，習母和鮑彤罕見同場送花圈》。的確，不應該把我和齊心大姐相提並論。齊心大姐獻花圈，是表達對鐘沛璋先生的尊重。我鮑彤獻花圈，表達的是一個自愧不正常的人向一位正常人的懺悔和悲痛。我認為：像鐘先生這樣的正常人應該越來越多，而我這種不正常的人必須誠心誠意向正常人學習，從而越來越少——這個國家就有希望了。
2021年2月11日（農歷大年三十）
簡介：
鐘沛璋出生於1924年，浙江鎮海（今寧波）人。交通大學肄業。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鐘沛璋在上海創辦中聯廣播電臺，並任臺長。1948年起，他任《青年知識》半月刊主編。建國後，他負責創辦了上海《青年報》，任總編輯，後任《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副社長，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局長。著有《獻給正在思考的大學生》、《奮起集》、《時代召喚著新人》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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