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過那種站在人生叉路口，不知選擇哪條路走才好的感覺。這時你就象那只出名的「布呂當的驢子」那樣拿不定主意，因為不論是你自己，還是寫書的那些聰明人，誰都說不清你到底走哪條路才真正有道理。這頭迷信充足理由律，或者說，迷信「歷史必然性」的驢子，站在兩堆一模一樣而且離它一樣遠的草堆中間，拿不定主意到底吃哪一堆才真正合乎「歷史必然性」，就這麽餓死了。這頭驢子真是天下最認真的一位教條主義者，值得把它神聖的皮剝下來，供在世界上最純潔的意識形態聖壇上，供千萬信徒永世瞻仰。
你要是問我對於「歷史必然性」的見解，我就要告訴你：我只相信唯一的一個「歷史必然性」，就是人類的知識只會越來越多，不會越來越少。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條，就是人都願意活得更好，而不是更壞。不過這後一條好象太常識了一點，不象是配得上和神聖的歷史必然性排列在一塊。
「歷史」或者創造歷史的人們，總難免要面對布呂當的驢子式的選擇難題。這時候，歷史到底選了哪條路，根本上可能就是因為某位大人物的某根神經忽然間莫名其妙地短路了，或者接通了，或者不過就是因為這根神經忽然間發了一下癢罷了。我看不出這裏頭有什麽「必然性」。
甚至，完全有可能根本就用不著勞駕大人物的神經。不大不小的人物，甚至小小的人物，只要機緣湊巧，也足夠起這種左右歷史發展的作用——至少是左右一小段路。比方說五月十三號晚上和五月十四號白天那個關鍵時刻，如果勸說撤退的合力再大些——也許需要大很多——事情的結局完全有可能大不相同。劉曉波後來一再埋怨我，「你們那天晚上（十三號晚上）為什麽不去廣場勸學生？要是許多象你我這樣的人全體出動，齊心合力去廣場勸學生，撤出來是完全可能的。」他說，那天他一直在作勸說工作，每一批聽他講道理的學生都被他說服了，總共大概有七、八批，——曉波的判斷也許對，也許不對。可你總歸沒法斷定說絕對不可能。我相信，類似這種機會後來還有，也許不止一次兩次。我不相信什麽絕對的必然性。真是那樣的話，人生未免太無聊了。要是人就象上好弦的鐘表發條一樣肯定只能照著什麽「歷史必然性」按步就班走下去，那真不如馬上就去找根繩子上吊算了。
五月十四號是星期天，我把電話斷開（我在電話線上裝了個開關），一覺睡到下午。後來聽陶斯亮說，她讓人拼命給我打了一上午的電話，想讓我去參加當天的對話會。我去或不去，會不會有什麽區別，這我說不好。對話會本身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除非我和其他知識分子們采取「非做不可」的極端積極態度，去一而再、再而三，千方百計堅持不懈地努力，或許結局會大有差別。一件事，你拼命幹，和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去幹，結果常常會有天壤之別。問題就在於，我們誰也沒有拼命幹！
睡醒之後，我想打聽打聽王丹到底是不是履行了諾言，從廣場撤出來了。可我給統戰部打電話，根本就沒有人接。晚飯後，我忽然心血來潮，想去看看導師于光遠先生。我猜想這位「一二•九」鬧事學生的大頭目對時局肯定會有點想法。再說我也好久沒有去看老頭子了。
最後一次見他還是在八八年十月份，老頭子讓我跟他一起去杭州開一個研討會，從那以後就再沒看見他。——說起來慚愧，我根本就沒好好給他當過學生。我那時候正迷上科學哲學，聽見別人說起「辯證法」三個字就頭疼。《資本論》雖說總算是硬著頭皮啃完了，可至今想起還心有余悸，唯願此生此世不再讀這類黑格爾風格的作品。凡有機會，我都要痛罵黑格爾「一派胡言」、「純屬垃圾」。為這個，鄧力群控制下的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一度幾乎要把我除名。幸虧老于頭（我們背後都這麽稱呼光遠老師——我得承認我是始作俑者）愛才心切，百般袒護，才總算勉勉強強混到畢業。
我先給在「于辦」（于光遠辦公室）的師弟劉世定打了個電話，約他一起去。那天晚上在導師家，我大談了一番中國黨應該有葉利欽式的人物，敢於站出來公開和保守勢力對抗之類的話。于先生想必覺得我極其幼稚。他則大談了一番當年「一二•九」的經歷。後來，我為了「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命運和作用」這個話題，和他爭論了起來。老頭子和我爭得面紅耳赤。後來，于小慶（他的小女兒）說：「我們這兒全是順從派，YES MAN，也就是你敢這麽頂撞他。」我真不知該說什麽好了。
從光遠老師家裏出來，已經十點多鐘。我和劉世定到了天安門廣場，就開始往裏邊擠。我拿出名片，讓那些糾察隊員傳進去，讓他們去找王丹說話。等了足有十八個鐘頭，才讓我進去。劉世定卻被攔在了外邊。好不容易找到王丹，我質問他為什麽不守諾言？為什麽沒撤？他答：同學們都不同意撤。他告訴我下午來了十幾個知識界名流，嚴家其、包遵信、戴晴、蘇曉康……，勸了半天也沒能勸動。他表示無可奈何。我在學生堆裏怔怔地蹲了好一陣，心裏把這幫不領也不袖的學生「領袖」臭罵了八十遍，怏怏而返。
第二天，五月十五號，上午去市委黨校給人事局第二期培訓班講公共關系課，晚上是公司五周年紀念招待會。在北京飯店西大廳開了五十桌宴席，每桌五百元。空著三分之一，冷冷清清毫無氣氛，與往年大不相同。然後，就是五月十六號那精彩的一幕。
五月十六號，我、劉世定、曹思源（老曹是我師兄）三個人相約去統戰部。起因是這樣：
前一天晚上，我剛剛從北京飯店回到家，就接到劉世定的電話。他說老曹剛剛和他在電話裏談過，想寫一份建議書。大意是：鑒於當前事態緊急，政治局集體討論延誤時機，建議中央指定一名政治局常委專門負責處理學潮問題。——聽了這話，我以為老曹發神經了。這簡直是小民直接干政。你算老幾，也配過問政治局的事？可我不想掃他們的興，就淡淡地說了一句：「這件事我看沒什麽意義。恐怕不會起任何作用。你說呢？」劉世定稱「不妨試試」。那就試試吧，總不至於為這個判幾年徒刑。他說最好早一點去。我說不行，事先沒跟司機打招呼，讓他白跑一趟不大好。再說，似乎有必要去公司露個面，免得一些人說三道四。
——說到司機和小車，叫我想起一大堆事情。在四通公司，部長和部門總經理級別以上的頭頭每天都有專車接送。改革開放前，這是只有高幹才能享受的待遇。很可能，這就是中國人熱衷於仕途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僅僅是個舒適的問題。坐小車首先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它能極大地滿足人們的虛榮心。可這恰恰也是讓老百姓切齒痛恨的一件事。
我得說，他們痛恨得有道理。出無車或出有車，僅此一項，就把官、民之間劃了一條巨大的鴻溝——決不僅僅是個上下班方便不方便的問題。甚至也不僅僅是個身份地位標志的問題。這是以掩人耳目的方式大幅度拉開收入差距。按目前的價格，一輛小車每月花費至少四千元人民幣，相當於給坐車階級每月增加四千元收入，而此時北大教授的月收入才不到150元，我在四通屬於部長級，也不過是900多。
在中國，幹部與老百姓的收入差距絕對不能以工資收入來衡量，這個差別絕大部分都體現在這一類有形無形的補貼和特殊待遇上——汽車、住房、醫療、公費請客、收受禮品……等等。對於提高工作效率，坐小車上下班實在作用甚微。相反，對於促成幹部脫離群眾，使幹部對群眾疾苦充耳不聞，倒是效果顯著。上下班不必擠公共汽車的官員很難真切體會中國城市職工每周六個十小時工作日的辛苦勞累和種種厭煩氣惱——名義上是八小時工作日，實際上路途平均需要近兩個小時。社會服務設施的極端落後又給職工增加好幾個小時的家務負擔。這些人民群眾的疾苦，那些高高在上的小車階級根本體會不到。
我又扯遠了。
我們三人到了統戰部，陶斯亮見到我就說：「你來得正好，正在到處找你！」她讓人把電話打到我家裏，家裏人說我已經去公司上班；再打到公司，又說我出去了，去向不明，她正在著急。她說讓我「再辛苦一趟」，去廣場把學生代表找來開個會，「上邊很著急。」我問會議內容，她答：了解一下情況。我有點火，就說：「情況不是明擺著，有什麽可了解的？不正式對話，談來談去有什麽用？現在的問題是趕快催促中央下決心答復學生們的要求，一味拖延只會弄得更沒法收拾。」她說「唉呀你就別管那麽多了，快去快去！」我只好快去快去。
天安門廣場早已擠得水泄不通。我坐上統戰部派的小巴，開到人大會堂北邊長安街上那十二個絕食絕水的學生們附近，無論如何擠不動了。想找個停車的適當地方都不可能。我只好叮囑司機把車停在原地千萬別動，下了車拼命往廣場裏邊擠。進了糾察線找到梁二，他居然也是那句話：「周老師，您來得正好。我們剛剛還給您打過電話。」我問什麽事？他說想跟統戰部聯系，商量個解決辦法。我讓他把在場的「絕食團」、「高自聯」的頭頭找來，一共七、八個人，擠出人群，好不容易找到那輛車，開回統戰部。我問「對話團」在哪兒？他們說正在中南海西北門靜坐示威。我把他們領進去——這回，統戰部可不象上次那麽客氣了，讓他們在傳達室的冷板凳上等著；然後，我告訴工作人員趕快備車去中南海西北門接「對話團」。
這時天已近午，陸續來了一大批中青年知識分子，記得有陳兆鋼、鄧正來、鄭棣、章立凡、林毅夫、黃方毅、陳小平等人。「對話團」久等不來，我正想要輛車去看看，被告知說他們正在往這邊走。我覺得奇怪：不是派車去接了嗎？我走出大門口，遠遠看見一面大旗作前導，一支二十多人的隊伍已經快要到了。為首的正是項小吉。我上前問他為什麽不坐車，他表情嚴肅，說：「那麽多同學都快餓死了，走幾步路算什麽。」
閻明復當時正陪同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直到下午將近兩點鐘才到。這次，他拒絕和學生代表見面。他對學生不履行諾言很生氣，他說事情正在走向反面，學生們已經被壞人利用了。他說，就在中央領導和戈爾巴喬夫會談的時候，一大批學生沖擊人大會堂北門，把大門玻璃都擠破了，鬧得裏邊連說話聲音都聽不清，國際影響壞極了。我們說這不可能，學生一直在各處拼命維持秩序，盡全力防止群眾沖擊要害部門。閻明復說，工作人員明明看見為首鬧事的人戴著校徽。我們都不以為然——校徽又不是胎記，誰不能戴？
顯然，中央內部強硬派的意見正在日趨占上風。閻明復讓我們作為中間人，在他和學生代表之間傳話。就這樣，學生代表在一邊，集中在第六會議室，閻在另一邊，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權充電話線。鬧哄哄地談了兩個小時左右，毫無結果。閻明復堅持學生必須立即撤離，其它隨後再談。他說，中央決策也要有個過程，不可能今天提要求，明天就答復。學生代表則說，不答應條件，他們沒法說服同學撤退。
閻明復心知已經沒有什麽希望，知道就算是這些代表同意撤，也全然沒用。學生群龍無首，山頭林立，而且，根本就不聽從任何人指揮。按照吾爾開希的話說：只要廣場上有百分之一的學生不同意撤，那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也撤不成。這就是說：他吾爾開希也不過是條大尾巴而已，根本就沒有什麽學生「領袖」可言。刻薄些的人，幹脆就說學生是烏合之眾。
下午大約四點鐘，看看這次接觸不會有結果，這些中青年知識分子就聚在小會議室裏，商議能否有別的辦法。我和一些人堅決主張閻明復親自去廣場見學生，作動員勸說工作。其他人則反對，認為太危險，而且也不會起作用，因為他不是決策人，說話不頂用。我當時很沖動，說：事情已經這樣，還顧得上什麽危險不危險？如果領導人個個都是首先考慮自己的安全，共產黨還有什麽希望？再說，我就根本不相信有多麽了不起的危險！第二，有用沒用，誰也沒法事先預料——我舉了劉曉波五月十三號晚上作勸說工作的例子——你不去做，怎麽就能百分之百斷定做不成？第三，就算沒有用，作為一種姿態，一種表明立場和個人品格的行動，閻部長也應當這麽做。這對他個人當然是有很大風險，但這會讓他青史留名，絕無疑問！
持反對意見的人沒再說話。陶斯亮把我們的意見告訴閻明復，我們又當面力勸。他先是有些猶豫——不是擔心自己的安全，是覺得沒有用處。大概也怕讓那些保守派抓把柄。我們再三鼓吹，他表示可以試試看。於是讓工作人員請示中央。這麽大的舉動，沒有中央授權，他是不能做的。很快，答復來了：可以。
接下來，就是如何進去，如何安全回來，一大堆技術細節。當時政府各部門已處於半癱瘓狀態，根本組織不起進入廣場的保衛力量。我建議說，是否可以去急救站調兩輛救護車，裝上高音喇叭，開進廣場？大家認為可行。沒有想到，打了將近半小時的電話，一輛急救車也調不來。高音喇叭更別提，根本就找不到。大家都泄氣了。
我靈機一動，計上心頭，就問在場的統戰部一位秘書長（胖胖的女同志，叫張夢娜），統戰部還有沒有大一點的面包車？我說，可以這樣做：準備兩部車，再用四幅白布，做四面旗子，兩面畫上紅十字，兩面寫上「急救」、「送水」 ，每輛車配兩面旗。再準備點飲料、藥品，混進去。閻部長坐後邊一輛，我們在前邊開道。她一聽大喜過望，立即著人準備。手忙腳亂一番，又打電話通知中央警衛局，決定從中南海穿過去，出午門、天安門進入廣場。又派當時在場的劉蘇里去廣場通知王丹，組織糾察隊。張秘書長讓我指揮這次行動。她再三叮囑一定要保護好閻部長的人身安全。
在我出此一計前，李鐵映到了，表示也要同行。我們極力勸阻。我們擔心他言辭強硬，出言不慎，反倒激怒學生。我曾質問說：中央為什麽至今不答應學生的要求？問題的關鍵，就是要否定「4•26社論」。既然中央一再肯定學生們是愛國行動，為什麽不能另作一個正確評價？他回答說：這個評價只能由歷史來作，歷史有它自身的客觀規律，並不是誰想怎麽說就怎麽說。
出發前的送行場面頗悲壯。一大群人——統戰部的工作人員，記者，還有別的什麽人，搞不清楚——在樓門口熱烈鼓掌送別，還有人抹眼淚。閻明復說：「豁出去了，大不了當一回中國的納吉！」——老實說，我沒有料到他會講出這樣一番大義凜然的話，心中不由暗自贊佩。
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一段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的積極性極端高漲的日子。一個新華社的記者，在我們上車的時候，瘋狂般拼命要往上擠。張秘書長大聲喝斥：「記者不能去！」上去用力揪他下來。我開頭把他誤認作《世界經濟導報》的陸一，想放他上去，但張堅決不準。我只好死攔住車門請他下去，一邊向他道歉。沒想到，這家夥（後來知道他是唐師曾）鉆進他們自己的小轎車，居然硬擠進我們這兩輛中巴中間，三輛車風馳電掣一般穿過中南海、天安門城樓，過金水橋，從歷史博物館前的馬路開到「生命線」附近。
「生命線」，是留給急救車運送絕食學生的專用車道，神聖不可侵犯。我叫司機停車，下去對糾察隊員說明來意，要求從「生命線」進入廣場指揮部，讓閻明復利用他們的廣播站發表廣播講話。你要是沒有親身經歷過那時的場面，恐怕永遠也想象不出當時那種群情激昂的氣氛。那些負責糾察的混小子們也半瘋了，說什麽「管你是誰，什麽人也不能占用生命線！」正在爭執間，忽然看見人群大亂，一股人潮瘋狂般湧向歷史博物館方向。我一看不好！原來是閻明復已經下了車，正往這邊走。我撇下那幫混小子，轉身就跑，一邊大聲埋怨閻明復擅自行動。
我回想起當時的驚險場面，至今還心有余悸。從此以後，我知道了什麽叫做人民群眾，什麽叫做群眾運動，知道了無指揮、無秩序的人群有多麽可怕。那天我們沒有被擠死、踩死，算是運氣好。我現在只要想起當時的場面，眼前就是一片滿頭大汗、滿臉通紅的、半瘋狂的無數湧動的人的面孔。我想我當時幾乎要急瘋了。幸虧我穿了一雙厚實的牛皮鞋，不然腳趾一定會踩斷幾根。總之老天保佑，那天總算安全進去，安全回來。那些瘋狂場面我很難一一描述。
閻明復的講話算不上精彩，但確實感人。——不是靠言辭，是靠他的人格。先是王丹、吾爾開希講了幾句，大意是同學們可以贊成、也可以不贊成閻的意見，但是無論贊成還是不贊成，都應該好好聽一聽，想一想，「因為閻明復同志是一位真正的好共產黨人。」王丹那天嗓音嘶啞，我坐在離他三米開外的地上（大家全都坐在地上），勉強聽懂了七、八成。吾爾開希帶著個氧氣袋呼哧呼哧喘粗氣。——他一到高潮時刻一定得用上那個東西，據說是「急性心肌炎」。
閻明復說：「我代表中央領導來看望大家。看見同學們這種樣子，我心裏非常、非常難過。同學們的精神是好的，願望是善良的。但是，你們沒有權力這樣摧殘自己。你們都是好樣兒的，將來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們國家現代化的重擔就落在你們肩上了。你們一定要保重身體。把身體搞垮了，是國家的巨大損失，你們自己也要遭受痛苦。一切問題都可以慢慢商量，不必要采取這樣極端的方式。事情的解決總要有個過程，不能太性急。你們的要求，中央一直在認真考慮，我們可以坐下來，商量個妥善的解決辦法。中央政治局早就作了決議，決不會對同學們秋後算帳。希望同學們盡快回到校園裏去，養好身體，好好讀書。如果同學們不相信我的保證，你們可以把我閻明復帶回學校作人質！如果出了問題，我願意承擔一切責任！」
他講話的時候，一群一群的大學生坐在地上抹眼淚。不斷有人高聲喊口號——聽不清喊的是什麽。閻明復本人也很沖動，聲音哽咽。我看他也快要掉眼淚了。我坐在地上，心想如果五月十三號絕食剛剛開始，熱度還沒上升到這種地步的時候，中央領導全都出來和學生見面，親自作勸說工作，哪有勸說不成的？大好的機會，全都錯過了！怪誰？到底應該怪誰？
——我正在胡思亂想，猛然看見人群亂了起來，幾個手拿對講機的大漢圍定閻明復，——後來才知道是中央警衛局的人員（馬曉力後來告訴我，是統戰部的工作人員）——急急忙忙往外擠。我們趕快站起來，拼了老命把手膀緊緊挽在一起，圍成一圈，把閻明復保護在中間。周圍的人群哭著，喊著「閻部長」，亂成一團糟。閻明復終於掉下了眼淚，氣憤地說了一句：「那些人自己為什麽不來絕食！」——我到現在也不知道他指的是誰。是指方勵之嗎？還是……？他大概真的以為學生鬧絕食是有「壞人」在背後鼓動的。其實大謬不然。
王丹親口告訴我，絕食這出戲完全出於偶然。是他和幾個學生晚上在一個小飯館吃飯，不知是誰先出了這個主意，七嘴八舌議論了一番，回去一呼百應就幹起來了。這一切事情，上上下下全都這麽荒謬、滑稽，後人聽到這些一定不敢相信。可是事實就是如此，信不信由你。中國是個專門上演荒誕派戲劇的大舞臺，世界第一。在中國，沒有什麽不合常理的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
一群人跌跌撞撞，總算擠出了糾察線，就再也動彈不得。離停車的地方還有老遠。最後還是中央警衛局的大漢們有辦法，強行攔住一輛急救車，不由分說，把閻明復三把兩把從後門塞進去，車門半開著，就瘋了似的開走了。我們分乘原來的兩輛車，從前門、北京音樂廳繞了一個大圈子，在人群當中擠了將近一個小時，才回到統戰部。
這一天真把我累壞了。胡亂吃了點東西，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了個空會議室倒頭便睡。那邊大會議室裏，老曹和一幫人又開始和那些留下沒走的學生代表談、談、談！依我看談的全是些廢話。老曹是個出了名的好脾氣。我可是早就不耐煩了。
一覺醒來，已是將近十二點鐘。只覺頭昏腦脹，渾身酸痛。我搖搖晃晃走出來，拐進大會議室，看見老曹還在和學生們談著，邊談邊寫什麽東西。我過去一問，原來是他和劉世定說好了要寫的那封意見書。一共大概是四條，第二天他拿去在《科技日報》頭版發表了。簽名的一共十二個人，我們六個知識分子，和王丹等六個學生代表。
陶斯亮要求我們等著，先不要走。她說胡啟立淩晨可能要去廣場，讓我們陪同。一直等到夜半將近兩點，閻明復傳話過來：中央正在開會，請大家回去休息吧。我回到家裏已經是三點鐘了。據說就在這天深夜的政治局會議上，趙紫陽被解除了職務，由李鵬主持政治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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