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聲編者按：台灣步入民主體制已經40多年了。近三十年來一直在推動「轉型正義」，檢討、追查過去威權時代政府所犯下的政治迫害案例，對公眾界道歉，給予受害者及其家屬進行賠償、正名。有時甚至還會追加問責加害者。這種「制度性犯罪」不能一筆勾銷，推諉到犯罪時的歷史條件。像對納粹的紐倫堡審判，對東德史塔希的調查問責都有具體模式。中共執政以來，對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難書。犯罪魁首還在掌權，「轉型正義」目前自然無法啟動，但是民間和私人社群可以早早地開始這項艱鉅的歷史任務，這是真正的民族復興大事業。台灣的轉型正義工作可以為大陸的有識之士借鑑。
「轉型正義」如何面對更多挑戰
台灣蔡英文政府在2018年正式成立了「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作為官方機制下的獨立機關，開啟台灣「轉型正義」工程，工作包含賠償過去威權時代的後害者及家屬、恢復名譽、調查釐清歷史真相，並追究加害者責任等龐大工作。
但也因為台灣社會對於過去歷史、不同世代及族群的記憶及認知歧異頗深，推動「轉型正義」的過程，譬如披露線民身份、公開檔案乃至於移除蔣介石銅像的計劃，都有很多爭議及激烈的辯論。
研究國際「轉型正義」議題多年的台灣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李怡俐對BBC中文解釋說，台灣官方開啟「轉型正義」的工作，除來自內部民主轉型的動力外，近年來也深受「轉型正義」全球化浪潮與論述與銜接國際人權法規範與標凖等外部因素的影響。
李怡俐強調，由於台灣是多元族群結構所組成的民主社會，不同的族群以及世代間對過去的歷史真相有不同甚至是分裂的詮釋與理解，因此「轉型正義」的工程，在台灣需要很多及很長的社會對話。
「轉型正義」在台灣
「當時我只有廿初頭歲，不知何時被情治人員盯上了，後來被找約談，告知我和政治叛亂犯交往會有麻煩……在其脅嚇下，我同意其要求，當時的想法只是希望大家都平安」。這是今年10月，台灣民進黨立委黃國書在臉書的自白。
黃國書在壓力下公開承認自己30多年前在就讀大學時，曾受「威嚇」擔任當時威權時代下的政府「線民」，提供有關學生運動的情資給情治機關。
此事震撼台灣政壇。特別是在民進黨內，包含該黨前主席施明德在內的許多前現任黨員，開始公開點名過去從事反對運動的同志曾是國民黨「線民」，賣友求榮。但也有該黨大老柯建銘為黃國書辯護，稱「不必不成比例地放大，更不應以異樣眼光看待」。
台灣「轉型正義」所牽涉的種種挑戰，包含「線民」檔案的真實性、台灣各界對於過往威權歷史的不同看法、是否要移除公共場合中的蔣介石銅像等等，正在台灣社會引起激烈的爭論。
負責處理這些「轉型正義」工作的台灣官方機制「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受到的挑戰越來越多。
「促轉會」代主委葉虹靈告訴BBC中文稱，台灣政府太晚開始啟動「轉型正義」工作，因此許多當事人，不管是受害者或壓迫體制方有許多人都已過世。她說：「大眾對歷史的認識有限，不太容易同理議題。」
「政治線民」爭議
根據「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委員會」解釋，所謂「轉型正義」是指「一個社會在民主轉型之後，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以及因壓迫而導致的社會（政治的、族群的、或種族的）分裂，所做的善後工作。」
而在蔣介石及蔣經國統治下，台灣經歷38年「戒嚴」，在草木皆兵、國共互相滲透的「白色恐怖」時期，台灣的「轉型正義」工作才剛起步。
李怡俐向BBC解釋說，從國際視野來看，「轉型正義」的工作深受聯合國的重視。2004年後，聯合國相關人權機構陸續公布許多報告與人權指標，回應日趨全球化的「轉型正義」現象。相關報告的標凖並指出，「轉型正義」有四大核心要素，分別是「責任追訴」、「真相調查」、「賠償受害者」與「制度改革」，制度改革包含基本的憲政改革與細微的教育改革等面向。
以黃國書案為例子，他在自我揭露自己曾為線民後，雖然再次向台灣社會道歉，並以街道上的「監視器」（CCTV）比喻自己當年因為被情治單位威嚇身家安全，而成為線民，陷入「無間道」的處境，祈求社會寬恕，但此事持續引起台灣社會激辯。
譬如，當年因為從事反對運動，曾經入獄的台灣前立委陳婉真，便抨擊黃國書等過去擔任線民的人士。她說：「走過『白色恐怖』的人是不屑與之為伍的，因為我們目擊多少人由於抓耙仔（台灣用語，意指稱告密者）的告密行為而被抓被關，甚至因而失去生命。」
李怡俐則解釋，在進入揭露「加害者」（譬如線民）或向其加害方求償的「深水區」後，因為對台灣歷史的不同詮釋及歧見就會湧現出來，黃國書線民案，便是其中一個例子。
事實上，根據「促轉會」今年委託台灣大學的調查報告統計，1980年代，台灣情治機關調查局利用線民對特定個人與群體進行監控，線民人數達3萬人，其中約有40%平均分佈各行政村裏，另外60%則要「平均分佈於社會結構各層面，特別是大學校園，教會（台灣親民主派的長老教會）以及其他組織」。
台灣80年代學運「野百合運動」總指揮、現任民進黨立委范雲也說，去「促轉會」翻閲情治單位當年的報告後，她發現自己是1986年後唯一被「專案」組監控長達9年的學生，共有超過千件檔案，並遭7至8位學生在她周遭監控。
台灣大學報告稱，威權時期台灣政府雖然試圖建立嚴密監控網絡，其搜集的情資卻高度受限於線民的個人能力及組織位置，故而無法成為權威、滴水不漏的監控者，「亦難有效嚇阻眾多大專學生、教會人士積極從事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
該報告強調，多數受訪者當年亦意識到社會監控必然存在，故研究建議台灣政府在推動「轉型正義」工作時，避免以「加害者vs被害者」的對立來看待1980年代台灣的民主轉型歷史，「應注意脈絡的複雜性，並應審慎討論公開監控檔案的相關配套措施」。
事實上，這些當年「線民」的行跡被披露，大部分是來自「促轉會」公開邀請當年被「監控者」也是受害者翻閲個人監控檔案後發生。李怡俐據此向BBC分析說，邀請「受監控者」閲覽過去所授監控檔案一事，相關作法有值得商榷之處。
她認為，「促轉會」在開放檔案前，應訂定相關凖則。過去黨國體制下的檔案可能存有虛假或錯誤的問題。政治檔案的完整性與真實性，需要透過歷史專業知識加以比對與確認：「在沒有相關法制程序，欠缺系統性規劃與嚴謹歷史比對與分析的情況下，貿然地開放檔案，可能對日後政治道德或法律責任的確立帶來困難，也容易製造無端指控他人的「獵巫」行為與風氣，加深本已存在的社會紛擾與對立，」她說
「促轉會」便曾經提醒那些受邀閲讀自己監控報告的人士，強調監控記錄，有可能是線民為了邀功或保護自己加油添醋或修改，也有記憶錯誤的可能性，很難是完全正確。
至於台灣情報機關現在是否還布建「政治線民」，台灣國安局局長陳明通在台灣立法院予以否認，但他說若「涉及境外敵對勢力」在台灣的控制或滲透，當局「一定查」。
移除「蔣介石銅像」的爭議
不過，根據「促轉會」工作，除了推動開放政治檔案，「促轉會」還有許多工作：包含清除威權象徵（譬如獨裁者銅像）、平複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以及「不當黨產」之處理及其他「轉型正義」事項等問題。
此外，「促轉會」除了公布「線民檔案」之外，在許多工作上也面臨挑戰。譬如，「促轉會」近日提出建議，將台灣台北「中正紀念堂」以及許多公眾場合的蔣介石銅像移除，視為「轉型正義」工作中移除「威權象徵」的工作。
「促轉會」代主委葉虹靈說已研議將「威權象徵」處置方式「法制化」，也就是訂定相關管理與追蹤機制，進行多元處置；譬如該會與台灣桃園市政府協商後，後者同意在慈湖公園，也就是蔣介石陵寢所在地釋出100個空間，讓台灣有意處理蔣介石銅像的公家機關可以集中送往擺放。
但有關移除銅像的研議，引起國民黨人士及支持者抨擊為「去中華民國化」，或有輿論稱是製造仇恨。國民黨立委葉毓蘭說，台灣很多人將「先總統蔣公」視為「如君如父」，她因此請「促轉會」針對蔣介石銅像要「多元處置」，不要隨便移除。
台灣政論家蔡詩萍則投書台灣媒體愛傳媒說，蔣介石的功過必然爭議不斷，但蔣介石「反共」的角色，對於台灣軍方有重要象徵意義，他批評「促轉會」若持續「去蔣化」會打擊台灣軍心。他說：「蔣介石全力反共，守住台灣不被中國統一的堅持，如今看來不也是台灣與中國分庭抗禮的一頁歷史典範嗎？」
台灣前國防部長、現任台灣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輔會）主委馮世寬，今年三月在台灣立法院說，他不去辯駁相關議題，但他說「銅像在那邊不會講話、不會走路，也沒有人膜拜……拿走（銅像）台灣歷史就少了一段」。他認為該讓世界看到台灣人包容歷史，「至於功過，後人自有評斷」。
不過，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黃長玲則在台灣國史館的一場演講指出，歐洲轉型正義移除銅像的作法也引來不同國家內部的爭議，應能讓台灣借鑒。
黃長玲以西班牙為例說，該國在民主化後30年後，仍不處理威權象徵，全國不滿前獨裁者佛朗哥（General Francisco Franco）的銅像跟以其命名的紀念街道，情況直到2007年，西班牙國會才通過法案，決計徹底移除這些銅像及以將以佛朗哥為名的街道改名。
黃長玲還表示，以東歐國家烏克蘭為例，列寧從未統治過烏克蘭，但其銅像對烏克蘭人是象徵前蘇聯對該國之壓迫，因此在2014年開始針對列寧銅像抗爭，在2015該國立法全面清除銅像，在於公共空間不可以有列寧銅像，但不干涉人民對列寧的紀念活動或收藏。
目前台灣「促轉會」也在研議將公共空間的蔣介石銅像移除，但不干涉民眾的政治活動。
「轉型正義」的挑戰及爭議
回顧台灣2018年官方成立「促轉會」便是希望從事追查真相，修補社會裂痕的工作。
李怡俐說，因協商式民主轉型的路徑，在民主轉型之初，台灣是先處理爭議較小的「受害者賠償」議題。但是，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與推進，在民進黨於2016年獲得總統大選與國會多數席次後，官方「轉型正義」的機制趨向多元化，同時力道也加深，例如在政治檔案的收集處理以及探討加害者區辨與責任劃分等問題。
截至目前為止，「促轉會」稱已經撤銷在台灣38年戒嚴時期的「不法判決」約6000多件，並由台灣總統蔡英文向當事人及家屬代表政府致歉。
但是，「促轉會」也在台灣藍綠政治對立仍深的情況下，在推動許多工作下遭遇挑戰或批評。
2018年，時任「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在被披露的內部會談中，指出「促轉會」就是「東廠」，引起軒然大波。之後，有社會輿論持續抨擊「促轉會」已經成為政府「打壓政敵、整肅異己的工具」。
但也有19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大佬、前政治犯陳婉真在台媒「優傳媒」撰文抨擊「促轉會」的腳步太慢，「拖拖拉拉」。
陳婉真指出，1990年東西德統一後，「規定所有曾經的『加害者』一律不得擔任公職，也不得參與選舉。這些都是很值得我們取法的措施，政府更應加快腳步，盡速推動，否則像現在這樣拖拖拉拉，才是對社會的二度撕裂。」
這些不同意見都顯示出「促轉會」面對台灣不同社會意見遇到的困難重重。
李怡俐認為「轉型正義」涉及到法律、政治道德以及歷史辯論等複雜問題，「促轉會」與社會各界，特別是與相關公民團體的溝通仍顯不足。
葉虹靈則說，這幾年來，台灣年輕一代可能較沒有族群或意識形態包袱，所以開始有了各種投入，包括歷史挖掘、藝術創作等，都有很精彩的表現，這也是「轉型正義」與社會對話重要的工作之一。
針對國民黨指責「促轉會」是「仇恨會」的批評，葉虹靈向BBC解釋說，「轉型正義」的重點是國家反省自己犯下的錯誤，不是仇恨。她補充說：「國民黨作為當年黨國體制的主導者與繼承者，我們還是期待該黨能夠懇切面對歷史，可以從如配合檔案的徵集做起，讓這些資料成為全民共享資源。」
李怡俐則強調，「轉型正義」是讓走過威權時代統治的社會及人民，建立更健全憲政制度與民主文化的重要工程，「這些都不能光靠促轉會一個機構去做，倘若如此，反而有可能讓促轉會的言論形成另一種霸權，壓縮台灣社會的對話空間與改革能量」。
轉載自BBC中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