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節，我得到一個生平最特別的紅包，400美元，來自高希均教授。紅包附了一張小箋，他說此款是「贊助」我在加州的超速罰單。
這筆罰款跟尹仲容先生有關。
我從未在美國開車，第一次開就是從舊金山到爾灣尋訪尹仲容先生兒孫，單程約700公里。尹仲容是台灣工業經濟之父，我並不認識他，他1963年即去世，半世紀之後，我才知道台灣經濟奇蹟不是奇蹟，而是他帶著一群菁英和全民「拚命」的成果。拚命、爆肝，當年不是形容詞，愛台灣也不是掛在嘴巴說，尹先生來不及過60歲生日，就把命拚掉了。他去世前四天還在開會，因肝病住院三天即逝，臥床仍在批公文，蔣介石以「忠勤盡瘁」四字慟悼他。我讀了越多他的資料，越想多認識他，自台灣萬里迢迢奔去爾灣，便是想自他兒孫口中聽聽他們說說爸爸、爺爺，也想自他們音容笑貌懷想這位巨人，尤其想讓他們知道，我作為一個台灣人，對尹先生多麼感恩。這是我多年夢想，歡天喜地上路衝太快，在加州一號高速公路開到87英里（140公里），收到一張三百多美元的罰單。
我把這段小插曲寫在〈親愛的尹仲容先生〉一文中，高教授看到了小文，他給我的「贊助」和小箋，幽默的溫暖了我的寒冬。
高教授也未見過尹仲容，但青年高希均也曾收到他的小箋。1961年高希均拿到經濟碩士，在等候博士班開課的那個暑假，他沒錢回台灣，心繫家國，25歲的他三個月奮力寫了十萬字《經濟發展導論》，為正在發展經濟的台灣盡一個海外學子之力。他將長文寄給當時身兼三職力主經濟改革、舌戰朝野竟至聲淚俱下的尹仲容，尹先生回信給他，表示肯定。1962年這篇論文變成經合會（經建會前身）叢書之一，由王作榮主編、美援會出版，稿費一萬元轉寄到他在眷村的父母家，足可讓他們家用八個月。這是高希均的第一本書。
一年後，尹先生即病逝。高希均這位憂國憂民的青年，在美繼續深耕「經濟發展」，拿到博士後，人在美國教學，奔波各國調研，一支健筆仍勤快的把自己所思所學「知識內流」，替台灣不斷引介經濟新觀念。高教授在威斯康新州大河城校區任教34年（1964-1998），並自1969年起，在李國鼎的邀請下，出任經合會顧問，因為李先生當年曾讀過高教授為台灣寫的第一本書，留下深刻印象。高教授把芝加哥大學舒爾茲教授的人力資本理論導入台灣經濟計畫，倡導「教育經濟學」。1975、1977年也兩度在台大商學院研究所擔任講座教授。
「候鳥，你又回來了」，這是朋友以前跟高教授常用的寒暄語。1970年代以後，他幾乎年年暑假回台灣，他研究台灣，並提供建言給台灣。1981年他與殷允芃、王力行、張作錦一起創辦《天下雜誌》，那是台灣第一份經濟雜誌，正切合剛成為四小龍的台灣需要，一出刊就轟動，第一期立刻再版。五年後他與王力行、張作錦又另外創辦《遠見雜誌》，並成立了「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成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
高希均13歲（1949）自上海來台，十年後赴美讀書，這是他最大的人生翻轉點，但差點因為買不起機票去不了。他大學畢業申請到美國南達科達州立大學助教獎學金，但一張去美國的機票要24000元台幣，那一年（1959）台灣平均國民所得才123美元，而一張台美單程機票要600美元，這是天文數字。在聯勤61兵工廠任職的高爸爸無論如何湊不出這筆巨款，無奈之餘辦了退休，堂堂少校退休金18000元，仍買不起一張赴美機票，家裡又再打了幾個會，總算讓他上路了。高希均自第二個月起，每月從獎學金撥寄30美元回來，高媽媽拿到台北市衡陽路銀樓可以換到1200元台幣，這比高爸爸原本月薪900元足足多了三分之一，也比當時一般大學畢業生月薪800元多一半，高家一下子成了眷村的高所得人家，也帶動了他們南港眷村出國讀書的風潮，這些眷村子弟有人進了哈佛、麻省理工學院，有人後來成為中研院院士、華航董事長和總經理。
六十多年後，回想自己剛踏上美國土地的衝擊，高希均仍感震撼。他住在一個慈祥老太太家中，她給他的房間有冰箱、電話、電視、地毯，還有席夢思床，那些東西在當時這個台灣青年眼中，「簡直不可思議，全是奢侈品。」當時台灣連第一家電視台都還沒開設，一般人家有自行車、收音機就很不錯了。
他在出國後八年（1967）第一次回台探親，帶著仍未見過爺爺奶奶的兒子回到父祖之地。高爸爸興高采烈趕在他們回來前整修家裡，也把設備「升級」了，廁所換成新式馬桶，也買了電視，高家成為當時眷村摩登家庭。高爸爸盡了一切努力，但是孫子兆均在離開台灣、返美途中，一肚子的疑問終於忍不住了：「爹地，爺爺是不是住在貧民窟裡？」只有六歲的他，不懂slum這個字的嚴重性。這個孩子現在已是六十歲的高牧師，在美加二地傳道，也常來台。
台灣太窮了。1960年代初期，我三、四歲，在彰化出生地親見一家四口啃樹皮、嚼樹莖，這個創痛令我一生警惕。國家一定要強，要富，早慧的高希均年少即立志要念經濟。他小學、初中都在上海，全程目睹國家經濟崩潰，國民政府發行的金圓券造成惡性通膨，市場恐慌，「一個麵包今天一元，明天變三元、十元」，他在上海復旦中學念書時，學校要求最好用大米交學費。
他台北商職畢業那年（1954），是大學聯招第二年，台灣只有一所大學（台灣大學），三所學院（在台中的農學院，現為中興大學；在台南的工學院，現為成功大學；在台北的師範學院，現為台灣師範大學），他一心只要念經濟，台大只填了經濟系，後來進了第二志願台灣省立農學院的「農業經濟系」，在美國碩博士讀的是「經濟發展」。經濟，是他一生對國家的關懷。
經濟、教育相生相倚，1963年，蔣介石指示先在金門試辦九年國教，1968年起在台灣實施，這對後來台灣經濟起飛的人力奠定了長遠的基礎。教育是扭轉「貧窮的惡性循環」關鍵。
高教授是終身的「教育工作者」，除了在威大任教三十四年，他自二十多歲起即不斷用自己的筆、結合台灣問題，引介國際大師新觀念，中年之後更是走入出版界，開闢更廣大的社會教育平台。
與他相知半世紀的創業夥伴張作錦曾以商務印書館的靈魂人物「張元濟和他的書」勉勵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員工，「你們不是在做出版，你們是在做教育」。
「讀一流書，做一流人」，這是天下文化的使命。天下文化今年正好是40周年，他們出版過4000種書，總量超過4000萬冊，若一本一本堆起來，大約是1600座101大樓，歷年得到的國內外新聞出版大獎超過900個。此外，與《遠見雜誌》合辦過近4000場知識性活動，頗多是千人以上或國際級的高峰會，高教授並透過自己人脈，常常邀請國際大師來台，如哈佛校長桑默斯、中日歷史專家傅高義、競爭力大師波特、軟實力之父奈伊、趨勢大師奈思比等，《紐約時報》知名專欄作家佛里曼更是曾在幾度受邀來台之後說「除了美國之外，我最喜歡台灣」。除了讓台灣看見世界，高教授也讓世界看見台灣。
他親筆撰寫、主編的書前後超過三十本，他說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傳播進步觀念」。在他還沒有自己的雜誌及出版社時，他的文章都是發表在報紙，尤以《聯合報》較多，而且是最重要的二、三版，在那個報紙只有三大張的年代，報紙很有影響力，他的文章每每引起熱烈討論，《經濟日報》甚至曾經開出很大版面邀人評析「高希均觀念」，可見當時的「高希均現象」之熱。
他三、四十年前提倡的新觀念，有些至今仍常被人提起，譬如，「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在當時是挑戰蔣經國政府像保母一樣的德政——巿場要保護、企業要國營、物價不能漲、補助不能減、稅收不能加，他認為這種白吃必然拖垮國家財政、扭曲資源配置、影響公共建設。在那個威權時代，《聯合報》總編輯張作錦刊出了這篇文章，引起極大回響。
此後，他不斷在各個場合、各篇文章，再三提醒國人：
1.使用者付費、有能者應多負擔。
2.羊毛出在羊身上，凡事都有成本，沒有不勞而獲的。
3.任何眼前的白吃，未來都要付出代價，這一代不還，下一代也要還。
他也嚴厲的提醒政府、政黨：
1.不能為了選票，一味「討好」，而不「求好」，這是民粹，不是民主。
2.不能空開支票，不能惡性加碼，任何政見的兌現都必須付出代價。
3.國家資源向特定族群或利益團體傾斜，將不會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國家競爭力將日漸不起。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傅利曼最先提出，高教授是把它引介給台灣的第一人，四十年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的新年賀詞把這話改成他們人民可以理解的「普通話」：「天上不會掉餡餅」，要14億人民「擼起袖子加油幹」。
同一年，高希均眼看中國大陸快速崛起，而台灣卻不斷內耗，政客為了掠取選票，一面製造更尖銳的族群對立、仇恨，一面推出更多的白吃午餐，他把多年來在遠見雜誌上大聲疾呼的相關文章集結成書《翻轉白吃的午餐》，明確指出台灣已陷在「媒體失態、國會失責、政府失能、巿場失靈、企業失常、貧富失衡」的困局，若真想要解套求生，「上天只有一個回答：一切須從『白吃午餐』的迷夢中驚醒」。
他希望能「感動有政治權力的人，以及握有選票的人」。這本書在一年之內五刷，但是，台灣白吃的午餐變少了嗎？
小民白吃的午餐多半只是「小吃」，高官、民代、巨商白吃的午餐卻是國家級「米其林」，這些越來越多的「新」食客，以畸型的政商關係啃噬國家名位與資源，眾人已不以為怪。
他越憂慮越奮起，高教授不相信台灣只有悲劇性的結局，他相信台灣「頭家」、選民的力量，他相信教育、閱讀，他從來沒有停止努力。
他始終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正如威大前校長喬治費爾德（GeorgeField）形容他的：「你只要想到高博士，你就會想到他的笑容。不論情況好或壞，他總是帶著笑容走過，」費爾德很感性的說，「高博士總能發現青青草原。」
86歲了，他不停筆，沒退休，笑容仍和年輕時的照片一樣，依然可以在搭機時寫文章。2020年全球疫情爆發以前，他常在各國飛來飛去，若在台灣，他每天早上八點到班，若要跟他「約會」，他有時會笑著告訴你，「我們一起學白宮，以15分鐘為一個單位」。他午、晚餐常常在「天下文化」附設的咖啡館「人文空間」解決，同時招待客人，許多重要的出版計畫是在便餐中敲定，他甚至連早餐都是一個會議。他的時間都是「機會成本」，他不能忍受遲到或拖延，同事都知道。
「他太有使命了」，與他一起共事奮鬥四十年的另一位創辦人王力行說，「他總是同時做很多事」，她感嘆，「他覺得有太多事要做了」。他做的事是「百年樹人」，觀念的傳播與推廣，正是百年樹人，這有多漫長、困難，但是，拔心不死。
出生在一個落後國家，高教授知道一定要「勤」，而且不要怕眼前的問題、現在的挫敗。這個在南京出生、南港眷村長大的子弟，很早就學會一件事：「一切靠自己」。這對個人和國家都適用。（上）
書，是高希均的名片，也是伴手禮。
他讀書、寫書、教書、選書、評書、送書、勸人讀書，他唯恐台灣不再進步。也許因為「天下文化」廣為人知，有人封他是「出版家」，他會說：「我是一個傳播進步觀念的人。」與其說他是出版家，毋寧說他是教育家。
「讀書人不能隨波逐流、沒有自己的判斷。讀書人要有明辨是非、擇善固執的勇氣」，這是高爸爸給他的五百多封家書上的一段話，期勉自己的獨子以智慧、人格「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這是成人又成己的教育事業。
戒嚴時期，高教授發表的文章，如「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直接棒喝「政府當局」，得到廣大共鳴時，高爸爸提醒他「不要得意」；當他以嚴謹的數字論據指出政府德政可能造成流弊，主張「大學學費應當合理調整」，引起許多誤解時，高爸爸鼓勵他「不要氣餒」。
高教授曾擔任過郝柏村及連戰主政時不支薪的行政院顧問。他與政壇若即若離，「即」是因為報國有門，「離」是因他是讀書人，要自由、超然。
高爸爸在老家做過小學校長，希望兒子做一個「體面」的讀書人、教書人。體面就是「有學問，有原則」。父親用文字敘述起來非常素樸的願望，高教授竭盡心力始終奉守。
他在威大任教第七年，即獲得美國傑出教育家獎，後來又陸續獲得威大傑出教授獎、威州州長貢獻獎、傅爾布萊特訪問教授名人堂等。他自威大退休回到台灣，2002年獲得台灣金鼎獎特別貢獻獎，陸續又獲亞洲大學、台北商業大學、中興大學名譽博士。2016年馬總統頒贈二等景星勳章。
這應該是一個讀書人、教書人的極致了，但他的終極關懷是國家。「一個人的憂慮可以很深遠，但一個人的聲音太微弱。一個人的關心可以很持久，但一個人的說服力太有限」，他中年後創辦遠見雜誌及出版社，便是因為可以「架設全球知識的平台」。他把具有全球視野、世界胸懷的好書，一本本帶入台灣，甚至撰文導讀，希望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沒有世界頂尖的人才，就不要想賺世界的錢」，高教授擔憂台灣活在「小格局」，他在1997年即請全球競爭力理論大師、哈佛大學教授波特，來台傳授提升競爭力的策略，關鍵字是「開放」，越開放、越多元，資金、資訊、人才越會湧入。高教授始終認為「開放，才有出路。開放，才能走向文明」，開放才能讓國家越強，啟動正向循環，反之，只是「保護」了低效率、低薪給的產業，優秀人才將流出。
他一生受惠於教育。教育，是成就人之所以為人，及國家是否能成為富強、文明的一流國家。高教授樂意為教育投資。他捐給高中母校台北商業大學（前台北商職）一間閱覽室；也捐給大學母校中興大學（前省立台中農學院）一間「高希均知識經濟研究室」，那間研究室由姚仁祿設計，除了可辦座談會，也有他兩千冊藏書。他也曾捐了一棟別墅的錢給高爸爸家鄉的南菁中學，並以父親之名設立「高明澄獎學金」。
他念台中農學院時，伙食費一個月120元，每周只能吃一次葷菜，但最讓他飢渴的是求知慾不能滿足。當年各校圖書館都不是開架式，有些昂貴的原文書甚至鎖在玻璃櫃中只供「瞻仰」。他曾想買台大施建生教授的《經濟學原理》，書價180元，那是一個半月的伙食費，後來因為他一篇論文得到第一名，院長問他要什麼獎品，他鼓起勇氣求贈此書，終於如願以償。一年後，他將寫滿個人註記的此書借給另一個想讀卻也買不起的東海大學外文系女孩劉麗安（Anne），這女孩日後成了他的妻子。
Anne也是眷村子弟，赴美讀書結婚後，在3M公司擔任資深工程設計師，1990後退休，獲北京IBM聘為外籍顧問，任職四年期間，她把薪水捐出設立各種獎學金，其中「詩歌獎」獲獎者每人一萬人民幣，超出當時大學老師一年薪水。
高教授從威大退休時，在Anne及孩子的支持下，把退休金分成三份，一份送給威大，一份捐給了他念碩士的南達科達州大，一份給他念博士的密西根州大。全部捐出。他認為是這三個大學讓一個年輕人「一無所有，滿載而歸」，是學校給了他無形的財富，讓他的人生「一無所懼，走向世界」。
他連自己那棟具東方色彩的住宅也捐給威大，作為國際交流，學校以他的姓氏命名為KAO International House。這棟占地二畝在小坡上的房子，前有庭院，後有溪流，小鹿、野兔和松鼠蹦跳其中。威大還辦了一個盛大的捐贈典禮，校長說：「這是還健在的退休教授中極具象徵意義的捐贈。」高教授妻兒都高興地上台致詞。那房子現在是校長官邸。
他的學生也「投資」教育。高教授有一個在金融界知名的學生大衛史文遜（David Swensen），他曾為華爾街資深副總裁，三十多歲回到博士班母校耶魯大學出任校務基金投資長，當時他開心的跟父母宣告「我要為教育賺錢」。他主持的投資平均報酬率超過16%，常與哈佛大學共評為兩個投資率最高的大學。耶魯每年經費有三分之一是他帶入的。他最大的自豪是「被耶魯接受的學生，沒有一人會因繳不起學費而進不了耶魯」。而他自己年薪、紅利依華爾街行情應要超過3000萬美元，他卻堅持不超過十分之一。別人問他為什麼如此重視教育、輕視財富，他說是受了父母影響，「還有我的一位中國教授」，那位教授就是高希均。大衛史雲遜不幸於去年五月因癌症去世，享年67歲。《紐約時報》與《華爾街日報》都大幅報導。
大衛的父親查理史文遜（Richard Swensen）是高教授的同事，也是他擔任威大經濟系主任時的院長，他要求四個子女都要修高教授的經濟學，因為學生給他的評鑑很高。高教授身為系主任，把自己的課多排在早上八點第一堂，威州冬天冰天雪地，那是師生都不喜歡的時間，但毫不影響學生選課的熱情。喜歡數學的大衛，因為高教授，改念了經濟。
「讀書人」是父親對高希均的期許，換成現代化的詞，也許就是「知識人」，中研院院士余英時生前即主張以「知識人」三字替代「知識分子」。高教授對「知識人」的定義又多了一點，他主張應是具有「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的人，他並認為李國鼎是其中佼佼者。他很敬佩李國鼎，這是一位對台灣經濟影響深遠的巨擘。
高教授曾被大陸媒體選為「你必須知道的101個台灣人」。這個「台灣人」祖籍江蘇江陰，出生在南京，1937年日軍在南京三周殺死三十餘萬人，史稱南京大屠殺，高家因高爸爸工作關係，在三個月前遷居蘇州，幸而逃過一劫。他赴美深造前一年，1958年服兵役，爆發八二三砲戰，這是第二次台海危機。烽火流徙，每個人的人生都變得不可測，讓他一生重視和平問題。
「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高教授多次引用周作人的話，形容他對大陸、台灣及美國的感情，「南京、蘇州、上海、台北、威斯康辛，都是我的家」。
弔詭的是，這幾年這些「家」頗不和。美國、中國大陸對峙愈烈，讓本來和平已久的台灣有意無意、半推半就的成為一顆棋子，變成國際媒體形容的「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回想從前兩岸經濟的巨大落差，此消彼長之間，高教授感慨萬千。1988年5月，他應邀訪問北大、清華並演講，那是他離開大陸三十九年後第一次踏上故土，衝擊很大，「真是非常落後」，北大經濟學院開的課都圍繞著馬克思主義，沒有凱因斯體系的總體經濟、或亞當史密斯的個體經濟。圖書館、教授辦公室、宿舍、餐廳都像1950年代的台灣。
他當時也拜訪了北京社科院，發現堂堂社科院居然沒有傳真機。他買了一部傳真機、兩箱傳真紙自美寄送過去，還一度被大陸海關扣留，當他與社科院成功互傳第一張訊息時，正是1989年最後一天，新年伊始，雙方終於可以直接溝通了，那種快樂，印象深刻。
2010年中國大陸已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傳真機的故事早已過去，他撫今思昔：「現在北大、清華的經費是台大6到7倍，世界大學排名也遙遙領先。正因為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後來者』有機會、很容易趕過『先進者』，這正是今天美國對大陸要全力阻擋的原因。」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他寫了一篇文章，〈我們同在一口井裡〉，他認為強國領袖決策的最大盲點是：「花幾千億要摧毀遠方的敵人，忘記花一些錢來照顧身邊老百姓的性命」，他並指出美國2020年的國防支出高達7500億美元，世界第一，那些幾百億研究武器的預算，若部分可以改成研究病毒，可以拯救多少性命。
1949年以後的台灣，雖然有八二三砲戰，但絕大數的心力和資源，都灌注在經濟、教育和建設上，這是「和平紅利」，如果發生戰爭呢？
今年，台灣國防預算加上軍購特別預算，超過5000億台幣，創下史上最高。高教授百感交集，「這可以增加多少建設、投注多少創新、幫助多少清貧人家」。但在共機繞台架次不斷創新高之下，我們能不增加軍費嗎？但是，又是誰刺激中共這樣武嚇我們？
高教授的最大心事就是兩岸問題。他喜歡送人書，他有一陣子在送人的書上貼上一張卡片，卡片是他寫的字箋：「化敵為友，一生無憂。兩岸交流，天長地久」，寫於「一○六年國慶日」。中華民國國家生日，能不能夠年年久久？
高教授常說：「我讀的是經濟，關心的是教育，嚮往的是和平」。他曾經在文章中引用美國艾森豪將軍當總統時的一段話來說明「和平紅利」多麼重要：
「每一支製造好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枚發射的火箭，最後說來，都相當於對那些飢餓無糧者和寒冷無衣者的偷竊。窮兵黷武的世界，不僅只是消耗了錢財，也消耗了勞動者的汗水、科學家的才智，以及下一代的希望…這絕不是我們應有的生活方式。」
高教授寫過很多文章，大聲疾呼，再三闡釋——
親美不反中；和中不反美。
開放：沒有開放，一切空轉。
經濟：沒有經濟，一切空談。
教育：沒有教育，一切空白。
文明：沒有文明，一切空洞。
和平：沒有和平，一切落空。
最重要的是，和平！「沒有和平，五大皆空」。仔細想想，難道不是？
他常說，自己有一個「中國夢」：「兩岸一家親，兩岸一起興」，他認為唯有拋棄意識形態，全民共同努力二十年，「文明台灣」的願景即可以極大化，個人的夢想也可以極大化。多好，多美，多麼「政治不正確」。
他是一個樂觀的讀書人。陳長文說：「幸虧我們還有一個高希均。」他同時也說「只有一個高希均是不夠的。」我們都不是局外人，高教授二十多年前就寄望1949以後出生的「新台灣人」，這些不曾親歷戰爭創痛、站在相對富裕的經濟殿堂中的台灣新血，「事業成就超越了歷史悲情，自我作主超越了委曲求全，族群融合超越了省籍情結」，他認為這些新台灣人講求的是一個民族得以綿延的「信」與「義」，擁有包容、寬大、開放的海洋性格，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務實而有理想，不再恐懼，深懷大愛。
新台灣人有多少？在哪裡？「他們就在你我的前後左右，他們就是無數的你與無數的我」，他乾坤朗朗。一如威大前校長說的，高教授總是可以看到青青草原。
不要悲觀。（下）
轉載自《聯合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