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余汝信的《康生年譜》，我最深的感受是，原來以為，康生既被稱為中國的貝利亞，那就是一個人人畏懼，談虎色變的狠角色，這樣的狠角色只有人家怕他，哪有他怕人家的道理，但想不到的是，這位狠角色自己竟然也活在很深的恐懼中。
我上一篇文章提到，在文革後期，中國的貝利亞、中共特務頭子康生在晚年出現精神和心理異常狀況，他的保健醫生認為他患上抑鬱癥和狂躁癥，我在網上查了一下，嚴格來講，康生患的心理疾病應該是焦慮症，這是一種對自己未來及現實中的命運無法把握而產生的心理恐懼反應。康生晚年，在中共翻來覆去的權力鬥爭狂風暴雨中，看到無數權貴，包括劉少奇、林彪的倒台，內心應該震撼不已，也不免會擔心自己的最後結局。康生在自己臨終之前去舉報自己的政治盟友，而且還是政治權力場上呼風喚雨的紅人江青和張春橋，從現實利益考慮應該是很不智的，或許這樣做可以緩解他內心的焦慮，也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我救治。
康生的精神和心理狀態或許是一個值得特別研究的個案，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解讀列寧主義模式的極權社會是如何在精神上摧毀一個左翼革命者的人格和尊嚴，導致其徹底毀滅。
在極權社會中，為了生存，大家都不得不戴著假面具，如康生一樣，過著多重人格的生活。在這種政治生態中，人人都活在恐懼中，生理和心理都受到摧殘，都可能患有某種程度不等的心理疾病。
我母親曾向我講過她兩個朋友的故事。因個人歷史問題（好像是當過民國政府的軍人，即國民黨的兵），兩人都有某種程度的焦慮症。一個最怕人說到「份子」這個詞，一說這個詞，他就焦慮不安，因為所謂份子，不是反革命份子、右派份子，就是投機倒把份子，都會讓他想到自己的歷史問題，從而為自己的身分感到焦慮。我母親另一個朋友只要每天一到黃昏，就會心發慌，坐立不安。因為成都一「解放」，新統治者就展開「鎮壓反革命運動」，大逮捕大開殺戒，而抓人多是在入夜之後，後來中共歷次運動抓人也多數在夜晚，因而造成我母親那位朋友有了黃昏恐懼癥。那時成都鎮反，天天都有人被捕，人被抓後就押到昭覺寺成批槍斃，把有川西第一禪林之稱的佛教寺廟昭覺寺變成了殺人如麻的刑場。因為殺人處決是對準頭部開槍，槍一響頭腦開花，鮮血迸裂，成都人稱之為「敲砂罐」。 「昭覺寺敲砂罐」在老一輩成都人記憶中，是成都最恐怖的一段歷史。據經歷過那個時代的成都老鄉嚴家偉考證說，那時，成都大街小巷牆上一層又一層地貼滿殺人佈告。殺人每天少則二三十人，多則五六十人，最多一天殺了將近一百五十人。可以想像，這種恐怖情景給當時的成都市民內心埋下多少終身揮之不去的陰影？
入夜抓人的恐怖，我年齡雖少，也有一點感受。1955年一天深夜，我家院子住在隔鄰的一個開照相館的老闆突然被公安帶走。抓人那個夜晚，全院子的人都被驚醒，大家隔著窗戶無聲地悄悄地向院子中張望，但沒有人敢出去看個究竟。隨後幾天大家悄聲低語議論著，說他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人。文革結束後平反，才知原來是冤案，這個男子與胡風一夥人沒有半分錢的關係。但那夜恐怖的場面，就成了是我童年最初的記憶之一。
到了晚年，我母親還有那個恐怖年代留下的恐懼和心理創傷。我母親講述這些故事時，毛澤東時代早已過去，但回憶那個殘酷的年代，雖然她本人沒有受到過什麼衝擊，但仍感到很痛苦，一說就痛哭流涕。她回憶說，那時在皇城壩（今成都市體育中心）經常有公審大會，開完就將犯人押往刑場，氣氛「好嚇人，」她「看得心都抓緊了」。有的親戚朋友熟人，幾天前還在街上碰到打過招呼，過了一些日子就聽說已「被鎮壓」了。當時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因為怕牽連，親戚朋友都斷絕往來。到她生命最後幾年，可能覺得回憶太痛苦，心理無法承受，我一問她就大發脾氣說，事情都過去了，說來有什麼意思。這種恐怖經歷也使得她非常膽小怕事，我回鄉探親，言語稍有不合大陸政治氣候，母親就會很焦慮，怕我說錯話惹禍，與朋友同學談話，涉及她認為敏感的事，她就會出言阻止。甚至禁止我在街上拍照。
有個說法是，中共上台之初，人民是真心擁護紅色政權，甚至一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也持這種說法。其實不然，這是中共宣傳營造出來的一種神話。中共政權（從江西算起，共建立三個紅色政權）的威權主要是靠恐怖手段，類似於中國傳統皇權專制的「殺人立威」來建立起來的。中共用人頭、鮮血和大規模批鬥公審大會來震攝任何異議反對者，讓人民心懷恐懼，生怕稍有不慎就墮入萬劫不復的反革命深淵。當然深諳駕馭民眾心理之術的中共，同時會許以共產主義藍圖的美好願景，要大家為了美好的共產主義明天暫且忍耐下現實的不美好和痛苦。有關這方面內容，可看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對中國江西蘇維埃、延安政權，以及北京執政之初的記載。我曾在開放雜誌2006年10月號發表一篇文章《恐怖：毛澤東政權的基礎》，對此有較為詳細的介紹。
在極度恐怖的生態中，人類為求生存下去，會做出自我心裡調節，這種心理調節就是斯德哥爾摩癥候群，這是人類漫長進化出來的一種自我防衛機制。在暴力恐怖大到會威脅到人的基本生存的時候，你極度恐懼又別無選擇，要活下去，就要自我說服，或自我心理暗示這些加在你身上的暴力是合理的，你正確的選擇就是去配合，去接受，這樣才可以讓自己心安理得，否則就會陷入極度痛苦的恐懼而至精神崩潰。許多參加中共革命的人遭受黨的無情打擊和迫害後，仍然會無怨無悔地跟黨走，繼續幹革命，其內心都有這樣一個極度痛苦的心理調適過程。當然他們也沒有退路，中共組織性質猶如黑社會，只能加入，不能退出，中途退黨或叛黨，猶如犯罪，罪過之大，甚至大過未參加革命者，甚至反革命者。所以這種擁護、熱愛，不是出自個人自由意志的真情流露，而是被環境扭曲後的自我心理防衛反應，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中共打下江山後，不但殺人立威，即使政權穩固後，也沒有讓百姓休生養息，過一下太平日子，而是不斷折騰搞運動，一場運動接一場，使得社會永遠處於緊繃狀態，而且每一場運動都要整人，都非常殘酷無情，從而形成一道徘徊在人們頭上永不會消退的恐懼烏雲，直到最後恐怖氣氛達到登峰造極，中共高層人物，包括康生等都隨時會遭到滅頂之災的文革時代。
養大毒蛇反噬自己，康生成為他參與締造的這個恐怖體制之受害者，可說是咎由自取。但也有值得同情之處，因為二十世紀共產主義思潮興起，席捲全球，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無數多的個人都是身不由己捲入進去，成為人類近代這場巨大人道災難的陪葬品。康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康生不能把握自己命運的痛苦焦慮，我們都有，或者都有過。
好在歷史這一頁終於翻篇，這個當年看來不可抗拒的洪流終於退潮了，現殘存的只是尾聲下的一些骯髒殘沫而已，相信很快也會被新時代歷史大潮沖洗得乾乾淨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