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先生3月28日於紐約逝世，享年102歲。司馬璐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這裏我談談他那本《鬥爭十八年》。
有句名言（這句名言有好幾種版本）說：20歲以前不信共產主義是沒良心，30歲以後還信共產主義是沒頭腦。
司馬璐不到20歲就加入了共產黨，不到30歲就離開了共產黨。司馬璐正是這句名言的例證。
那麽，司馬璐是怎樣完成這個轉變的呢？司馬璐為何早早地就脫離了共產黨呢？他的《鬥爭十八年》給出了最好的答案。
司馬璐出生於1919年，1935年加入共青團，1937年加入共產黨，1942年脫離中共，1949年離開大陸去香港。1952年，司馬璐在香港出版了《鬥爭十八年》。在序言裏，司馬璐寫到：「從1935年我參加中共的工作開始、到現在為止，我整整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鬥爭了十八年！」
在《鬥爭十八年》裏，司馬璐告訴了我們一個真實的延安：表面上標榜平等，實際上等級森嚴；共產黨號稱為人民服務，自稱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實際上延安的老鄉們一提起共產黨就很反感，如此等等。《鬥爭十八年》講到很多故事，令人感慨，啟人深思。這裏我只講三件事。
1、殘酷的清洗
斯大林說過：黨是靠清洗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
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司馬璐奉組織之命到安徽展開地下工作。他的頂頭上司叫柳英，人稱「老頭子」。有一次，「老頭子」向司馬璐講述了當年江西蘇區屠殺AB團（是一個接近社會民主黨性質的組織，江西蘇區時代，在中共黨內有極大影響）的故事：
「那時候，我自己的眼睛也看花了，今天看著一批同志審判別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審判別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審判，一批批一批批綁出去殺了。我敢說這中間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證黨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
這就怪了，既然明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怎麽還說黨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呢？「老頭子」居然有他的一套說法。
「老頭子」說，假如你不是反黨份子，當黨指你是AB團的時候，黨對你說，你一經承認就可以無事了，一個意志薄弱的共產黨員，往往因為受不了刑，立刻屈服下來，那麽你這種人就該殺，因為這說明你意志薄弱，容易動搖，要是給敵人抓去，一定當叛徒，所以該殺。而另一些人，則因為黨寃屈了他，激起他的不滿，對黨抱怨。也該殺。這說明你對黨的忠誠不夠，你這種人很容易叛黨，所以也該殺。這兩種人都隨時易於成為叛黨份子，殺了幹凈。「老頭子」補充說，另外還有一些亂用AB團的罪名殺人的幹部，當然黨也是一並殺了……。
「老頭子」滿口殺殺殺，說得滿不在乎，唾沫好幾次噴到司馬璐的臉上，他也毫不覺得，又繼續說下去：「同志，這次清洗我們的黨，是十分必要的呀，假如不是那一次殺掉那些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機會主義者，我們的黨，今天還成個什麽樣子呀！」
最後，「老頭子」得意忘形的用了一句話算是作了結論：「至於我，自然也是從那次鬥爭中考驗過來的。」「老頭子」講起自己被審查的情景：「赤衛隊先把我綁起來，主持審判我的一個幹部不斷的灌我辣椒水，一定要我在一張承認自己是AB團員的自白書上簽字，我至死也不承認這回事。然而我卻不斷呼號著說：『黨對於反革命份子的嚴峻處置是對的，我始終忠實於黨忠實於共產主義的信仰，我的生命早巳貢獻於黨，你們怎樣處置我，我都沒有話說。』幾天以後，另一個黨的高級幹部，來處理我們的問題，我就被釋放了。而那個灌我辣椒水的幹部，卻以AB團的罪名被殺了。」
「老頭子」講得眉飛色舞，司馬璐聽得毛骨悚然。司馬璐寫到，說實話，我對這樣的組織生活已經厭倦了。經過自己的耳聞目睹和親身經歷，原來那份聖潔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已經吹去大半。
2、卑鄙的殺人滅口
《鬥爭十八年》還講到一件事。那時，司馬璐已經脫離了共產黨，來到重慶。一天下午，司馬璐坐在茶室飲茶，巧遇在延安棗園「敵工培訓班」的同學陳健民。陳健民知道司馬璐已經脫黨後，告訴了他一個駭人的故事。
陳健民來自昆明，本是昆明國府後勤機關工作人員，中共地下黨員。一天，黨命令他逮捕某人並立即處決，事後再向政府公布此人為圖謀不軌的共黨分子。當陳健民遵命將此人逮捕，一看，原來也是棗園同學——身體結實、會唱山歌的矮個子李毓茲。經過交談才知道，原來是昆明中共組織經費十分困難，李毓茲奉命搶劫昆明大商號源昌公司。殊不知這家公司有「雲南王」龍雲的三公子的股份，龍雲聞訊大怒，追緝甚力，限期破案。昆明中共地下組織這下慌了神，因為中共在西南的活動全靠龍雲掩護，現在搶了人家公子的公司，一旦破獲，如何得了？到這時，陳健民才恍然大悟，黨命令他殺李毓茲，原來是為了滅口！陳健民把自己的「任務」告訴老同學，兩人相擁而泣。最後，陳健民送了一點路費給李毓茲，囑他走得越遠越好。陳健民自己則提了一只小箱，悄悄逃至重慶。
陳健民對司馬璐說：「我現在真的對政治完全灰心了。」「這一行真不是我們這種人幹的，媽的，什麽革命。」
這就是共產黨。這就是共產黨革命。一個標榜高調的理想主義，並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理想主義者的共產黨，怎麽能搞成這個樣子？
問題恰恰就在這裏：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一種極其高調的理想主義，共產黨立志要一勞永逸地結束世上一切苦難與罪惡，在人間建成天堂。因此共產黨就認為，既然他們的目的是如此崇高美好，還有什麽手段是不可以采用的呢？因此，共產黨可以一方面對所謂舊社會舊製度發動極其苛刻的道義討伐，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行為中罔顧最起碼的道德約束。在最美好的旗幟下，共產黨就做起了最惡劣的壞事；在建立人間天堂的名義下，把人間變成了地獄。
3、不完美的社會與言論自由
想當年，有不少國統區的青年，因不滿國民黨的腐敗而投奔延安。他們之中的很多人也在延安遭受到種種猜疑與迫害，也對共產黨產生了這樣那樣的反感。但是脫離延安的人卻並不多。一個原因是他們仍然無法掙脫共產主義理念那個精神牢籠的束縛，另一個原因是他們不能給自己脫離延安，重新回到他們曾經與之決裂的國統區找到一個充足的理由。那麽，司馬璐是怎樣解釋他的回歸呢？
司馬璐寫到：「我收拾起我的破碎的心，按著我的遍體鱗傷的身軀，終於勇敢的，不顧一叨的，從這個囚籠中掙紮出來」。「剛從一個共產黨人的牢籠中飛出，我發現到，在這地球上，除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小天地之外，還有一個廣大遼闊的世界，我慚愧和譏笑自己過去是多麽無知和淺薄，我們過去被關在那樣一個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小天地中，對於這個真實的世界，竟是這麽茫然。我們在共產黨內，受的是偏見、武斷和仇恨的訓練，他們把這個世界說得如何的醜惡，但是卻把我們帶入一個更醜惡的行為範疇中去」。
司馬璐記敘了他和一位國民黨的朋友郭春濤的對話。
司馬璐說：「無疑的，這個現實的世界也是醜惡的，但在兩種醜惡之間，我倒覺得這個現實的世界還可愛得多了，因為它至少還有一半的光明面。」
「你說的光明面指的是什麽?」郭春濤問。
司馬璐說：「至少，我覺得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上，空氣是不必化錢買的。而在另一個共產黨的小天地中，連空氣也被專有和統製起來了。」
郭春濤沈著臉，半天沒有回答司馬璐的話。
「你不要誤會，我絕不是為這個不合理的社會辯護。」司馬璐接上去說：「我繼續在尋找革命的道路，中國和世界都要換個樣子的，但是總要先集中力量打走日本人。中國今天需要怎樣的政府呢？第一要肅清貪汙無能的官僚，第二要顧念民生疾苦，第三要有百年之計的打算，第四要有世界眼光，第五要給人民以更多的自由……。」
「什麽，更多的自由，這個政府一點自由也沒有給我們，這完全是個獨裁的政府。」郭春濤激怒的說。
「郭先生，我以為你不必這樣動肝火，意氣用事，你有很久的革命素養，當然看問題要比我深刻得多。」司馬璐用高帽子先把郭春濤的氣平了下來，又繼續說下去：「但是，我要提醒你註意一件事，你身為一個國民黨員，還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可以高談闊論的大罵國民黨，你能說國民黨獨裁嗎？如果國民黨真有一套獨裁的本領，你的腦袋早就搬家了。」
郭春濤微笑的點了點頭，好像還同意司馬璐的說法，又聽司馬璐繼續說下去：
「其實我呢，我個人與國民黨只有怨，沒有一點緣分，但是，我們說一句話總得對國家對人民負責，那麽我可以說，如果你指責國民黨的政府人員無能則是天公地道，要說他們獨裁，他們就太不夠資格了。」
這段對話很值得玩味。正如司馬璐在序言裏所說：「在本書中，我反復的說，我絕不為這個不合理的舊社會辯護。但是，我要公道的說一句，一個人當在一個比較自由的社會，往往並不覺得自由的可貴，等到連這一點自由也喪失以後，才發現到自由的價值。」
這使人想起儲安平那句名言——」老實說，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與『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有』與『無』的問題了。」
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在出版了那本《新階級》之後，還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叫《不完美的社會》。在我看來，這部《不完美的社會》更重要。吉拉斯在書中指出，以為社會可以實現完美這種觀念是共產主義者犯的最大錯誤。追求完美的製度、完美的社會反而會誤導人們。吉拉斯強調，人類社會是不可能完美的，但盡管如此，人類還是可以有夢想有理想，這樣社會才會有改革有進步。我們要接受社會是不完美的現實，同時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改進，而不要沈溺於完美社會的觀念。
其實，亞里士多德早就指出，要把製度的問題和人的問題區分開來，人類社會的種種弊病，有的是製度造成的，有的是人造成的。由於人性本身的不完美，因此，不論什麽製度都不可能使人類社會達到完美。波蘭的米奇尼克說，民主就是「永遠的不完美，民主就是惡棍小人加正人君子加唱猴戲的大雜燴」。米奇尼克說，只有民主製才具有自我懷疑、自我批判的能力，專製是禁止對自身懷疑和批判的。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學會接受社會的不完美，最重要的是，一個社會必須允許自我懷疑、自我批判，簡言之，必須要有言論自由。
這就是我們閱讀司馬璐《鬥爭十八年》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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