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經濟風暴前後，民心躁動。作為民意風向標的知識份子，也開始活躍起來。最引人註目的是方勵之。當時他出席各種演講會，主要在大學。方先生言辭犀利，批評的矛頭直指「四項基本原則」，否定「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倡「全盤西化」。
鄧小平說方勵之「惡意中傷」，是指1988年8月15日，方勵之在堪培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對中國留學生發表演講 時，提到「一些中央領導人或他們的子女在國外銀行有賬號，有存款。」
這句話讓鄧大人惱羞成怒。方先生有一篇文章回憶這段往事：「我還沒有離開澳大利亞，北京的朋友就緊急傳話來：鄧小平已知道了我在澳大利亞說的話了（果然線人無處不在，工作效率也高，大概是在留學人員中發展的）……他要訴諸法律，起訴方勵之。」
當時，北京的大學裏舉辦各種「研究會」、「討論會」、「沙龍」、「講座」。方勵之、嚴家祺、蘇紹智、溫元凱、包遵信、張顯揚、孫長江、金觀濤、戈揚、許良英等人，是那裏的常客，他們經常受邀請去發表演說，被稱為「青年導師」。
我偶爾也會出席這一類活動，但和這些「青年導師」並沒有多少交集。
1989年1月6日，方勵之致函鄧小平，要求值中共建政40周年和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在全國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以及所有類似的政治犯」。認為「無論對魏京生本人作如何評定，釋放他這樣的已經服刑大約十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會促進良好的社會氣氛的。」
可以說，這封信，揭開了動盪的1989年的序幕。
繼方先生1989年1月6日上書鄧大人之後，中國知識界刮起了一股「上書」風。2月13日，北島、吳祖光、湯一介、金觀濤、李澤厚等三十三位文化界名人上書中央。2月26日，許良英、包遵信、於浩成、李洪林、張顯揚等四十二名科教界人士再次上書。3月14日，又有戴晴、蘇煒、陳奎德等四十三名知識份子的簽名信。主題都是呼籲政治改革。
中國近代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是1895年康有為領頭的「公車上書」。知識份子上書言事，是一種特有的中國政治文化。我查了一下歷史：「漢制，吏民上書言事，均由公車令接待。上書人多有因此而被大用者。」
「上書人多有因此而被大用者」，康有為等人因為上書得以在上書房行走，開啟了戊戌「百日維新」。1989年春，中國的知識份子爭相上書，也是希望能啟動中國的政治改革。就像當年的老佛爺討厭康、梁一樣，鄧大人顯然不喜歡這一套。但趙紫陽的心態，一如當年的光緒帝，更願意傾聽民間知識份子的呼聲。
那時候，我離這一切都很遠。對勇於上書言事的知識界，我保持一種關註和敬意。我更關心的，是四通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具體來說，是四通的三化：管理的職業化、產權的股份化、市場的國際 化。
在公司的幹部會上，我專門談到四通股份化改制的意義：如果不搞股份制，不理順財產關係，我們自身發展內部機制的先天性缺陷就會越來越成問題。經濟學上有所謂「高斯定律」，是講公司的合約關係，其本質是減少交易費用。而人的本性追求在有限條件內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是一個實踐問題。《賣橘者言》的作者張五常說他的理論就是實證經濟學。公司合約的本質是減少交易費用。中國企業產權關係的不明確導致交易費用增加。全民所有，其實是無人所有，人人一無所有。誰也不把國家財產看成自己的，必然產生許多非經濟行為，這是社會主義國家低效率、低效益的一個原因。
四通是成功的，但存在大量問題。我們並不是視而不見，其實大家都心中有數。有人利用機會、職權，損害公司、內外勾結、個人得利，產權關係不清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出現這些問題有其合理性，因為產權關係不明確嘛。我們搞股份化改制，就是 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股份化的原則是把每個人對公司的所有關係明確化，形成所有者集團。按照大家在公司的年限、職位、貢獻，確定股 份的份額，這個問題上，不許諾、不解釋，也不要抱怨。委托一個班子，搞出方案，由董事會定，說了就算。當然定 的過程中會聽取大家的意見。
股份化會帶來各種機會：
一、為公司發展籌集到資金。目前是銀根緊縮，可以解決我們的燃眉之急。
二、為走向世界創造條件。要引進海外 資金，說不清自己的產權歸屬關係，人 家怎麽可能進來入股？美林證券公司一 個高級主管給我來信，說願意幫助我們 募集海外資金。他列舉了許多理由：第 一、鑒於四通在中國IT行業裏的領導地位；第二、鑒於四通這幾年發展的良好記錄；第三、鑒於四通有一批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管理者；第四，鑒於四通有一種「私有制」的結構。他說：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一個良好的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
明確產權關係是百年大計，是公司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高盛證券的代表對我說：如果你們搞好了，將為中國經濟發展找到一條可行的路。如果你們搞不好，將會推遲中國經濟的發展。
從1988到1989年的夏天，四通內部召開了多次關於「股份制」的探討會，和國家體改委、北京市以及海澱區政府多次接觸會談，美林、高盛等證券公司提出多種股份化方案。1989年4月21日上 午，國家體改委賀光輝副主任率周少華司長、孫效良副處長、郁小軍，及北京市體改委賀陽副主任，在試驗區胡昭廣主任、胡定懷副主任、辦公室副主任趙鳳桐等領導陪同下來訪，在我的辦公室敲定有關四通股份化的具體操作辦法。一切都終於落到實處了，就等待中央的紅頭文件下達…… 就在四通股份化即將美夢成真的關鍵時刻，發生了後來的政治風波。很遺憾，四通不得不推遲了股份化的進程，中國也推遲了經濟發展的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