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China under Xi Jinping, idealism is passé and conformity a shell for the ruthless pursuit of hierarchical power and private interests.
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理想主義已經過時，「隨大流」的外殼底下是肆無忌憚攀登權力和追逐個人利益。
（編者按：感謝《紐約書評》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及作者林培瑞 Perry Link 先生授權本網站刊出該雜誌 2021年10月21日版林培瑞的文章The CCP’s Culture of Fear。翻譯：廖天琪，譯文獲作者林培瑞校讀修正。）
大約兩千多年前，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它不僅帶給中國的信仰體系巨大的變化，也衝擊著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總的說來，佛教的傳入是很溫和的，它到了中國後，即以中土的面貌蓬勃發展。禪宗則是中國人所創。大約 200 年前，隨著英國砲艦抵達中國海岸，對中國唯一較大的外國文化影響隨之流入，而它卻帶來了干擾。西方似乎在對中國說，「跟上來吧，要不只有死路一條」。如何實現現代化，成為中國人的痴迷追求，它孕發了很多事物，包括中國共產黨（CCP）在過去七十年帶來的許多狂熱扭曲。
如何衡量中國急於改革自身的一個方法是，留心中國領袖人物使用「新」這個詞的頻率。 1902年，梁啟超的《新民叢報》提出了「新公民」的概念。二十年後的五四運動被稱為 「新文化運動」。 1934年蔣介石發起 「新生活」運動。 1949 年共產黨上台，是 「新中國」的到來，而 1960 年代後期的文化大革命，鼓吹了「社會主義新人」。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接下來的幾年被稱為「新時期」。今天，習近平的口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要注意，這幾種「新」，不是指相同的事物；所提出來的「新」，都是全然的「新」。
中共在中國推行的悲劇性政策，可以看作是它想抄捷徑而過度抓狂。東亞其他地區如日本、韓國和台灣向現代化的過渡，是循序漸進的，因而做得更好。中共急於稱霸世界，幾度衝鋒陷陣失敗。 1950 年代後期的大躍進，遵循毛澤東「超英趕美」的計劃，最終導致 3000 多萬人餓死。「在靈魂深處幹革命」、「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等文革訴求，本意是中國要向世界展示一條通向人性新面貌的神奇之路，但實際上這是對中國文化的沈重打擊，其後果一直持續到今天。鄧小平的獨生子女政策，意欲在 1970 年代後期迎頭趕上現代化經濟，但到 2010 年代，這個政策嚴重導致勞動力不足和人口老化問題，必須要猛力逆轉。
習近平最近放飛的幻想表明了同樣的模式。他的一些主張類似於1960年代後期的毛澤東：東風壓倒西風；中國是世界的新典範；偉大領袖不可能不正確；世界各地的中國人都認同新中國，感到自豪。在文化大革命後的「傷痕」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和幹部幾乎一致表示，類似的事情不會再發生。當時，我相信他們。如今，我卻不信了。網絡版的文革「鬥爭大會」已經出現。適應新時代的文革捲土重來，肯定是可能的。
在評價中共的歷史時，必須要區分早期出於理想主義入黨的成員，和1950年代中期之後，出於自身利益而加入的成員。李慎之、韋君宜、劉賓雁、方勵之、資中筠等人敘事宏大的回憶錄說明，在1930 和40年代，年輕人如何被黨所宣揚的目標（包括言論自由和民主）所吸引，即便犧牲事業、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入黨。 1991年，《炎黃春秋》雜誌開始刊登這些年長者的回憶文章，詳細描述了中共早年是如何誤導他們的。對於這些老牌革命者，政權不能輕易讓他們閉嘴。但該期刊在 2016 年被查封。
1952年秋天，方勵之去北大讀書，當時宿舍樓還沒建好。他和同學們只得在體育館的地板上睡覺和做物理作業。儘管如此，方還是欣喜若狂。他感到「內心燃燒」，就和女朋友比拼誰能先入黨。 1950 年代初，劉賓雁同樣被新社會的理想所吸引，正在努力要實現它，卻突然被政府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在震撼中，他的第一反應是：天哪！我一定是個右派，只是自己沒意識到。毛主席不會錯。我必須審視自己，挖掘錯誤，並糾正它。
類似的經歷讓狂熱的中共青年們慢慢意識到了另一個區別：黨的核心和他們個人之間的差別。他 們開始意識到自己根本誤解了毛澤東。毛不是什麼現代社會主義者，也不算任何類型的現代領導人，實際上與中國歷代農民起義的魅力領袖們有更多共同之處。那些好漢們的一贯目標是在盡可能廣泛的領域獲得無可置疑的權力。十四世紀的紅巾軍、十八世紀末的白蓮教、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和二十世紀的共產黨都有著共同的元素：表面平等的意識形態之下，隱藏著等級、剝削和高度神秘的統治結構，並塑造出一位魔幻的、半神的領導者，依靠着「天書」，裡面包含道德规范 ，並承諾將有理想世界到來。
80 年代，我第一次聽到中國知識分子用「流氓政府」這個詞指向中共政權，以為是受苦人的誇大其詞。但在後來的年歲中，我也經常從原本支持中共運動的、性情溫和的老輩那兒，聽到 這四个字。說的也很貼切。中共的運作靠自上而下的等級權力和法外的個人忠誠，為追求私人利益，不惜偽裝、操弄，甚至在「必要時」採取致命手段。它更像是黑手黨，而不是現代政府。我對使用「黑手黨」或「流氓政府」之類的詞，猶豫不決，擔心有些西洋讀者會簡單地得出－「林培瑞是極端分子」的結論，而拒絕閱讀。雖然知道可能要付如此代價，我依然使用它們。因為屏蔽讀者瞭解真相，往後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值得注意的是，農民起義組織的「天書」往往有外國淵源。這種陌生感增加了他們神秘的光環和提高了他們那半人半神領袖的魅力，讓人們相信天堂即將到來的承諾。紅巾白蓮咒文是關於彌勒佛，一位來自遙遠印度的菩薩，已經頓悟成佛，能說法佈道，眾生皆聞。太平天國的異域宗教是一種基督教的變異，據說神教領袖洪秀全是耶穌基督的弟弟，他的追隨者皆可升天。對毛澤東來說，馬克思主義經典同樣是外來的，有一種神奇的意味，承諾了人間天堂的到來。斯大林也給了毛很多實際的支持，這是至關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的「天書」是额外的禮物。
毛澤東將自己供在馬克思主義的萬神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他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誠然，他借用了一些馬克思主義術語，但他讀了多少馬克思？過去幾年，我一直在撰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詳細傳記，他於 2017 年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在長期監獄服刑期間去世。據我的觀察，劉閱讀過馬克思顯然比毛更認真得多。
毛澤東貪戀的是權力。 1949年之前，他和中共及軍隊逃避了國民黨政府，躲過了日本人的攻擊，然後在內戰中擊敗了國民黨。 不擇手段是理所当然的。包圍長春，餓死了 15 萬人？—只要能達目的，放手去做。 1949年後消滅反革命——杀幾百萬？ 可以的。毛先定指標，分地區，然後定額殺人。而且，嚴格地說，毛自始至終的目的，不是為中共的組織，而是為了自己的權力。毛澤東從 1930 年代就開始玩弄手段，清除對手，一直持續到 1970 年代。
在西方，大躍進有時被看作是一種將共產主義帶入中國農村的烏托邦式的嚐試，但對毛澤東來說，不是這麼回事。他為增強個人實力，想讓農業超產，將多餘的收成和釋放出來的勞動力來支持重工業。當數以百萬計的中國農民在飢荒中成為餓殍時，毛澤東將穀物運往蘇聯，以換取技術——不僅是建築技術，很可能是原子彈技術。
外界如何誤解毛的動機，有個很好的例子。许多西方人听说过毛的那句妙语 「妇女顶着半边天」把毛被視為女權主義者、平等主義者、進步思想的領袖。废话。毛對女性極度不尊重的證據再清楚不過了。而事實上，毛並沒有說，「婦女頂著半邊天」。他說的是：「妇女能顶半邊天。」意思是，還沒有做到，但可以做到：可以走出家門，進入田野，進入工廠，與男人一起工作，推動毛計劃向前發展。
從 1957 年到 1976 年，晚期毛主義運動最具破壞性的一個結果是，1950 年代初期的理想主義語言被掏空。像「為人民服務」這樣的詞句變成了套話死句，但還得掛在嘴邊。這就使得系統性的造假成為必要。操縱意識形態語言成為一項重要的生活技能。文革期間人們被要求參加「學習會」，並輪流 「表態」。雖說是自己的觀點，但被其他人仔細審查，挑出與「正確性」背道而馳的蛛絲馬跡。在別人的講話中找出毛病，可以為自己加分。
與這種語言轉變同時發生的是，人們加入共黨的原因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中國社會現在提供了一個通向成功的階梯；入黨幾乎是邁向任何目標的第一步。理想主義已經過時了，已被虚擬的理想主義所取代，只要模仿得「正確」，模仿理想主義就會奏效。
在毛去世後的十年裡，這一趨勢出現了有趣的逆流。一些仍然受到理想啟發的人決定加入（或重新加入）黨，不是因為党能成为实现理想的工具，而是因為它是嘗試改變現狀的唯一途徑。1950 年代後期被開除黨籍的方勵之，於1970 年代後期根據這一原則重新入黨，並敦促他的本來只管科學的研究生們也這樣做。理由是什麼呢？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共產黨都在管理著我們的社會。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適應這個事實——就像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適應天氣一樣。我們能做的就是入黨，但愿它不那麼糟糕。
198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尋求與黨對話。一些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田紀云等——表現出相對開明的態度，有時甚至會傾聽社會的聲音。但這種模式以1989 年 6 月 4 日對民主示威者的屠殺告終。自由派知識分子不僅厭惡到不再有對話的慾望，而且現在領導層中也沒有人願意與之對話。胡耀邦死了，其他改革派領導人要麼被關進監獄，要麽被嚇得保持沉默。
在 80 年代後期，對官倒腐敗的普遍抱怨——控制工廠、礦山和其他「工作單位」的官員，利用他們的政治權力將公共資源轉移到私人手中，從而不勞而獲得到巨大的利益——在社會上流竄，成為許多街頭抗議的理由。在大屠殺後的 1990 年代，隨著最高領導人甚至放棄與社會互動的偽裝，他們轉向掠奪中國經濟，手筆之大連官倒都相形見絀。高級官員砍掉了經濟的很大一部分——電力、信息技術、銀行、航運——將控制權交到自己家族手中，讓他們攫取了巨額財富。這種模式向下滲透，實际上是對地方官們說，「在你的勢力範圍內蓋住摀住，別惹麻煩出岔子，我們就給你掠奪通行證。」
也許會有人問：如今已經變得這樣虛偽變態和物質主義的中共，為何仍然需要意識形態？「社會主義」的偽裝在黨的言論中，依然相互呼應著，如果馬克思返回到人間，也會感到困惑。為什麼得穿社会主义的衣服？當然不是為了懷舊。從廣義上講，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出於國際目的，另一個是面對國內的需要。
「社會主義者」這個標籤在很多國際人士的耳朵中能引起熱烈的共鳴。同時，外國人普遍不了解中共的黑手黨性質，看不出它與社會主義將集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主張，完全背道而馳。 （按照這樣的標準，台灣社會更「社會主義」。）中共可以在國際舞台上使用「社會主義」一詞，來製造自己與民主政府之間的道德平等感。可以說：「雙方有不同的制度，需要相互尊重。你通過民主為你的人民說話，我們通過社會主義代表我們的人民。」但這種語言背後有一個巨大的事實——大到一般人平常不注意——是中共不代表中國人民。它代表了一個在 1949 年奪取政權，並一直掌權到今日的龐大私人團體。暗示「雙方」之間的道德對等，那可是一種甜言蜜語的欺詐。
這一點於 2021 年 3 月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得到了展示，（儘管許多西方人沒有注意到），當時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與正式被任命為中國中央外事委員會主任的楊潔篪面對面坐在一張桌子前，清晰地代表着「雙方對等」的客氣謊言。两邊的發言人都必須注意自己的話語——不僅是在屋子裡所表達的意思，而且是為了他們家中觀眾聽在耳裡的話語。但觀眾是誰？在此，两邊有根本性的分歧。布林肯必須牢記美國媒體、其他美國政客（包括反對黨）以及最終美國選民的可能反應。簡而言之，他必須照顧幾個方向，包括向下看。相比之下，楊朝上方凝視，絲毫不須多方照看。他的關鍵聽眾是一個人，即習近平。他的任務在安克雷奇說習近平想在安克雷奇有人說的話。認識楊的人告訴我，他在會議上聽起來不像他平時的樣子。他聽起來像是排練過的。如果楊的聲明中的重要段落不是習近平直接口述的，那才怪呢。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國內的作用是不同的，雖然在某一方面與國際上的功能相似。與權力無關的中國人看到在莊嚴華麗的正式場合，意識形態閃閃發光的外表，並強勢地將榮耀和正確據為己有，就像外國人聽到「中國社會主義」和「雙方」這樣語句時，他們會相信「我們（中共）是合法的」應該是真的。然而，在體制內部，意識形態語言還有另外一個功能。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有許多不那麼突出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些話語都是政治棋盤上，為達目的而使用的棋子。棋子的意義遠不及正確下棋的行為重要，而這種行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表明了一個人對權力的忠誠。
源自當今領導人的詞句自然比以前的詞句更重要，但語言譜系可以追溯到毛澤東——而且必須如此，因為黨自稱有合法性的語言也源于毛澤東。領袖思想的傳承，是思想上的第三條軌道，絕對不能觸碰。很難說如果這道線被突破，中共政權是否真的會崩潰，但同时很容易說，毛以後的每個高層統治者生怕會有这種危險。
在中共的體制下，官職的升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上級的意見。但是當上級想要懲罰某人時，他或她仍然需要正式的理由，比如：腐敗（即使是任意定的）、性行為不端（即使是虛構的）、未能達到指標或未能「維持穩定」， 或者證明一個人的言論「不正確」，這時意識形態就至關重要了。在語言遊戲中正確的表現，比一個人的實際想法更重要，誰都知道失誤會帶來懲罰。
有一系列的懲罰從警察「訪問」開始，他讓你知道你不說或不做某些事情，你的未來是否會更好些；你不聽，第二步是進行微妙的威脅，比如，您的孩子可能無法進入您喜歡的學校；然後，再不聽，就到了嚴酷的結局：一天24小時、一週7天，全天候的監控、軟禁、監獄、酷刑、死亡。在整個社會中，人們瞭解了這種換著花招的懲罰，會產生一種普遍的恐懼，從而引發自我審查。這裡的「恐懼」並不是指當頭棒呵式的劇烈恐慌。因為危險是如此恆常不變，人們習慣了，輕率地避免它們——就像徒步旅行者在山路上繞過巨石一樣。我們可以稱之為「僵化的恐懼」。不尖銳也會有效地指導人們的行為。
西方社會學家有時會使用調查研究來試圖挖掘中國的流行思想。如果細緻地做，是可能發現許多主題。但在政治課題上，尤其是有關支持中共的問題上，則不然。僵化的恐懼起到了太大的作用。我們不妨記得方勵之把中共的存在，比作天氣的存在。 「你支持嗎？」這是一個奇怪的問題。
2002年至2008年是中國自1949年以來，民主運動興衰交替，最具希望的時段。俗稱維權運動或公民運動，它與1980年代與中共精英對話的努力，從上至下試圖改變的性質不同。 2002-08 年的想法是自下而上地努力。活動家走進群眾，傾聽他們的問題；然後通過互聯網幫助他們，讓其他人也分享了他們的投訴；然後往往成功地揭露了惡官；並有時能利用輿論的壓力來改變官方行為，甚至制定新的法律。
這種方法是借用一些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維爾和波蘭的亞當·米奇尼克的先例，但大部分戰略和戰術都是本土開發出來的。公民運動沒有正式的結構或指定的領導人。其積極分子包括劉曉波、溫克堅、劉軍寧、艾曉明、滕彪、胡佳、崔衛平、賀衛方、劉荻、余杰、許志勇、王怡、張祖樺、浦志強、郭玉山、郭飛雄，以及許多其他人。這場運動於 2008 年 12 月結束，作為草擬那份民主社會藍圖《零八憲章》團隊的帶頭人劉曉波，被警察從家中帶走，再也沒有回來。憲章的簽署者被「請喝茶」，《零八憲章》從中國互聯網和所有官方媒體上刪除。
公民運動發生在胡錦濤執政時期。胡成功地控制了社會，但那些年許多問題出現了。貧富差距、商業任人唯親和環境問題都在惡化，民眾抗議（被警方記錄為「群眾事件」）的數量急劇增加。在權力強大的政治局常委中，胡允許八名委員管理自己的轄區，而胡則居中。有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胡錦濤任期即將結束時，用「擊鼓傳花」来描写胡的渴望擺脫困境的心理。
我對習近平 2012 年上台時的印像是，將薄熙來推到一邊後，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必須採取一些措施來應對國家的問題。擊鼓傳花不是辦法。但是他能做什麼呢？作為一個智力有限、讀書面不廣、對外面世界知識甚少的人，習近平除了回到毛的模式之外別無他法，毛的模式他至少是知曉的。於是選擇了權力再集中、個人崇拜、煽動粗野的民族主義、對內嚴厲鎮壓、對外說大話。在共產黨的政治文化里採用這些步驟，即使平庸之輩主政，也可能取得初期的成效。
習大大能把毛學到位嗎？問題在於，無論是智力還是魅力，習近平都比不了毛，而且他所統治的社會比毛所統治的社會信息更豐富、更複雜。當外交部宣布成立「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和「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心」時，聰明人真的會爭先恐後地研究習腦子裡的「思想」嗎？當然不會。毛澤東時代的人們，無論是熱情還是痛苦，都把毛澤東的命令銘記於心；在習的情況下，屈從不过是表面的外殼
習大人的龐大飛艇會飛嗎？還是撞毁？成功地飛行對中國人和世界的人來說都是很糟糕的前景。面部識別軟件，DNA 登記造冊等各種連奧威爾Orwell都沒有想像过的technofascist 措施不是我们的世界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撞毀，至少在短期内，也不能算是好消息，因为 會帶來混亂和流血。中共長達數十年的統治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摧毀了社會中所有可能取而代之的結構。總而言之，在短期內很難樂觀。
中華文明以前曾經歷過暴政的肆虐。毛欽佩的秦始皇（公元前 221 年至 206 年在位）和隋煬帝（公元 604 年至 618 年在位）都跟自己有相同之處：統一了國家，用「法家」治國，徵召徭役工人和士兵（毛澤東在 1930 和 1940 年代這樣做過），集結大軍，贏得了「焚書坑儒」的名聲。秦、隋、中共都修了長城（不論是石頭的，還是網絡防火牆），都對中亞民族（匈奴、維吾爾族）發動了攻擊。 還有其他相似之處，各有千秋，但儘管秦和隋的苛政猛烈，但都沒有扼殺中國的人文传统。当然，習近平有现代化技術，而秦和隋則沒有。習是否真的能扼殺人文傳統？我同意中國學者裴敏欣的觀點：無論有沒有高科技，暴虐行為的癥結仍然存在於人的頭腦中，而不是在機器中。 「正當行為」的觀念——比如，社會上地位高的人有義務公平對待低端的人，如果他們欺壓底層的人，會受到周遭人們的道德批評——是深深根植於中國文化中的。不管怎樣，這樣的價值觀從毛時代倖存下來，也將會超越習時代。
——林培瑞，2021 年 9 月 22 日
本文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是加州大學河濱分校跨學科的校長特聘講座教授。他最近的著作包括《剖析中國：節奏，隱喻，政治》，以及中國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回憶錄的譯本《中國最想要的人：從科學家到國家敵人的旅程》。
原文刊載於《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21/10/21/chinese-communist-party-ccp-culture-f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