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口商品如何改變美國社會與政治

特別是大學學歷以下的中年白人藍領，除了實質工資停滯、工作不穩定的不安全感之外，同時還要面對大企業的濫用權力與社會安全支柱的崩塌，一方面跨國藥廠為了利潤惡意營銷具高度成癮性的類鴉片止痛藥（如OxyContin），並買通監管機構，引爆了全美的藥物濫用危機；在另一方面，經濟不穩定導致傳統家庭結構瓦解，婚姻率暴跌，非婚生子女與同居關係增加，社區也隨之瓦解，令這群男性失去了家庭與教堂等傳統社會支持網絡，意義感喪失與孤立感劇增，最後往往陷入自殺、濫用毒品與酗酒而英年早逝。

整體而言，隨著中國加入WTO，逐漸變為世界工廠，中國大量進口商品，造成美國製造業的衝擊，使得工資停滯、失業率大幅增加。這些衝擊並非平均散佈在美國所有產業、地區和群體，以產業而言，勞力密集的家具製造、紡織、服裝、鞋類以及電子零部件等與中國直接競爭行業的通勤區（commuting zones），其本地勞動力市場受到的衝擊最大；以地區而言，美國的中西部和東南部製造業聚集的城市，受到影響最大；以群體而言，低學歷、低技能的製造業工人，以及中老年的製造業員工，受到的影響最為嚴重。

傳統理論認為，當一個地方的產業衰落之後，便無法提供足夠的職位和具有吸引力的工資，所以當地工人會被迫學習新技能和移轉到其他產業。但是研究發現，這些地方的調節十分緩慢，以ADH對於中國衝擊的研究而言，受到中國衝擊地區的製造業就業率、低技能工人的工資長期受壓抑，市場主要透過工人退出勞動市場來調整，而非轉移到其他產業，失業率升高至少維持十年，就業／人口比持續下降。

這類論述和傳統自由貿易理論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不僅解釋了哪些人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最深，也發現這些受到中國衝擊最深的地區，仍有大量失業人口居住在當地，即使沒有工作也不外移，導致整個社區的失業率高升、人均收入暴跌，以及政府財政困難，更無力解決困境。

迪頓和凱斯的研究，則近一步揭示了這些受到影響最深的大學以下學歷的中年白人的處境，他們不僅面對失業、工資停滯與收入下降，還產生平均壽命下降的結果。造成這種結果的不僅是經濟上的困難，還包括家庭生活的崩潰、社區結構的瓦解、大藥廠的橫行，以及政府的無能為力，最後不是自殺，就是用毒品和酗酒來謀殺自己。

有些鐵鏽區的製造業因為不敵中國進口商品，而紛紛外包至低成本生產地區，造成本地藍領工人失業；但是有些鐵鏽區的煤礦業，並非因為遭受中國進口煤而破產，而是因為原來的生產方式污染太嚴重，不僅讓環境遭遇不可回復的損害，也令附近居民的健康受到長期影響，例如78條西維吉尼亞州河流因為處於礦場旁，都發現硒含量升高的現象。於是自1970年代以來《空氣清潔法》修正等環保主義，背後大多受到民主黨的支持，尤其是2000年和小布希競選總統的高爾（Al Gore），是個知名的環保主義者，對於高污染的煤礦業者十分不利。不少傳統支持民主黨的煤礦小鎮，因此紛紛轉向。最終高爾雖然贏得普選，但是選舉人票落後而喪失總統寶座。2000年代中期引發的頁岩油革命，讓天然氣價格跌至歷史低點，且碳排放僅為煤炭的一半，更加符合環保需求。全美電力公司「棄煤改氣」風潮，給予鐵鏽區煤礦業最後的致命一擊。

為了避免誤解，必須持平地說，相關研究所顯示的，並非傳統理論完全錯誤，而是不夠充分。例如傳統對失業的解釋包括產業變遷與自動化技術的盛行，這些因素依舊是許多美國小鎮衰退的重要因素。但是傳統解釋忽略了貿易影響——尤其是中國衝擊——如何加速這個過程，反而在全球化大旗下，掩蓋了那些受害者所經歷的社區與家庭結構的破壞，進而對個人身心造成的重大傷害，並不是社會救濟所能彌補的。

許多陷入極度絕望的底層白人因此認為，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體制都在對他們進行「劫貧濟富」的剝削，尤其是高昂的醫療體系，讓底層白人感到不滿。這種無力感導致部分最弱勢的群體選擇放棄行使投票權，帶來社區投票率下降的現象。

重視環保只是民主黨失去這些「絕望的選民」的因素之一。很多人或許疑惑，就算民主黨重視環保，但是相較於這些受到中國衝擊的藍領工人而言，相較於更重視資本家的共和黨而言，民主黨相對更支持弱勢群體一些，例如更支持社會福利政策，為何民主黨會失去這些受到中國衝擊的弱勢選民？

簡單來說，民主黨並非一夜之間失去這些選民，而是在數十年來選民聯盟重組（Realignment）的過程中，民主黨逐漸背離這些選民。

早期工會曾經是民主黨的支持力量，美國工會的沒落，對民主黨的支持力道也隨之減弱，而中國衝擊加速工會的沒落，也讓其對民主黨的支持率下跌。最重要的兩項轉變都與柯林頓有關。首先是北美貿易自由協議（NAFTA），雖然是在1992年由老布希總統簽署，但是法案的簽署是1993年由柯林頓完成。其次是柯林頓在1999年和中國協議，表態支持中國加入WTO，最終中國於2001年正式加入。

無論是美國加入NAFTA或是中國加入WTO，都和全球化有關。NAFTA限於美、墨、加三國，雖然是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但是加入NAFTA並未造成美國失業率上升，反而對促進美國的經濟發展有所助益。問題在於其好處並沒有雨露均霑，讓全國人民分享，受害最重的是美國中西部的製造業，紛紛移轉至墨西哥，讓「鐵鏽區」開始衰退。不過這些減少的製造業就業，很快為柯林頓時期大力發展的科技業，以及服務業與出口的工作機會所吸收，所以整體而言，美國完全沒有經歷失業率增加，反而讓經濟欣欣向榮。但是這時，鐵鏽區藍領工人的處境已經不比從前，不僅地方的就業機會減少，而且因為工廠外移的關係，讓當地工資停滯。更糟的當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的中國衝擊，對鐵鏽區的藍領工人造成致命的打擊。

這時民主黨的選民結構也開始重組，工會與藍領工人不再是民主黨關注的核心，高科技產業、高學歷與高收入的專業人士成為新寵兒，這讓那些因為貿易協定而受害的鐵鏽區藍領工人感到背叛，他們認為民主黨不再保護本國就業機會，他們的工作機會因為工廠出走與外包，而被移轉給其他國家。民主黨人所推動的綠能與高科技產業轉型，讓那些沒有大學學歷的藍領工人覺得被拋棄，從而放棄對民主黨的支持。這導致民主黨的選民結構轉而向高收入、高學歷人口大幅靠攏民主黨，其施政議程（如氣候變遷、捍衛民主、性別多元）高度迎合都會高學歷群體，白人藍領勞工紛紛轉向共和黨。

白人勞動階級在美國大眾文化的改變，最能說明這種現象。威廉斯（Joan Williams）在2017年出版的《白人勞動階級》（White Working Class），透過流行文化來說明，美國白人勞動階級（其實書中描繪者較接近美國的中產階級，而非最底層的貧窮者）形象，在二戰後至今的數十年間如何從「美國夢的基石」退化為「被文化精英鄙視的邊緣群體」。

二戰後至 1970 年代，白人勞動階級被視為社會的中流砥柱與美國夢化身，早期如史坦貝克小說《憤怒的葡萄》中，多是對勞動階級的讚揚。此時期白人勞動階級的家庭收入在戰後三十年間翻倍，在主流文化敘事中，他們被視為支撐美國工業和經濟繁榮的「幕後英雄」，是實踐「只要努力就能買房買車」美國夢的指標群體。但是從1980 年代起，一直到 2000 年代，白人勞動階級的形象開始轉變。隨著工廠外移和全球化盛行，那些缺乏大學學歷，在經濟結構中逐漸邊緣化的白人勞動階級，開始變為無法跟上時代快速變遷的嘲弄對象。比如說《辛普森家庭》（The Simpsons）裡面的老爸荷馬，是一個在核電廠裡工作會打瞌睡的無能酒鬼。

大都會中高學歷的「專業管理階級」（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 PME）掌握文化話語權，白人勞動階級在媒體與大眾文化中的形象，開始轉變為電視劇裡如《Archie Bunker》那種固執、沒受過良好教育、思想過時且抗拒變革的粗魯藍領。由於民主黨對非法移民與多元文化持較寬容的立場，使得低技能移民的湧入往往直接與藍領工人在就業、福利與薪資上產生競爭，引發強烈不滿。民主黨的政策重點轉向都會菁英重視的社會議題與再分配，而非地方製造業保護，強調種族、多元性別（LGBTQ+）、墮胎權等「身份政治」，反而進一步疏離白人藍領階層，讓他們轉向強調國家認同、製造業復興、反移民與反全球化。川普等政治人物精準捕捉此情緒，並加以渲染。自2016年起，川普的當選，讓這一群體在主流敘事中被塑造成充滿憤怒、排外且反建制的政治狂熱者。

後續很多研究也發現類似的變遷，例如迪頓與凱斯在後續研究中發現，教育水平較低的選民逐漸被民主黨邊緣化並感到被拋棄，導致健康狀況最差的州在總統選舉中傾向於投票給共和黨。

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出自ADH和Kaveh Majlesi合寫的《Impor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他們發現美國政治的極化竟然和中國衝擊高度相關。

美國政治兩極化趨勢由來已久，近年更是風氣大盛，達到史無前例的最高峰。國會議員的投票紀錄顯示，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分歧一直在擴大。共和黨大幅右傾，民主黨略為左傾，導致兩黨中間派人士越來越少。到了21世紀，政治極化的情形更加嚴重。

這種情形不僅發生在投票，情感極化也是如此。皮尤研究所的調查顯示，在 2016 年時，僅有 47% 的共和黨人和 35% 的民主黨人認為對方「比一般美國人更不道德」；而到了 2022 年，這一比例已分別暴增至 72% 與 63%。甚至有高達 80% 的美國成年人認為，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選民不僅僅是在政策政見上不合，甚至連最基本的客觀事實都無法達成共識。

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要屬川普。2016年川普在造勢場合對支持者說：「我可以站在紐約第五大道的正中央開槍殺人，也不會損失任何一張選票」，表示川粉對自己的死忠程度。川普並多次強調，民主黨人這類「內部敵人」（Enemy from within）比中俄北韓等外國人更加危險。他說：「我們國家面臨來自外部勢力的威脅，但遠沒有來自內部的威脅那樣陰險、危險和嚴重，我們的威脅來自內部。」他甚至點名民主黨議員是「激進的瘋子」，並暗示在必要時可以動用軍隊來對付這些內部敵人。2024年總統大選前後，川普一再強調俄羅斯、中國或北韓並非美國最大的威脅，真正破壞美國最烈的元兇，是那些反對他的美國同胞，包含政敵、不聽話的官員與主流媒體。

美國政治兩極化的原因很多，但是很少人將之與中國進口商品連結，這份研究是第一個提出大樣本證據，說明中國衝擊如何重塑美國政治，造成兩極化效應。美國進口增幅最大的時期，就是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中國在全球製造業出口中所佔份額從2000年的4.8%飆升至2010年的15.1%。中國商品進口競爭造成的負面經濟與社會、健康的效應，已經如前所述，但是中國進口商品如何影響美國政治兩極化，則缺乏可靠的證據。

作者們蒐集與分析美國從2000年到2016年的政治與經濟資料，以及國會和總統選舉結果，發現受中國貿易影響較深的選區表現出日益加劇的意識形態極化。在某些領域中，選民對於強左（strong-left）和強右（strong-right）意識形態的支持率都在擴大，而在其他領域中，只出現了純粹的右傾。但是在那些受到中國貿易影響較低的選區，則未發生這種現象。

具體而言，他們發現受到中國貿易影響較深的的通勤區或選區，出現了以下的變化：福斯新聞的收視率增加（右傾），競選捐款的意識形態極化加劇（極化），以及共和黨人當選國會議員的可能性相對上升（右傾）。

受到中國貿易影響較大的郡，如果最初白人人口占多數，則更有可能投票支持共和黨保守派候選人；但是如果受到中國貿易影響較大的郡，如果最初由少數族裔人口占多數，則更有可能投票支持自由派民主黨候選人。在這兩類投票類型中，兩者的提升都以溫和派民主黨候選人的選票減少為代價（極化）。在總統選舉中，受到中國貿易影響較大的郡更傾向支持共和黨候選人（右傾化）。貿易對經濟造成的負面衝擊，和種族引發的劇烈意識形態「重組」有關，最終導致政治偏好和經濟政策的顯著轉變。

更糟的是，ADH在後續研究中，發現中國衝擊和其他的經濟衝擊不同，效果具有持久性，可以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例如比較全球金融風暴和中國衝擊，就會發現，兩者雖然都造成政治極化，但是效果持久性十分不同。全球金融風暴引發的政治極化是暫時的。選民可能在某次選舉中懲罰執政黨，但隨著經濟復甦，選票又會像鐘擺一樣盪回中間溫和派。

但是中國衝擊則不同，其帶來的政治改變是永久性的重組。它直接移除了溫和派政治人物生存的空間。一旦當地的溫和派政客在初選中被極左或極右取代，當地的政治生態鏈（包含媒體收視習慣、政治獻金流向）就會徹底改變，再也回不去了。

事實上，在另一篇論文中，ADH發現，中國衝擊在 2010 年就達到高峰後，開始進入平台期（也就是不再惡化），但其傷害一直持續到至少作者研究的 2019 年。這和傳統經濟學不同，傳統經濟學認為，當某個地方因貿易受創，幾年內勞動力就會遷移或轉型，經濟就會復甦。但是ADH發現，受到中國衝擊嚴重地區的工資低迷、勞動參與率低落、製造業萎縮的現象長達近 20 年沒有恢復。既然底層的「經濟絕望感」定型了，建立在其之上的「政治憤怒」也就失去了擺盪回溫和派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