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母乳的真相 家庭和共產黨人的反抗
卡爾-沃爾夫(Karl-Wolf)1936年誕生於漢堡
卡爾-沃爾夫(Karl-Wolf)。這是我的出生證上登記的名字。不是沃爾夫,而是卡爾-沃爾夫‧比爾曼(Karl-Wolf Biermann)。在千年帝國的第四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在漢堡出生,時間是十二點過五分,一天不多一天不少,足足八個月的嬰兒。我娘細聲細氣地問著那標準的問題,聖喬治醫院的接生婆剪斷了躋帶後,從牙縫裡擠出:「是男孩。」艾瑪喜不自勝地笑著。產婦艾瑪‧比爾曼(Emma Biermann)是工人,她竟然哼出那首挺蠢的小曲「我們有個兒子,繼承王位的皇子…」接生婆大約很惱怒,她頂著舌尖說:「這娃有個小猶太鼻子!」
這個禮拜天的晚上,我爹趁他在德國船塢加班的空隙中,趕到醫院。達格貝爾(Dagobert)善意地瞄了一眼娃娃,但他眼裏卻只有他的艾瑪。他多麼開心,他深愛自己的妻子,同時也感激她。「妳不僅是我鍾愛的人,也是我擁有的最佳同志」,他在後來給她的信中如是寫道。
比爾曼的猶太工人家族
達格貝爾‧比爾曼學過鎖匠和機械製造的工藝。有一個援助猶太困難家庭的「拉澤如斯-顧姆佩爾」協會(Lazarus-Gumpel-Stift),座落在許拉赫特街(Schlachterstrasse),是一所陽光照不進的後院屋子,他就是在那兒長大的。我爹的爹叫約翰‧比爾曼(John Biermann),是個單幹戶的流動電工頭。他的「公司」除了他,就是一個整齊地擱放著工具的木盒子,外加一架梯子,幾卷電纜和一個沈重的小盒子,裡面裝滿了小的電工用具。我父親的弟弟卡爾(Karl)比他小兩歲,也是電工。他們有個漂亮的妹妹,名叫羅莎(Rosa),比父親小十二歲,是做帽子的。由於祖母露薏莎(Louise)出身在東正教的樂文塔爾(Loewenthal)家庭,她就把孩子們都送到塔爾木德‧脫拉實業中學(Talmud Tora Realschule)去受教育,塔爾木德以及脫拉都是希伯來語,學校就在格林德爾(Grindel)的猶太教堂隔壁。不過達格貝爾十四歲就到漢堡港口的布羅姆&佛斯(Blohm & Voss)船公司去當學徒了。他不僅是猶太人,也更要作一個有用之人,他加入了金屬業工會,於是他的宗教信仰立即就被共產主義所取代了。他活兒幹得出色,還能說會道,就被其他學徒們選為發言人。
他坦蕩的風格引起了公司上層的注意。四年學徒藝滿之後,雖然他名列前茅,得到學徒結業證書,卻被一紙辭書解僱了,並且也上了「黑名單」。這意味著,即便在造船業危機過去之後,他依然將長年失業。
父母親結識成婚,雙方的家庭成員都成為共產黨人
達格貝爾在德國共產黨的青年組織「德國共青團」那裡認識了艾瑪‧迪特里希(Emma Dietrich),他們彼此傾慕。他愛慕她的直率,她愛慕他的耐心。艾瑪的中學老師跟她父母親說:「艾瑪應當繼續求學,她能夠當老師。」但是父親迪特里希先生厲聲說:「我們可負擔不起一位女公爵」。於是一九一九那年,艾瑪就去學藝當織工。學了兩年,她總是超額完工,賺錢不少。之後她到蘇爾特(Sylt)島上去工作,編織講究的時裝。到了一九二四年她更漸入佳境,受僱於漢堡的盲人中心。
在那裡她為機械紡織廠獨自組建了一個盲人作坊。
這對情人於一九二七年結為連理,兩人都加入了德國共產黨,成為工人運動中的積極份子。艾瑪的妹妹洛特(Lotte)和弟弟卡爾(Karl),也被稱為卡里(Kalli),也與達格貝爾相處融洽,他們既是家人又是同志。同樣的,艾瑪的父母親,卡爾(Karl)和瑪莎(Martha)也加入了。迪特里希一家本在薩克森(Sachsen),經由基爾(Kiel)來到漢堡定居。她父親在薩爾(Saal)河畔的哈勒市(Halle)的鑄鐵廠當學徒工時,滾燙的鐵漿將他的一隻眼毀了,以致他在舉槌時,測不准距離,只好改行到工地上去當挑夫。肩上每每扛著二十五塊磚頭爬上工地的梯子,落下了弓背和病痛。
這個薩克森人在漢堡成為共產黨的「紅線戰鬥隊」(RFB)的領頭人物。卡爾是會員們公認的保護傘。同志們取笑他說,真不賴啊,他那隻玻璃眼在盯人的時候能夠不眨眼呢。也許這真是他這一生唯一的優勢:每年參加為世界革命勝利而舉辦的射擊比賽中,他都名列第一,得到一整條的火腿作為獎品。
納粹黨在三十年代初取得了政權。有一次,納粹的衝鋒隊(SA)與共產黨的紅線戰鬥隊和工會及社民黨組成的「鐵前線」(Eiserne Front)相互惡鬥,砸爛了組織的會場時,達格貝爾成功地、不流血地跟青年資產階級的納粹份子進行爭辯,而沒有陷入雙方的拳腳混戰,他因而出了名。一九三二年我父親不幸被自己人指控為「異己份子」,因為他主張共產黨應當和社會民主黨合作起來對抗納粹,這是違反共產黨所標榜的立場的 。
納粹禁止共產黨,共產黨人卡爾被判死刑
與社會民主黨的命運不同,德國共產黨在納粹一九三三年上台之後,立即遭到禁止,黨的機關報《漢堡人民報》也旋遭封閉,共產黨人只能非法地繼續工作。我的父母和舅舅卡里都屬於聖喬治的黨小組,接著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我父親被捕了。他當時正在一個畫家的畫坊中,用很低級的油印機在複製被禁報紙的號外,想要非法地傳播。他當場被捕。由於原來的報紙編輯從三月份起就已經被預先抓捕,關進福爾斯畢特爾(Fuhlsbuettel)的集中營裡,達格貝爾就取而代之寫了社論,報導了即將進入審判程序的阿彤納爾週日流血案(Altonaer Blutsonntag):將近一年之前,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七日那天,納粹衝鋒隊和共產黨人之間發生暴力打鬥,有十八個人被射殺。納粹一上台就把四個人,包括未成年的青年男子,其中一名是鞋匠卡爾‧沃爾伏(Karl Wolff)送上了火速成立的法庭。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將四個人判處死刑,定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行刑。極刑就在法庭的後院執行,他們被劊子手一個接一個地用斧子砍頭。當最後輪到卡爾‧沃爾伏將頭伸到斬板之際,他提出一個請求,希望將被綑綁在背上的雙手鬆綁。這名年輕的鞋匠說,想在生命最後一刻能伸直一下軀體。繩子剛一鬆開,他就反手用手銬去敲擊旁邊一個官員的牙齒。
納粹將父親下獄兩年,我被命名卡爾
我父親於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被判刑兩年。他謊報那張非法報紙上的文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筆,因而救下兩名同犯。他的妻子在判刑的當天被公司解聘,往後一切的求職信都被拒絕。幾個月之後,勞務局把她介紹到一家工廠去幹最低級的粗活。
不久艾瑪的弟弟卡里帶來一個新人。他是被處死的卡爾‧沃爾伏的哥哥,他是工人,也是紅線突擊隊裡的共產黨員,就像其他同志,他也必須逃避納粹的追捕。艾瑪負責藏匿這個漢斯‧沃爾伏(Hans Wolff)兩三天,直到通往漢堡港口的逃亡之路通暢了,他就可以前往丹麥。她將沃爾伏的哥哥藏到動身那天,用普通的報紙包了三個香腸麵包,以淡定的口氣說出了很大的承諾:「同志,如果我丈夫在一年半後出獄,如果我懷孕,如果生下一個男孩兒,我們會給他起你弟弟的名字。這樣我們就造出一個新的卡爾‧沃爾伏了。」
然而離達格貝爾釋放還有很長的時間。有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暫時守寡的艾瑪穿過處女堤街(Junfernstieg),適逢一隊衝鋒隊敲鑼打鼓威風凜凜地走過。就在這不幸的時刻,一朵幸運之花綻放了,艾瑪愛上了另外一個男人。
母親艾瑪的情人
他又是著了甚麼迷呢?有著一頭卷髮的青年女子站在路邊,是唯一沒有對他們行希特勒式舉手禮的人。他把她叫過去問話。
這名來自漢堡內阿斯塔湖(Binnenalster)的瀟灑男子是個家庭富裕,有教養的人,並且也反對納粹。他比艾瑪小幾歲。福里德爾‧龍格(Friedel Runge)是介於社會民主黨、紈絝富家子和共產黨人之間的混合物。他是左傾的獨行俠,擔任商務的代理人,已經擁有自己的私人汽車。他吸引了鎖匠達格貝爾‧比爾曼的妻子,帶著她去看歌劇,也跟她上床。週末他們像普通老百姓一樣到比勒(Bille)河畔去溜達,或小資產階級品味十足地到阿斯塔湖(Alster)邊來,他們也去易北河(Elbe)對岸的老區漫遊。福里德爾跟他朋友打賭逞強,潛身在木橇下面穿過易北河,這等於自願在水中接受酷刑。他很強悍,卻不失溫柔,迷上了那個金髮的女共產黨人艾瑪‧比爾曼。艾瑪丈夫在獄中,但她很好奇,什麼都想知道。艾瑪很美,容易興奮激動,她又是那麼孤獨單身。
兩人渡過了既是天堂又是地獄的漫長一年,然而時間實在又短促得殘酷。一九三五年五月八日達格貝爾釋放出獄之日臨近了,他的妻子對這個開心卻尷尬的日子滿心憂慮。艾瑪心中千百遍地悸動著、思考著,最後她決定強迫自己接受黨的任務,出於對黨的忠誠,出於對自己丈夫同志的尊重,她犧牲愛情!
在她丈夫出獄的頭一天,艾瑪和情人最後一次見面,他們親吻、傾訴、哭泣、沈默。她的心已經從身體裡被活活掏空了,她还歇斯底里地扯下了自己的一大把金髮。
丈夫出獄,一年後小夫妻合好,小卡爾‧沃爾夫出世
那天早上,艾瑪乘坐地鐵抵達福爾斯畢特爾的監獄,去迎接被自己戴了綠帽子的丈夫。他背著小包袱提前十分鐘出來,迎面走向她。他們有點羞澀地輕吻,不是真的接吻。還在路上她就向他坦白了一切。她說:「如果你要,如果你能忍受這些,我就留在你身邊。如果不要,我就跟那個人了。」丈夫決定不要離婚,但是當他和艾瑪回到家中,兩人躺在床上時,她說:「不,不,我還不能夠,我還愛著那個人。」
達格貝爾就在廚房裡搭了張床。他不願孤單度日,卻獨自忍受著孤獨的滋味。他的心抽緊了,他既悲傷欲絕,卻依然心中暗喜。我無法知曉,艾瑪後來為什麼,又是怎麼樣給了她丈夫一個信號,表明他們不只是同志,他仍可作她的枕邊人。由於我在娘胎裡足足八個月後呱呱落地,我可以算出來,他倆是何時親密合好的,日子應該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達格貝爾釋放出獄後幾乎一年的時間過去了,這兩個共產主義的貞潔份子並排躺在床上,孤獨地渡過殘酷的長夜。他不能強迫她就範,她也不必驅趕他,一切都需要時間啊。
他們愛撫、親吻、擁抱。後來呢?沈默…他們在幾乎三年的空白之後,終於激情地結合,重新言歸於好。他微笑著,接著就蠕蠕地說:「糟糕,我沒有當心呢!」按照艾瑪事後的描述,她好似被蠍子蟄了一般騰地跳起來,叫喊著從床上跳下來,跑到小廚房。衝到洗碗台邊,忿怒地跨上台子,像使用無產階級的洗腳盆那樣,打開水喉,對準放水口, 沖洗下體。她罵著、怨著、惡意冷笑、哭泣著喃喃吐出一些模糊的字句,詛咒埋怨著,擦乾身子,裸坐在廚房的桌子上,兇狠狠地沈默著。我母親的憤怒後來自動地化解成為一種幸福感。不久這女子反而讚揚她丈夫不懂體貼,接著就快樂地笑開了。當然艾瑪信守諾言,他夫妻倆給我取名為卡爾‧沃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