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來了
那年夏天的一個早晨，我被派到扎奇去油漆一座新房子。我剛開始工作沒有多久，就看到一大群人打著紅旗朝我的方向走來，在碧藍的天空下，紅旗在風中飄揚。敲鑼打鼓聲震天價晌，群眾的呼聲超越了鑼鼓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看到這些打著旗幟的隊伍，我覺得好像是一群孩子在節日裡游行，隊伍裡的人沒有一個看起來年紀超過十五歲，這些孩子後來被稱為「紅衛兵」。有些年紀更小的孩子也跟在後面走，雙手熱情地鼓掌。游行的人臂上都戴著紅衛兵的袖章，對我們這些路旁圍觀的犯人，都視若無睹。
那天晚上，有類似的一幫年輕人到監獄來，他們發表一項聲明，要求所有干部都參加文化大革命，鏟除黨內的反動派。紅衛兵們在未來的年代裡製造了大量的騷亂，打著毛澤東「造反有理」的口號，狂熱地沖到街上，把一切他們認為阻礙革命前進的東西砸爛。我唯一對監獄有一點感激的是，它保護了我們免於遭受紅衛兵的殘害。
有一次在四組，我看到紅衛兵把整棟行政大樓的工作人員都驅趕出樓，把紙卷成圓桶做成帽子，讓主管干部們戴著，把他們的衣服都剝光，然後命令他們站在一棟白色建築的前院裡。看見這些人站在那兒，兩只手放在膝蓋上，心中很納悶。他們害怕得全身發抖，手足失措。一個紅衛兵命令他們低頭彎腰。開始我覺得這些干部們是罪有應得，自食其果。這種報復心理雖然違背我的宗教信仰，卻是人性裡面很強的一種沖動。監獄管理員和警衛只不過是整個行政系統最下層的人，但是他們的殘暴導致了犯人的痛苦，我們的憤怒很自然地發泄在他們的身上。紅衛兵們在他們臉上吐口水，辱罵他們妨妨礙革命的發展，拒絕暴露黨內的敵人。
輪到監獄幹部受批鬥
第二天這些干部官員彎腰駝背地在監獄場地走著，看起來很可憐，而且不知所措。紅衛兵們命令他們也要開檢討大會，坦白交待自己缺乏支持革命的熱情，終於輪到這些人進學習班了。1966年5月中，我們的分隊也被命令要進行學習，這種學習持續了一整個月。主要學習毛澤東思想，並且閱讀報道文化大革命進步的《西藏日報》社論，還放了一個電影，是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檢閱了成千上萬的紅衛兵。文化大革命被宣稱是在毛主席和林彪的直接指導之下發動的。我以前沒有聽過林彪的名字，他被形容成「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接下來的兩年之間，沒有一次會議漏掉過這兩個人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為了要鏟除一切妨礙社會主義進步的力量，並且消滅試圖顛覆革命的黨內敵人。他們讓我們真誠擁抱革命，改造思想和行為，也警告我們，如果任何人離開進步的道路，他將會象一顆毒草一樣被鏟除。我不明白這一切跟西藏有什麼關系。
那年夏天的一個早上，上面讓我們停工一天，我的心開始往下沉，大部份人寧可勞動，也不願參加無休無止的會議，勞動可以讓我們躲開贊美黨和毛主席的義務。各組都列隊站在院子裡，面對坐在高台上的監獄官和外地來的長官。瘦瘦的、還不到五十歲的監獄長發言了﹕「舊的封建制度社會已經滅亡，社會主義是唯一的道路。你們應該改造自己，要學習熱愛黨和群眾。」他接著說，我們首先應該放棄「四舊」﹕舊文化、風俗、習慣、思想。他揮舞著拳頭喊道﹕「在無產階級的鐵拳下你們無處可逃！」
破四舊 西藏文化遺產付之一炬
在接下來的幾個類似的演講之後，會議結束了。我們返回監房去討論剛才會議的重點。牢房的頭兒已經在那兒，他又重複早上大會宣布的要點。他正在說話的時候，外面傳來巨大的聲響和騷動。大家都沖到門口去看，庭院裡已經堆了一大堆的毛毯、書籍、鞋子和衣服，還不斷有囚犯把東西往上丟。他們都在破除四舊。那堆東西被點燃了，一會兒就大火雄雄。我們受到慫恿，把自己的東西都丟到火焰裡去。
我有一整套的袈裟，平時用來當毯子蓋，現在我把它丟到火裡去了。其他犯人也把他們最珍貴的物品，包括宗教書籍和法器都丟入大火之中。濃厚的黑煙從火焰中升入天空。一個年輕的警衛沖進牢房來，指著一雙皮鞋說這應該燒掉。「可是這是全新的」，鞋子的主人說，「這是印度擴張主義者製造的」，警衛反駁。他接下來望著我的小皮囊問道﹕「你為什麼還貪戀這種舊東西？」一般藏族畜牧人都用這種皮囊來裝簪粑，朝聖的人也在他們皮帶下系一個小皮囊，它也可以權充一只碗的作用。「這是勞動階級喜歡的東西」，我回答他。這是封建主義的殘余，我們不需要這種東西」，他怒氣沖沖說，「感謝黨的仁慈，連你們這種犯人都可以用『現代』食具，在以前只有剝削階級才用得起。」
我走出去把我的封建小皮囊丟入火焰之中，注視著它在大火中慢慢卷縮，感到哭笑不得。這樣一只簡單的小皮囊也成為我們新的統治階級的打擊對象。從此以後，所有的東西都被區分成「封建社會殘余」或「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有些犯人被迫把他們傳統的藏式木碗丟進火裡。警衛們來檢查我們的物品，不讓我們隱藏這類東西。任何桔色和黃色的物件都被摧毀了，因為這兩種顏色代表了宗教。要不就得把它們染成紅色或深綠色，因為這是人民解放軍制服的顏色，我把我的東西都染色了。大部分的人為了表示對革命的熱情，都把個人的東西丟到火裡去。整個監獄陷入混亂之中。
幾天之後，色拉寺的方向有裊裊黑煙上升，色拉寺是西藏第三大寺廟，離我們監獄以東只有幾里的路程。我注意到幾乎整個星期煙都從四面八方升上天空，表示到處都在燒東西，書籍、衣物、袈裟、鞋子和其他我們所心愛的東西都被摧毀了。直到後來我被放出監獄，才真正地了解到，文革對於西藏文化遺產所造成的全方位的摧毀。
記得當時我從大廳走出來，穿過庭院，一頁紙像一片秋天的落葉飄到地上。我把它檢起來，發覺這是我以前當小和尚時所學習的經文。燒焦的紙頁在我的手中破碎了，我忍不住哭起來，但是又很快用袖子把眼淚擦干。走回牢房，發覺房子的進門處掛著一幅巨大的毛澤東像。「破四舊」運動使一切進入癱瘓狀態。說話作事時，很害怕別人會說我還有舊思想、舊習慣或舊文化的習氣。不久上面宣布我們已經唾棄了「四舊」，從現在起應該接受社會主義的習俗了。我們學習在說話和書寫方面，都要用一種新的社會主義術語，因為這更適合於新的無產階級文化。為了要活下去，我們不得不裝出一種順從的樣子。
坦白交待和批判大會
每天的會議都讓人心驚膽跳。下完工返回監舍，吃了晚飯就是學習的時間，要讀毛澤東的「小紅書」或者是《西藏日報》的社論，每個星期還舉行一次坦白交待和批判大會。我以前那種批判自己和其他犯人的懶惰的策略，現在已經不能滿足當局了。監獄長親自抓「人人批判人人」的工作，我常坐在床上，等候被點名，心裡很慌亂，不知道如何進行坦白和批判。監獄的頭頭對我的猶豫不決非常生氣，他大聲地諷刺我「班旦已經完全改造好了，他認為自己應該被釋放，對不對？」他在挑釁，我最好保持沉默，但是他毫不放鬆，令我無處可逃。他下決心要逼我說出一些可以稱為「反黨」的話報告上去，最後他寫報告，說我拒絕坦白交待，態度傲慢，自以為已經是一個改造好了的人。
第二天晚上，有兩個監獄的領導到我的監房。年紀大的坐在門邊，嘴上叼著一支香煙，年輕的在屋子裡踱著步子，最後站在房間盡頭。他們是沖著我而來的，因為牢房的頭頭已經向上面打了報告。其他犯人都沉默地坐著，年紀大的干部抱著手走向我，「有些犯人自以為已經變成新社會的公民」，他說，「但是有罪的反動犯人不能一夜之間就革面洗心。他們就象包在布裡的石頭，外軟內硬。班旦，你以為我們會放過你？」我無語。他陰陰地笑著說﹕「誰拒不坦白，就是抗拒社會主義。」
突然他提高聲音，命令我站到房子中間，像申斥小孩一樣喊道﹕「對你只剩一條路了！」他向監獄管理點點頭，後者舉起拳頭吼道﹕「消滅反動分子！」其他的犯人也跟他一起合聲叫喊。警衛和監獄頭頭開始打我，我拿手擋在臉前，他們不停地對我拳打腳踢，大概持續了二十分鐘之久。他們離開之後，我不顧全身的疼痛爬回床上倒頭就睡。醒來之後，把上衣脫下察看肩膀肋骨上的瘀血和青紫。當我一跛一跛走向廁所時，其他犯人都假裝忙著做自己的事，避免跟我的目光接觸。
挨過三四十次毒打
文化大革命延續了十年，一直到毛澤東去世。在那段時間裡我大概挨過三四十次毒打，沒有一個犯人免於被批斗。由於批斗大會有很多犯人參加，所以黨總是可以開脫責任。我們都變成傀儡，無法保護自己。如果上面跟我們說太陽從西邊出來，也沒有人會去爭辯。西藏分裂成兩種針鋒相對的派別﹕「造反」及「結盟」。每個辦事處、工作單位甚至家庭，都按著這兩種不同的路線站隊，往往同一家庭的成員發覺家人分成兩派，監獄管理人員和警衛也不能避免這種派系斗爭。年輕的管理人常常控訴他們的上級是「掌權派」，妨礙革命的進步。原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指控為資本主義滲透進共產黨的總代表，《西藏日報》鼓動群眾鏟除劉少奇的代理人。
內部斗爭使我們不得安寧，會議和懲罰跟以前一樣日以繼夜。監獄又進來一大批新犯人，大部分是年輕的藏人和中國干部，很多是以前政府和黨的工作人員，後來被指控為劉鄧在西藏的代理人。1967年夏天，「造反派」和「結盟派」的斗爭使整個國家都癱瘓了，唯一還能運作的似乎只有軍隊了，所以監獄的日常行政工作就被軍人接管，我們被告知，這些軍人是「保衛祖國者」。有天我走進公共廚房，發覺這兒的情勢也陷入混亂。一群中國犯人正坐在那兒，享受著溫暖的陽光。他們身上穿的衣服比較整齊，看得出是剛到的一批。有個人看起來有點面熟，他正在一邊抽煙一邊跟別人談話，當我走過他身邊時，他盯著我看。
以前長官也成階下囚
「歡迎你，蔡組長！」我說。他跳起來跟我握手，一邊熱情地笑著。1960年我關在羅布昆澤的監獄時，他是那兒的監獄長，雖然他沒有審訊過我，可是我對他很熟悉。他的臉圓圓胖胖，並不是一個壞人，只是脾氣暴躁，常常會突然發怒，但是又會很快冷靜下來，把犯人打發走，不再繼續刁難。看到他也被關進來，我感到非常驚訝。同樣令我驚訝的是，我還看到一個從江孜來的名叫旺杰的年輕西藏人，他曾經是蔡的翻譯。旺杰是中國人統治西藏的受益者，出身於貧苦的家庭，後來被共產黨送到中國去受教育。現在他看起來茫然而失意，他也認出我來，但是沒有任何的表示，也許他覺得不好意思，也許他怕人家說他跟一個反動犯人有關連。蔡一直被關到1976年。他和旺杰的罪名是盜用公款，這是一個當時經常被加給一些干部的假罪名。那段時間大家都覺得度日如年，只有在勞動的時候才能免除被控訴和懲罰的恐懼。批判別人和坦白交待的壓力非常無情，這造成一種犯人們彼此監督的氣氛。總是有幾百雙眼睛盯著你，恐懼使人變得更加卑曲和溫順，我內心深處對於中國當局的殘忍和無情，感到深惡痛絕。
相互批鬥 貧下中農成寵兒
犯人之間逐漸形成一種彼此心照不宣的理解和同情，大家都明白，在高壓之下每人干的事都一樣。雖然批判別人會給自己帶來敵人，但是我們很快學會了寬恕，不管對方怎樣批判自己，我們都能諒解而不心懷怨恨。沒有選擇的余地，不參加批斗大會就會被當成反社會主義者，同時也被視為一個反叛者。批斗大會上，在場的軍委會工作人員會把你說過的每一句話都記錄下來，如果他們發覺你不是全心全意參加，就會指責你缺乏革命熱情。你應當把監獄的難友當成最仇恨的敵人，無情地打擊他。由於出身反動剝削階級，我是一個顯著的目標，很容易成為被打擊的對象，在監獄內外，唯一得到文化大革命好處的是那些「貧農」階級，出身貧窮的人犯罪，會受到寬大的待遇，這類獲得了新地位的人，如今變得趾高氣昂，西藏人稱呼他們為「粗脖子」。「貧下中農」被認為有比較干淨的政治背景，因為他們不願意復闢封建社會舊制度。這些犯人象寵兒一樣在監獄裡大搖大擺，雖然有時候也難免被批評，但是大家都非常小心，因為他們輕易就能把別人的批評說成是反動分子對勞動階級的欺壓。階級出身掌控監獄大牆的內外。一個出身貧困的犯人如果努力工作，經常檢舉別人，同時對階級斗爭表現了很高的積極性，他就可以很快受到寬恕而被釋放。
1967年年底，這些會議都成了雞蛋裡挑骨頭，雞毛蒜皮的小事都會上崗上線，懲罰還是跟以前一樣殘酷而充滿暴力。連我們坐的姿勢都受到批評。如果大家用習以為常的模仿佛祖打坐的盤腿方式坐的話，就會被批評為對佛祖有封建主義的信仰。我們被迫模仿解放軍士兵那種蹲法，我覺得蹲著很不舒服，想來所有藏人都覺得這個方法非常愚蠢，大家不習慣這種姿勢，犯人的腿本來就已經很弱，現在更是蹲下就發抖。蹲幾分鐘我就必須站起來，假裝是需要拿東西去。
未完待續，下接第八章（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