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先生3月28日於紐約逝世,享年102歲。司馬璐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這裏我談談他那本《鬥爭十八年》。
有句名言(這句名言有好幾種版本)說:20歲以前不信共產主義是沒良心,30歲以後還信共產主義是沒頭腦。
司馬璐不到20歲就加入了共產黨,不到30歲就離開了共產黨。司馬璐正是這句名言的例證。
那麽,司馬璐是怎樣完成這個轉變的呢?司馬璐為何早早地就脫離了共產黨呢?他的《鬥爭十八年》給出了最好的答案。
司馬璐出生於1919年,1935年加入共青團,1937年加入共產黨,1942年脫離中共,1949年離開大陸去香港。1952年,司馬璐在香港出版了《鬥爭十八年》。在序言裏,司馬璐寫到:「從1935年我參加中共的工作開始、到現在為止,我整整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鬥爭了十八年!」
在《鬥爭十八年》裏,司馬璐告訴了我們一個真實的延安:表面上標榜平等,實際上等級森嚴;共產黨號稱為人民服務,自稱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實際上延安的老鄉們一提起共產黨就很反感,如此等等。《鬥爭十八年》講到很多故事,令人感慨,啟人深思。這裏我只講三件事。
1、殘酷的清洗
斯大林說過:黨是靠清洗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
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司馬璐奉組織之命到安徽展開地下工作。他的頂頭上司叫柳英,人稱「老頭子」。有一次,「老頭子」向司馬璐講述了當年江西蘇區屠殺AB團(是一個接近社會民主黨性質的組織,江西蘇區時代,在中共黨內有極大影響)的故事:
「那時候,我自己的眼睛也看花了,今天看著一批同志審判別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審判別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審判,一批批一批批綁出去殺了。我敢說這中間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證黨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
這就怪了,既然明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怎麽還說黨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呢?「老頭子」居然有他的一套說法。
「老頭子」說,假如你不是反黨份子,當黨指你是AB團的時候,黨對你說,你一經承認就可以無事了,一個意志薄弱的共產黨員,往往因為受不了刑,立刻屈服下來,那麽你這種人就該殺,因為這說明你意志薄弱,容易動搖,要是給敵人抓去,一定當叛徒,所以該殺。而另一些人,則因為黨寃屈了他,激起他的不滿,對黨抱怨。也該殺。這說明你對黨的忠誠不夠,你這種人很容易叛黨,所以也該殺。這兩種人都隨時易於成為叛黨份子,殺了幹凈。「老頭子」補充說,另外還有一些亂用AB團的罪名殺人的幹部,當然黨也是一並殺了……。
「老頭子」滿口殺殺殺,說得滿不在乎,唾沫好幾次噴到司馬璐的臉上,他也毫不覺得,又繼續說下去:「同志,這次清洗我們的黨,是十分必要的呀,假如不是那一次殺掉那些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機會主義者,我們的黨,今天還成個什麽樣子呀!」
最後,「老頭子」得意忘形的用了一句話算是作了結論:「至於我,自然也是從那次鬥爭中考驗過來的。」「老頭子」講起自己被審查的情景:「赤衛隊先把我綁起來,主持審判我的一個幹部不斷的灌我辣椒水,一定要我在一張承認自己是AB團員的自白書上簽字,我至死也不承認這回事。然而我卻不斷呼號著說:『黨對於反革命份子的嚴峻處置是對的,我始終忠實於黨忠實於共產主義的信仰,我的生命早巳貢獻於黨,你們怎樣處置我,我都沒有話說。』幾天以後,另一個黨的高級幹部,來處理我們的問題,我就被釋放了。而那個灌我辣椒水的幹部,卻以AB團的罪名被殺了。」
「老頭子」講得眉飛色舞,司馬璐聽得毛骨悚然。司馬璐寫到,說實話,我對這樣的組織生活已經厭倦了。經過自己的耳聞目睹和親身經歷,原來那份聖潔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已經吹去大半。
2、卑鄙的殺人滅口
《鬥爭十八年》還講到一件事。那時,司馬璐已經脫離了共產黨,來到重慶。一天下午,司馬璐坐在茶室飲茶,巧遇在延安棗園「敵工培訓班」的同學陳健民。陳健民知道司馬璐已經脫黨後,告訴了他一個駭人的故事。
陳健民來自昆明,本是昆明國府後勤機關工作人員,中共地下黨員。一天,黨命令他逮捕某人並立即處決,事後再向政府公布此人為圖謀不軌的共黨分子。當陳健民遵命將此人逮捕,一看,原來也是棗園同學——身體結實、會唱山歌的矮個子李毓茲。經過交談才知道,原來是昆明中共組織經費十分困難,李毓茲奉命搶劫昆明大商號源昌公司。殊不知這家公司有「雲南王」龍雲的三公子的股份,龍雲聞訊大怒,追緝甚力,限期破案。昆明中共地下組織這下慌了神,因為中共在西南的活動全靠龍雲掩護,現在搶了人家公子的公司,一旦破獲,如何得了?到這時,陳健民才恍然大悟,黨命令他殺李毓茲,原來是為了滅口!陳健民把自己的「任務」告訴老同學,兩人相擁而泣。最後,陳健民送了一點路費給李毓茲,囑他走得越遠越好。陳健民自己則提了一只小箱,悄悄逃至重慶。
陳健民對司馬璐說:「我現在真的對政治完全灰心了。」「這一行真不是我們這種人幹的,媽的,什麽革命。」
這就是共產黨。這就是共產黨革命。一個標榜高調的理想主義,並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理想主義者的共產黨,怎麽能搞成這個樣子?
問題恰恰就在這裏: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一種極其高調的理想主義,共產黨立志要一勞永逸地結束世上一切苦難與罪惡,在人間建成天堂。因此共產黨就認為,既然他們的目的是如此崇高美好,還有什麽手段是不可以采用的呢?因此,共產黨可以一方面對所謂舊社會舊製度發動極其苛刻的道義討伐,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行為中罔顧最起碼的道德約束。在最美好的旗幟下,共產黨就做起了最惡劣的壞事;在建立人間天堂的名義下,把人間變成了地獄。
3、不完美的社會與言論自由
想當年,有不少國統區的青年,因不滿國民黨的腐敗而投奔延安。他們之中的很多人也在延安遭受到種種猜疑與迫害,也對共產黨產生了這樣那樣的反感。但是脫離延安的人卻並不多。一個原因是他們仍然無法掙脫共產主義理念那個精神牢籠的束縛,另一個原因是他們不能給自己脫離延安,重新回到他們曾經與之決裂的國統區找到一個充足的理由。那麽,司馬璐是怎樣解釋他的回歸呢?
司馬璐寫到:「我收拾起我的破碎的心,按著我的遍體鱗傷的身軀,終於勇敢的,不顧一叨的,從這個囚籠中掙紮出來」。「剛從一個共產黨人的牢籠中飛出,我發現到,在這地球上,除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小天地之外,還有一個廣大遼闊的世界,我慚愧和譏笑自己過去是多麽無知和淺薄,我們過去被關在那樣一個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小天地中,對於這個真實的世界,竟是這麽茫然。我們在共產黨內,受的是偏見、武斷和仇恨的訓練,他們把這個世界說得如何的醜惡,但是卻把我們帶入一個更醜惡的行為範疇中去」。
司馬璐記敘了他和一位國民黨的朋友郭春濤的對話。
司馬璐說:「無疑的,這個現實的世界也是醜惡的,但在兩種醜惡之間,我倒覺得這個現實的世界還可愛得多了,因為它至少還有一半的光明面。」
「你說的光明面指的是什麽?」郭春濤問。
司馬璐說:「至少,我覺得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上,空氣是不必化錢買的。而在另一個共產黨的小天地中,連空氣也被專有和統製起來了。」
郭春濤沈著臉,半天沒有回答司馬璐的話。
「你不要誤會,我絕不是為這個不合理的社會辯護。」司馬璐接上去說:「我繼續在尋找革命的道路,中國和世界都要換個樣子的,但是總要先集中力量打走日本人。中國今天需要怎樣的政府呢?第一要肅清貪汙無能的官僚,第二要顧念民生疾苦,第三要有百年之計的打算,第四要有世界眼光,第五要給人民以更多的自由……。」
「什麽,更多的自由,這個政府一點自由也沒有給我們,這完全是個獨裁的政府。」郭春濤激怒的說。
「郭先生,我以為你不必這樣動肝火,意氣用事,你有很久的革命素養,當然看問題要比我深刻得多。」司馬璐用高帽子先把郭春濤的氣平了下來,又繼續說下去:「但是,我要提醒你註意一件事,你身為一個國民黨員,還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可以高談闊論的大罵國民黨,你能說國民黨獨裁嗎?如果國民黨真有一套獨裁的本領,你的腦袋早就搬家了。」
郭春濤微笑的點了點頭,好像還同意司馬璐的說法,又聽司馬璐繼續說下去:
「其實我呢,我個人與國民黨只有怨,沒有一點緣分,但是,我們說一句話總得對國家對人民負責,那麽我可以說,如果你指責國民黨的政府人員無能則是天公地道,要說他們獨裁,他們就太不夠資格了。」
這段對話很值得玩味。正如司馬璐在序言裏所說:「在本書中,我反復的說,我絕不為這個不合理的舊社會辯護。但是,我要公道的說一句,一個人當在一個比較自由的社會,往往並不覺得自由的可貴,等到連這一點自由也喪失以後,才發現到自由的價值。」
這使人想起儲安平那句名言——」老實說,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與『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有』與『無』的問題了。」
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在出版了那本《新階級》之後,還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叫《不完美的社會》。在我看來,這部《不完美的社會》更重要。吉拉斯在書中指出,以為社會可以實現完美這種觀念是共產主義者犯的最大錯誤。追求完美的製度、完美的社會反而會誤導人們。吉拉斯強調,人類社會是不可能完美的,但盡管如此,人類還是可以有夢想有理想,這樣社會才會有改革有進步。我們要接受社會是不完美的現實,同時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改進,而不要沈溺於完美社會的觀念。
其實,亞里士多德早就指出,要把製度的問題和人的問題區分開來,人類社會的種種弊病,有的是製度造成的,有的是人造成的。由於人性本身的不完美,因此,不論什麽製度都不可能使人類社會達到完美。波蘭的米奇尼克說,民主就是「永遠的不完美,民主就是惡棍小人加正人君子加唱猴戲的大雜燴」。米奇尼克說,只有民主製才具有自我懷疑、自我批判的能力,專製是禁止對自身懷疑和批判的。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學會接受社會的不完美,最重要的是,一個社會必須允許自我懷疑、自我批判,簡言之,必須要有言論自由。
這就是我們閱讀司馬璐《鬥爭十八年》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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