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四通人》的片頭有兩個場景：一桿臺球，撞開了一堆排列整齊的紅球；一個保齡球滾過球道，一下子撞倒十個球瓶，「STRIKE！」其寓意，各位可以浮想聯翩。我只想告訴大家，這確實是四通人業余文化生活的一部份。
文津街俱樂部，「文革」前是著名的「高幹俱樂部」，「文革」中被稱為「鄧小平的裴多菲俱樂部」。當年鄧小平打橋牌，萬裏打網球，就是在這裏。四通經常把文津街俱樂部整場租下來，讓四通人到這裏來度周末——遊泳、下棋、跳舞、滑旱冰、打臺球、玩保齡球、看錄像……
我們還常在海澱影劇院包場，組織大家聽音樂會、看電影，請當紅歌星或樂團來演出。看的第一場電影，是《第一滴血》，史泰龍的硬漢形象，讓我一生傾倒。至今我還記得那片尾曲《 It’s a long road 》：「告訴我，是什麽讓你堅持下去？當第一滴血流下，那只是個開始；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你只能戰鬥，因為你要活下去；這是一條漫長的路……」
公司組織過幾次大型的旅遊：承德避暑山莊、曲阜孔廟、泰山、張家界、煙臺蓬萊、浙江千島湖、北戴河、九寨溝、海南島……名山大川，處處都有四通人的足跡。
1986年11月5日，《四通人》上發佈了「關於舉辦《首屆四通人攝影比賽》的通知」，次年2月18日，比賽揭曉，李捷獲「金鏡頭」獎。《北京青年廣角攝影協會》歡迎我公司加盟。
在北大東操場，「四通足球隊」以5:4險勝「鷺島足球隊」。後來，我還記得，四通曾出資十萬元，讓北京部隊隊冠名「四通足球隊」，參加全國聯賽。每逢星期三的足球賽，便能看到「四通足球隊」的教練在電視裏講評。
1987年4月6日，「四通橋牌協會」成立。我被推舉為名譽主席，理事長是張春笑。我們還舉辦過北京《四通杯》科學家橋牌雙人賽，馬大猷等著名科學家參加了比賽，最後請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給優勝者頒獎。
四通的年輕人，個個生龍活虎，在工作中充滿了創造性和爆發力，業余文化生活中也興高采烈。年輕人想學跳舞，公司聘請專業舞蹈老師定期來公司開辦交誼舞掃盲班和提高班。那時候，每天下班後，三樓的大廳裏樂曲悠揚，四通人翩翩起舞。
1987年7月17日，在友誼賓館為四通的年輕人舉辦了集體婚禮。當時的場面極其華美。在歡聲笑語中，我當他們的主婚人。一共十五對新人，其中有胖丫頭馮和敏、趙平、開發部的張揚，還有胡江賓和余雅莉這一對四通的金童玉女。不巧當天余雅莉出差在外，新郎胡江賓只好獨自一人虛張手勢，踩著婚禮進行曲的旋律，想像中牽著新娘的手，引來陣陣笑聲。
在周舵的創導下，公司舉辦過多次文化晚會。1987年9月16日文化晚會的主題是演講比賽。得前三名的是李玉琢、楊君和倪大進。
李玉琢是我清華的學弟，科學院計算中心的同事。東北人，瘦高條，英俊瀟灑、一表人才，頭腦清晰，口才便給，一位大能人。他演講的題目是「我為什麽來四通？」：
經常有人問我：你為什麽到四通？在一些人看來，像我這樣一個做過黨支部書記的正統的共產黨員，一名科學院計算中心的正處級幹部，竟然投身到四通的行列，似乎是離經叛道。
是一時的沖動嗎？本人今年40歲，已是不惑之年。像當年紅衛兵那樣的盲目沖動，在我身上不可能重演。
是趕時髦嗎？四通名氣很大，慕名而來的人肯定會有，但我不是。放棄自己十年奮鬥所得到的一切，讓自己重新站到零的起點上，任何有常識的人，都能掂量得出，這是否值得。
「你是為了撈錢！」也有不少人這樣說。我告訴他們，我到四通不過是想多做一點對社會有益的事，人活一輩子，總要為子孫後代留下點什麽吧！他們不信，說我是唱高調，有什麽辦法呢？讓他們去說吧。當初，我不是也曾這樣看待四通人的嗎？
1981年，我曾去過一次日本，在那100天裏，我親眼觀察了資本主義。當時我還不明白，堂堂社會主義的中國，為什麽在經濟上就鬥不過資源貧乏的日本！中國人幹工作，為什麽就沒有日本人那種勁頭？現在我明白了，是大鍋飯這種體製，壓抑了人們的積極性，使生產力得不到解放。
正當我苦惱、猶豫的時候，一條消息叫我震驚了。四通居然敢於承包負債數百萬元、面臨滅頂之災的鷺島公司，並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使它起死回生。我不能不佩服四通人的膽量、氣魄和扭轉乾坤的能力。
在四通工作的兩年裏，我和我的同事們為創辦合資公司歷盡千辛萬苦，熬過了許多不眠之夜。我們的一個項目，從立項、批準到開工生產，只用了110天！是怎樣的高速度、高效率啊！人們說我們是超常發揮，是創造了奇跡，可同樣的我們，不到四通來，是否也能創造這種奇跡呢？
最近有人問我：你到四通後悔嗎？我說，不後悔！即使明天，四通因某種原因而遭受大挫折，我也不會後悔。在四通工作的日子裏，我每一天都沒有虛度，我必須調動自己的全部才智來迎接每天撲面而來的工作，盡管很累，但我感到很充實，我感到從未有過的愉快。
過去我曾想，如果中國人都有日本人那種工作精神和工作效率，中國就會有希望。今天我要說，中國人都像四通人這樣忘我奮鬥，中國就有希望。 李玉琢現在被認為是當今第一本土職業經理人。他寫的《我與商業領袖的合作與沖突》，非常值得一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