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過世，越一年的十一月，在美國的林語堂寫〈魯迅之死〉，有一段白描魯迅的為人，刻畫入微，有魯迅月旦人物的同樣工力：
魯迅與其稱為文人，無如號為戰士。戰士者何？頂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鋒以為樂。不交鋒則不樂；即使無鋒可交，無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於胸中。此魯迅之一幅活形也。德國詩人海湼語人曰，我死，棺中放一劍，勿放筆。是足以語魯迅。
這裡拈出的「拾一石子投狗」，是有典故的，涉及林魯之間的一次文字論難。最後林語堂盡棄己見，全面接受魯迅意見。
這個諍論，大而言之，關乎當年的歷史因素與政治局勢，小而言之，則事起於魯迅兼任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學潮，從而引發了魯迅與《現代評論》、《新月》社班底成員陳西瀅、王世杰及梁實秋、徐志摩等的長期筆戰。這個文化／政治事件在此不能詳述，許壽裳的《亡友魯迅印象記》中有一章── 周作人稱之為「舉世聞名」的 ──〈女師大風潮〉，言簡意賅，可以節引於下。許壽裳是魯迅一生摯友，許壽裳說，除了在南昌的三年外，「朝夕相見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他們都時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僉事，而且許壽裳還是北師大前任校長，所以既屬旁觀的當事人，又屬目擊者，他的論述可當史實看：
一九二五年春間，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有反對校長楊蔭榆事件，楊校長便不到校，後來任意將學生自治會職員六名除名，並且引警察與打手蜂擁入校，學生不服，迨教育總長復出，遂有非法解散學校的事，並且命司長劉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毆曳學生們出校。女師大的許多教職員……遂有校務維持會的組織，魯迅本是女師大的講師，所以成為該會的會員之一，而章士釗視作眼中釘，竟倒填日子將他的教育部僉事職務免去了。……
當時執政的是軍閥段祺瑞，章士釗是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從對戰的兩造來看，官方是：段祺瑞─章士釗─楊蔭榆，抗方是反校長的學生及署名發表宣言支持學生的「七教授」，包括馬裕藻、沈尹默、周樹人（即魯迅）、錢玄同、沈兼士、李泰棻、周作人，後來加入許壽裳、齊壽山（教育部視學）兩人。魯迅與許壽裳都是民國元年臨時政府成立之初，由教育總長蔡孑民力邀入部工作，一直待到女師大風潮結束。女師大風潮時，魯迅與許壽裳是僉事，章士釗是教育總長，自屬魯、徐直屬長官。但北洋政府更迭頻繁，誠如魯迅詩云：「城頭變幻大王旗」；魯、許復瞧不起章的學品。章士釗憑仗段祺瑞之勢，通過國務會議，悍然關閉女師大，撤魯迅職。最後結局是章士釗、楊蔭榆雙雙去職，魯迅向「平政院」遞狀告章士釗違法，罪證就在許壽裳所說的「倒填日子」的偽造文書上；章士釗向段祺瑞遞交免除魯迅「僉事」的呈文，指控他「於本部下令停辦該校以後，……倡設校務維持會，充任委員。……應請明令免去本職，……。」（轉引自房向東，《 魯迅與他的論敵》）魯迅參加女師大校務維持委員會時在八月十三日，但免職呈文上的日期卻在八月十二日，明顯是日期差錯，有構陷入罪之嫌；魯迅逮到這個辮子，官司打贏了。鄭學稼復另有一說：「僉事是總統任命，總長無權。」（見氏著《魯迅正傳》）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如果總長真是越權下令解職，命令自屬無效，魯迅「平政院」吿狀，不必拿「倒填日子」當主要證據，破壞程序正義罪名更大，且章氏的「免職令」是「謹呈臨時執政」，可見程序完備。再看一例。北京政府的國家元首稱執政，ㄧ九二六年顧維鈞被任命為財政部長，他有部內人士任命權；（見《顧維鈞回憶錄》）這也符合行政程序。
章士釗解散女師大，引發了北京大學的憤怒與反彈，北大評議會乃通過與教育部脫離關係、宣佈獨立的議案，但胡適、陳西瀅、王世杰等十七人反對，案子遂不了了之。從而看到學術界兩個陣營的對壘，據許廣平（被開除的學生自治會員六人之ㄧ，後成為魯迅夫人）所說：「女師大的國文系……六位教員都是在北大國文系任教的，而且又多是反對胡適的，所以鬥爭又牽涉到北京大學內部的。」也就是北大內「胡適ㄧ反胡適」的派系鬥爭。
陳西瀅時任《時代評論》主筆，直面挑戰《雨絲》周刊成員的魯迅；「七教授宣言」一出來，陳西瀅在《現代評論》上立還顏色，暗指魯迅是背後黑手，依周作人在回憶錄中解讀是：「大有挑唆北洋軍閥政府來嚴厲壓迫女師大的學生的意思」。周作人又說，《現代評論》是「接受官方津貼」，支持學生的《雨絲》是「用自己的錢，說自己的話」。周作人的指控有沒有譜？有沒有根據？我想可能性很高，但也不容忽視另一個因素，即人/派的關係。
章士釗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一月作《新聞部》社論，題目是〈農治述意〉，談以農立國的重要，文內並附有與吳稚暉往來酬答的多封信函，末封信上說：過去在倫敦與你的姻親子輩陳通伯（即陳西瀅）討論古今人物，恭維他可與威爾斯（H.G. Wells，以《世界史綱》為世所重）比肩云云。（按章士釗原信用文言文，此地譯成白話）可見章士釗看重陳西瀅如此。陳西瀅也很推重章士釗，說在柏林時親見章士釗兩間屋內「滿床滿架滿桌滿地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兩人之交好，溢於言表。
《現代評論》的創辦人王世杰與陳西瀅都留英，一九二八年王世杰出任武漢大學創校首任校長，即拉陳西瀅到武大任教，他們皆屬英國幫。徐志摩也是留英，陳西瀅曾有一文說：「一九二〇年的秋天，由幾個中國留學生從美國到倫敦，其中我最先認識的是徐志摩。」徐志摩則推崇陳西瀅最有資格在中國能上承伏爾泰「法統」。（見氏譯伏爾泰小說《贛第德》〈前言〉）所以陳西瀅、王世杰、徐志摩都是《時代雜誌》同伙，全站在章士釗一邊，周作人也曾與他們有交往，稱他們是「東吉祥胡同派」。魯迅說，這些支持章士釗的北大教授，許多北大教教授都住東吉祥胡同，「當章士釗炙手可熱之際，《大同晚報》曾稱他們為『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原本正面揚揄的讚譽「正人君子」四字，遂成為魯迅負面詆娸陳西瀅們的專門貶詞。再按胡適日記，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到東吉祥胡同訪王雪艇（王世杰）」，可見東吉祥胡同是《時代雜誌》據點，王世杰是核心人物之一。
明瞭了這個大局，林語堂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在《雨絲》中發表〈插論《雨絲》的文體 ──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的意義才能彰顯。所謂「費厄潑賴」即 “fair play”，漢譯出於周作人手筆。林文係針對魯迅而發：
此種「費厄潑賴」的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中國「潑賴」的精神很少，更談不到「費厄」，唯有時所謂不肯「下井投石」即帶有此義。且對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因為我們所攻擊的在於思想非在人，以今日的段祺瑞、章士釗為例，我們便不應再攻擊其人。
魯迅自言「我的反抗，卻不過是與黑搗亂」，看到林語堂護航「黑暗」，就要搗亂一下。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魯迅在《莽原》半月刊創刊號發表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共分成八節。第二節小標「論『落水狗』有三種，大都在可打之列」：
至於「打落水狗」……當看狗之怎樣，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
大概有三種：（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別人打落者；（3）親自打落
者。倘遇前二種，便即附和去打，自然過於無聊，或者竟近於卑怯，但若
與狗奮戰，親手打將其落水，則雖用竹竿在水中從而打之，似乎也非已
者。……總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它在岸上或在
水中。
第三節〈論叭兒狗尤非打落水裡,又從而打之不可〉:
叭兒狗……唯然是狗，又很像貓……，因此也就成為闊人、太監、太太、小姐們所鍾愛。它……只是以伶俐的皮毛獲得貴人餋養，……脖子上拴了細鏈子跟在腳後跟。
僅引兩節，已知大意。第四節小標〈論不「打落水狗」是誤人子弟的〉；點名楊蔭榆、章士釗二人。第五節〈論塌台人物不當與落水狗相提並論」：
現在而論，因為政局的不安全，真是此起彼落如轉輪，壞人靠著冰山，恣行無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憐，老實人……乃忽以「落水狗」視之，不但不打，甚至於還有哀矜之意……，殊不知它何嘗真落水，他日復來，仍舊先咬老實人，「投井下石」無所不為。
這當然是回應林語堂對段祺瑞、章士釗 「下井投石」的質問。第六節則討論為何「現在還不能一味『費厄』」，魯迅說，「費厄潑賴」當然要，然而現在還不行，為什麼呢？
他對你不「費厄」，你卻對他「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吃虧，不但要「費厄」而不可得，並且連要不「費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費厄」，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它也「費厄」了，然後再與他講「費厄」不遲。
林語堂讀到這篇文章，看來完全接受，甚至手繪一副漫畫〈魯迅先生打叭吧狗〉，揭載於一月廿三日的《京報》副刊上。所繪魯迅：頭戴氈帽，八字鬍，身著長袍大氅，站在河邊手持長竿，痛擊在河中掙扎的落水狗。並有題字：「凡是狗必先/打落水裡面/後從而打之」。
「打落水狗」當然不是一種哲學思想，也稱不上主義；但與胡適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容忍」，自是鑿柄不入。一九八〇年代，中國在改革開放下，「民國熱」應運而生，胡適不再是禁忌。有論者說魯迅與胡適是二十世紀的雙璧，也有人目之為雙高峰；探討與比較魯迅與胡適思想的取向及影響力成為顯學。魯、胡的思想固然值得分疏，但兩人最大且顯著歧出的在個性上的南轅北轍：魯迅是「橫眉冷對千夫指」，惡聲至必反之，絕不講容忍，還說遇到主張寬容的，退避三舎可也；胡適反是，他的格言之ㄧ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打落水狗」是打死胡適也不會說的。兩人的思想與政治理念以及學術興趣或還有可以評比，但最大且絕無妥協的厥在個性，是兩種對立的、針鋒相對的迥異人格類型。
魯迅與新月派儼成敵國，（胡適給蘇雪林的信，用「敵黨」）葉公超誼屬新月，對魯迅卻竟異常推重，與新月派顯然不同調，因此更具意義。葉公超也留美留英，研究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有名於時。他幼年失怙，由以書畫名世的叔父葉恭綽撫養成人。葉恭綽挽徐志摩詩有「傷逝益自念，萬恨捶胸腹」，不是一般交好。葉公超晚年時，還打算藉徐志摩五十年祭寫紀念文章；可見是兩代交情。 葉公超逝世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二十日《聯合報》副刊趁葉死後次日 「應景」推出葉公超遺文〈病中瑣憶〉，共三則，每則區區數百字，應是隨手寫來尚未完篇；末則是「評論魯迅」，數百字而已。他說：「魯迅死了以後，我特別把魯迅所有的作品都搜集來，不眠不休地花了好幾天時間把他們一口氣全讀完，然後寫了一篇長文，大約有一萬字，發表在天津《益世報》副刊上。」其實葉公超悼念魯迅的文章有兩篇：一篇就是他所說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刊於天津《益世報》，題目是〈關於非戰士的魯迅〉，後收入在秦賢次編輯的紀念集《葉公超其人其文其事》中 ；第二篇刊於一九三七年一月廿五日，題目是〈魯迅〉。〈關於非戰士的魯迅〉只有一千六字左右，〈魯迅〉四千八百字。（〈魯迅〉資料見湯晏，《葉公超的兩個世界》），葉公超生前只記得寫過萬字長文弔魯迅，舊文自己遍尋不着，唯一印象是稱美魯迅文字好。
葉公超的〈關於非戰士的魯迅〉，文題突顯只着重論魯迅的「非戰士」部分，「戰士的魯迅不論，而魯迅仍可紀念的」；表達了他自己的立場，也可能為向新月朋友交代，當然無可厚非。他提出魯迅三方面的貢獻：一在文學史，一在小說創作上，最後是他的文筆：
我很羨慕魯迅的文字能力。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種特殊的剛性是屬於他自己的（有點像 Swift 的文筆），華麗、柔媚是他沒有的東西，雖然他是極力的提倡着歐化文字，他自己文字的美卻是脫胎於文言的。他那種敏銳辣的滋味多半是文言中特有的成分，但從他的筆下出來的自然就帶上了一個性的親切的色彩。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粒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個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
在〈魯迅〉中， 葉公超認為是「五四之後，國內最受歡迎的作者無疑是魯迅。主要原因是在他能滿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在絕望與空虛中的情緒。」「他不但能怒，能罵，能嘲笑，能感慨，而且還能懺悔、自責，當眾無隱的暴露自己。」葉公超接續盛讚魯迅的雜文：「他的思想裡時而閃爍着偉大的希望，時而凝固著韌性的反抗，在夢與怒之間，是他文字最美滿的境界。」（轉引自許紀霖，《大時代中的知識人》）
有趣的是，葉公超在「評論魯迅」開頭的解釋，：「這篇文章我曾經提到胡適之、徐志摩的散文都不如魯迅。我說魯迅雖然沒有人格，但是散文卻最好。」同時又透露密辛：「文章發表後，胡適之很不高興，他對我說：『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麼寫那麼長的文章捧他。』」胡適不高興，那是當然的，原來「五四之後，國內最受歡迎的作者無疑是魯迅。」這還不說，「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個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 」， 陳西瀅、梁實秋等都抵不上魯迅的一顆子彈！
胡適與葉公超是私下對話，卻雋永有趣，足以入《世說新語》，也大可藉用魯迅的話 ──「立此存照」。
原文台灣《印刻》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