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四通人》的片頭有兩個場景:一桿臺球,撞開了一堆排列整齊的紅球;一個保齡球滾過球道,一下子撞倒十個球瓶,「STRIKE!」其寓意,各位可以浮想聯翩。我只想告訴大家,這確實是四通人業余文化生活的一部份。
文津街俱樂部,「文革」前是著名的「高幹俱樂部」,「文革」中被稱為「鄧小平的裴多菲俱樂部」。當年鄧小平打橋牌,萬裏打網球,就是在這裏。四通經常把文津街俱樂部整場租下來,讓四通人到這裏來度周末——遊泳、下棋、跳舞、滑旱冰、打臺球、玩保齡球、看錄像……
我們還常在海澱影劇院包場,組織大家聽音樂會、看電影,請當紅歌星或樂團來演出。看的第一場電影,是《第一滴血》,史泰龍的硬漢形象,讓我一生傾倒。至今我還記得那片尾曲《 It’s a long road 》:「告訴我,是什麽讓你堅持下去?當第一滴血流下,那只是個開始;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你只能戰鬥,因為你要活下去;這是一條漫長的路……」
公司組織過幾次大型的旅遊:承德避暑山莊、曲阜孔廟、泰山、張家界、煙臺蓬萊、浙江千島湖、北戴河、九寨溝、海南島……名山大川,處處都有四通人的足跡。
1986年11月5日,《四通人》上發佈了「關於舉辦《首屆四通人攝影比賽》的通知」,次年2月18日,比賽揭曉,李捷獲「金鏡頭」獎。《北京青年廣角攝影協會》歡迎我公司加盟。
在北大東操場,「四通足球隊」以5:4險勝「鷺島足球隊」。後來,我還記得,四通曾出資十萬元,讓北京部隊隊冠名「四通足球隊」,參加全國聯賽。每逢星期三的足球賽,便能看到「四通足球隊」的教練在電視裏講評。
1987年4月6日,「四通橋牌協會」成立。我被推舉為名譽主席,理事長是張春笑。我們還舉辦過北京《四通杯》科學家橋牌雙人賽,馬大猷等著名科學家參加了比賽,最後請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給優勝者頒獎。
四通的年輕人,個個生龍活虎,在工作中充滿了創造性和爆發力,業余文化生活中也興高采烈。年輕人想學跳舞,公司聘請專業舞蹈老師定期來公司開辦交誼舞掃盲班和提高班。那時候,每天下班後,三樓的大廳裏樂曲悠揚,四通人翩翩起舞。
1987年7月17日,在友誼賓館為四通的年輕人舉辦了集體婚禮。當時的場面極其華美。在歡聲笑語中,我當他們的主婚人。一共十五對新人,其中有胖丫頭馮和敏、趙平、開發部的張揚,還有胡江賓和余雅莉這一對四通的金童玉女。不巧當天余雅莉出差在外,新郎胡江賓只好獨自一人虛張手勢,踩著婚禮進行曲的旋律,想像中牽著新娘的手,引來陣陣笑聲。
在周舵的創導下,公司舉辦過多次文化晚會。1987年9月16日文化晚會的主題是演講比賽。得前三名的是李玉琢、楊君和倪大進。
李玉琢是我清華的學弟,科學院計算中心的同事。東北人,瘦高條,英俊瀟灑、一表人才,頭腦清晰,口才便給,一位大能人。他演講的題目是「我為什麽來四通?」:
經常有人問我:你為什麽到四通?在一些人看來,像我這樣一個做過黨支部書記的正統的共產黨員,一名科學院計算中心的正處級幹部,竟然投身到四通的行列,似乎是離經叛道。
是一時的沖動嗎?本人今年40歲,已是不惑之年。像當年紅衛兵那樣的盲目沖動,在我身上不可能重演。
是趕時髦嗎?四通名氣很大,慕名而來的人肯定會有,但我不是。放棄自己十年奮鬥所得到的一切,讓自己重新站到零的起點上,任何有常識的人,都能掂量得出,這是否值得。
「你是為了撈錢!」也有不少人這樣說。我告訴他們,我到四通不過是想多做一點對社會有益的事,人活一輩子,總要為子孫後代留下點什麽吧!他們不信,說我是唱高調,有什麽辦法呢?讓他們去說吧。當初,我不是也曾這樣看待四通人的嗎?
1981年,我曾去過一次日本,在那100天裏,我親眼觀察了資本主義。當時我還不明白,堂堂社會主義的中國,為什麽在經濟上就鬥不過資源貧乏的日本!中國人幹工作,為什麽就沒有日本人那種勁頭?現在我明白了,是大鍋飯這種體製,壓抑了人們的積極性,使生產力得不到解放。
正當我苦惱、猶豫的時候,一條消息叫我震驚了。四通居然敢於承包負債數百萬元、面臨滅頂之災的鷺島公司,並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使它起死回生。我不能不佩服四通人的膽量、氣魄和扭轉乾坤的能力。
在四通工作的兩年裏,我和我的同事們為創辦合資公司歷盡千辛萬苦,熬過了許多不眠之夜。我們的一個項目,從立項、批準到開工生產,只用了110天!是怎樣的高速度、高效率啊!人們說我們是超常發揮,是創造了奇跡,可同樣的我們,不到四通來,是否也能創造這種奇跡呢?
最近有人問我:你到四通後悔嗎?我說,不後悔!即使明天,四通因某種原因而遭受大挫折,我也不會後悔。在四通工作的日子裏,我每一天都沒有虛度,我必須調動自己的全部才智來迎接每天撲面而來的工作,盡管很累,但我感到很充實,我感到從未有過的愉快。
過去我曾想,如果中國人都有日本人那種工作精神和工作效率,中國就會有希望。今天我要說,中國人都像四通人這樣忘我奮鬥,中國就有希望。 李玉琢現在被認為是當今第一本土職業經理人。他寫的《我與商業領袖的合作與沖突》,非常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