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6月4日，中國一場持續了近兩個月、席捲全國的大規模爭民主運動在軍隊的鎮壓中落幕。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在當局對輿論的嚴格監控中淡出國人的記憶，運動呼籲的政治改革更是不見蹤影。但中國著名經濟學者、目前在美國斯坦福大學任教的許成鋼教授認為，中國的八九民運的失敗與後來東歐前社會主義陣營成員的和平轉型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6月4日這一天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中國與東歐前共產極權體制同根同源
法廣：許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法廣的採訪。今年是八九民運36周年。1989年，無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世界，都是非常重要、非常不同尋常的一年。這一年，北京發生了大規模悼念胡耀邦的活動，活動演變成一個大規模席捲全國，要民主要政治改革的運動。但是，這場運動最後在鎮壓和流血中結束。同一年，同一天，也就是6月4日，波蘭舉行了一場半自由的選舉，開啟了波蘭走向民主轉型的一個小門，至少向前邁出了一小步。此後，隨柏林牆倒塌，整個東歐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政權陸續垮台，這些國家開始走上民主轉型的道路。 對於中國的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與東歐劇變之間的關聯，中外學者的觀點不太一致。您能不能介紹一下您在這方面的觀點？
許成鋼：這實際上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中國的事變和東歐的事變、蘇聯的事變都有非常緊密的連接。 今天大量對中國的認識誤區直接和這個問題相關，就是（因為）沒有認識到它們之間的緊密關聯。
首先，他們之間的緊密關聯，就是共產黨這個制度本身。這個共產集權體制來自蘇聯。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東歐，都是來自蘇聯，是同一個制度建立在不同的地區了。 自從建立了這個共產極權制之後，他們彼此之間一直非常緊密地連在一起。還有一點，是中國的經濟改革。當人們討論到今天中國的經濟改革的時候，往往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中國的經濟改革與東歐以及蘇聯的經濟改革之間的緊密關係。實際上，中國的經濟改革的起源，就是文化革命的結束。改革開始的時候，就是靠向東歐學習，包括中共派人去東歐和從東歐請人來中國，向中共解釋如何改革。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完全都是步東歐國家的後塵。這些國家的目的也完全一樣。在東歐，在蘇聯，經濟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共產極權制。在中國，完全一模一樣。他們是一樣的制度，一樣的黨，追隨他們也是為了維持中共的統治。 那麼，當他們（東歐國家）出現問題的時候，中共就很緊張，擔心自己也出問題。
剛才你提到（1989年）6月4日這一天波蘭發生的事情。實際上，這一天在波蘭發生的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說，6月4日這一天實際上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不僅僅是在二十世紀。 原因就是，一邊是中國殘暴地鎮壓了學生運動，另一邊是在波蘭，這是第一個在共產黨政權下，以和平的形式使得共產黨下台或者說解體的事例。因為只要共產黨下台，實際上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也就由此開始。在這之前，從來沒有發生過共產主義政權可以和平瓦解的情況。這本身也是個奇蹟。 這個奇蹟就發生在這一天：一邊在中國，為了維護共產黨政權，政府可以使用最野蠻、最殘暴的方式來鎮壓。另一邊，由於長期的民間壓力，長期的自下而上的壓力。這些壓力來自包括工會，包括天主教教會等這些民間組織，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公民社會對共產極權制產生的壓力，導致共產極權制崩潰，第一個重要事例就是波蘭。實際上，所有後來在東歐以至於在蘇聯發生的事變，都是從這個缺口開始的。
波蘭公民社會的力量決定了共產黨和平下台的結局
法廣：當時在中國，自天安門廣場開始，後來席捲全國的運動，規模也相當大。為什麼這場運動最後的結局和東歐這些國家的轉折點、最後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結局？
許成鋼：要認識這個問題，實際上我們需要看得更遠，就是要看東歐什麼時候開始這種轉型努力） 就是說，在東歐，我們看到了1989年6月4日在波蘭發生的事。然後，我們看到在波蘭之後，東歐各國連串發生同樣的情況，就像連鎖反應一樣。但是事實上，這些都不是從1989年開始的。 整個東歐對共產極權制的反抗是非常非常勇敢的，很多時候也是很血腥的。它的起源，第一個大規模反抗，就來自波蘭。那是1956年。在波蘭的這次反抗遭到了鎮壓。 接着就是匈牙利，匈牙利反抗更嚴重，也遭到了更嚴重的鎮壓。然後就是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反抗也再一次遭到鎮壓。在這之後，在波蘭，工人運動從來就沒有停過。1956年的工人運動，是他們的工會有組織地來反抗共產極權制的壓制。那麼從1956年開始，中間一直就沒有停頓。 雖然遭到了很殘暴的鎮壓，但到八十年代時，已經聲勢越來越強，以至於在八十年代就建立了全國規模的工會，中國把它翻譯成“團結工會”。正是靠着有了這樣的全國性的工會組織，最後才使得政府被迫接受在1989年組織全國投票。這次全國投票讓共產黨失去了政權。共產黨在投票中失敗下台。
在這背後還有另外一支重要的力量，或者說公民社會的力量。在波蘭，就是天主教會。波蘭的天主教會當時又得到了教皇的支持。 而當時的教皇讓-保羅二世正是在七十年代末當選的波蘭天主教會的主教。就是說工會和天主教兩支重大的力量聯手共同推動。
另外一面，就是戈爾巴喬夫提出來的 Perestroïka（法廣註：俄文本意為重組，後也譯作“改革重建”，或“開放政策”）。 戈爾巴喬夫提出來的 Perestroïka ，核心內容翻譯成他的話，就是“社會主義民主”，而所謂的“社會主義民主”，講的就是要使用溫和的態度來對待民眾。而且，戈爾巴喬夫保證不再干預東歐的事務。這裡的所謂不再干預東歐事務，實際上就是說，當東歐出現像波蘭這樣的情形時，他不再動用華約組織的軍事力量去鎮壓。實際上，1956年在波蘭和匈牙利發生的反抗，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反抗，都是因為蘇聯和華約組織使用軍事力量去鎮壓。戈爾巴喬夫的 Perestroïka 如今聲明在先，最後也有實際行動，就是他不再使用軍事力量去鎮壓反抗。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公民社會的力量就自下而上地決定了共產黨自己和平下台地的結局。
這些事例都非常非常重要，對中國人的警示，就是經驗和教訓都在裡邊。人們需要認真的看待，過去共產陣營的那些政權怎麼會和平地瓦解。這些經驗和教訓是必須要學習的。不能眼睛只看中國前前後後發生的事情，還必須要看這些在東歐、在蘇聯發生的事情，對我們來說是有很重要的經驗教訓。
法廣：1989年的時候，中國走出文革大概十年。文革期間，砸爛公檢法等作為，中國的政治架構似乎已經處於一個不穩定的階段。中共政權如何得以在1989年這麼有效地用軍隊鎮壓了這場大規模的民間運動？
許成鋼：是這樣。實際上，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加強極權制的過程，而不是削弱極權制的過程。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把極權制從一種形式變成另一種形式的過程。這一點在我的新書«制度基因——中國制度和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 里，有專門的討論。就是過去，無論是蘇聯也好，東歐也好，他們的體制是一種經典的極權主義制。 但是中國不是經典的極權主義制度。中國過去曾經是經典的極權主義制度，一直到1957年。在這之後，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情況就轉變了，轉變成了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制度。中國特色，就是向地方分權。大躍進是第一輪，文化革命是第二輪。所謂的砸爛公檢法，實際上是在文化革命的早期階段，就是1966、1967、1968年。這段時間自1969年起開始恢復，不僅非常快地恢復了，而且非常非常殘暴。自1969年起，非常殘暴地大量鎮壓文化革命中曾經參加群眾運動的許多許多的人或組織，等等。所以，早在1969年，這個體制就已經恢復了。到1989年的時候，公檢法的力量是很強的。當人們講它“弱”的時候，指的是它沒有法律；當我們講它“強”的時候，指的是它作為一個制度，有很強的一整套自上而下用來鎮壓的制度。
從未有任何極權主義制度有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門檻
法廣：1989年民運之所以得以發生也是中國走出十年文革對外的絕對封閉，國人對外部世界有很強的一種渴望，一種嚮往，無論是對國外的經濟生活也好，對國外的經濟生活背後的政治制度也好，都有一種嚮往，一種渴望。這也在某種程度上令學生能夠萌生如此強烈的政治改革與民主的一個動因。但是，六四鎮壓之後，中國經濟快速的發展。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的辯解也是：如果我們當時不這樣做，就不會有後來的經濟發展……這種論述在一定程度上也維持了後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相對的穩定。與此同時，東歐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陸續加入歐盟，融入了西方體系，但是後來的經濟發展的狀況並不好，它和中國的情況形成一種反差。那是不是在幾十年之後，中國人對民主體制的有效性是不是有一種質疑？
許成鋼：剛才你講到，在民主轉型之後，東歐國家的經濟發展並不好。這其實是個誤解。這需要認真討論，因為這個誤解其實在中國人中很普遍，而這個誤解幫助中共加強了他們的統治。
實際上，中歐、東歐、蘇聯這些地區的共產制度崩潰之後，那裡的民主轉型，如果認真看，可以分成兩大類——實際上不止兩大類的，但為了簡化，就分成兩大類。一類是這些國家變成了民主制度。所有變成了民主制度的國家都已經變成了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定義就是按照人均GDP計算，都是發達國家水平。比如說已經達到歐盟的平均水平，甚至在歐盟的平均水平之上。這些國家包括波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包括波羅的海三國。這些都是已經是發達國家了。匈牙利也已經變成發達國家，雖然後來他們自己國家裡的政治有反覆，但是，他們自從轉型之後，政治上的限制變成憲政的政治，民主的政治。這本身就幫助了他們的經濟的大發展。
但是，另外還有一些前蘇聯和東歐、中歐 國家沒有能夠轉型成為民主憲政制度，而是變成了威權主義制度——它不再是極權主義制度，而變成了威權主義制度。所有的變成威權主義制度的這些國家，經濟都停留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他們在崩潰之前就是中等收入水平，崩潰之後仍然是中等收入水平。過去在中國有一個流行說法，就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這種說法忽略了制度的原因。就是如果是一個極權主義制度，它可以幫助你從貧困狀態。 提升到中等收入的狀態。所有極權主義制度，只要不做太過分的事情，都能做到。但是到了中等收入之後，沒有任何一個極權主義制度有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這個門檻，變成發達經濟。沒有這個可能。這在歷史上沒有出現過。這實際上就是大家需要認識的。 以為共產黨垮了以後，這些國家的經濟會更壞，這實際上是非常非常嚴重的錯誤。這些國家曾經經歷過很短時間的困難，但他們經歷的那個很短時間的困難，不是共產黨制度垮台帶來的，而是因為共產黨制度給他們原來積累的問題在那時候爆發了。那麼，他們積累的具體是哪些問題呢？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在中國看到的債台高築，就是非常非常高的債務。為什麼會有這麼高的債務？原因就是他們都面對軟預算約束的問題。而這個軟預算約束的問題導致了國有資產積累起大量的債。在極權主義制度下，政府可以用行政的方式來掩蓋這個問題，來壓制這個問題，把問題不斷向後推。等到這個制度垮台的時候，問題就一下爆發出來了。所以，所有國家在極權主義制度垮台的時候，都出現了一段時期的超級通貨膨脹。這個超級通貨膨脹背後的原因，就是他們原本拖欠的債務。也就是說，今天中國的這些債，有一天需要還的時候，它沒有償還的辦法，只能是通過超級通貨膨脹，才能還上來。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