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期待著,以一個布爾什維克式的心境等待著,希望自己的詩和歌能在我們東德出版。我喜歡當個「好人」,而不願當叛徒,只在階級敵人的西方出版自己的作品。我跟黨控的「建設出版社」的主編商議過,他把我的作品送去審查,想出一本詩集,也就是說在三、四年之後,正常的情況下,在東德出版書就得這麼長的時間。第一步是預檢,接受文化部的盤問,之後跟中央委員會商議,進行全盤的審查和無數次的再審查。接著還有一道由政治把關的緊急剎車——紙張的分配。待文本過關之後,最後還得等待批文下來發給印刷許可。聽起來像是滑稽劇裡誇張的笑話,但是運作流程就是如此,一本書必須經過嚴密的檢驗,像是一種疑神疑鬼的鬧劇,得通過挖空心思招數百出的安全檢查。我願意接受這些無可避免的厭煩,但是一九六四年九月出版社主編拿給我一份合同,上面寫著:出版社擁有我全部、包括未來作品的版權,有權利決定他們是否出版、何時出版、選哪一部分出版時,我拒絕了。我對這個黏糊糊出版社的反感,超過了我要出版自己第一本詩集的急切心境,其實不需要有心病或什麼想像力,我真怕自己腦子裡也長出一把剪刀——自我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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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以來我就跟我的科隆法國女友和她的兒子小馬努一起生活。碧姬和我開始表面並未感覺到,但是潛意識裡,我們緩緩地漸行漸遠了。最初她開導並激勵我寫歌曲,我愈寫愈好,愈精緻,愈複雜, 我的批評更加一針見血,碧姬自然是歡喜的,但是這也讓她擔驚受怕,她跟我這樣波希米亞式的布爾什維克人不同,她父母還忠於希特勒,使她覺得恥辱,如同許多納粹時代老實巴交的孩子一樣,她敬畏那些反法西斯的正牌斯大林份子,怕跟那些東德共產黨政治局裡的老同志們發生衝突。
我剛好相反。我是根正苗紅的共產黨人的後裔,此時我做為一個正牌的共產黨人後代,已經開始批評統治者了:你們這些共幹,黨棍!你們是教條主義者及資產階級的庸人,你們出賣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大氣凜然!雖然在我的歌曲裡我口無遮攔,但在關於世界大事的爭吵中,我心裡還是害怕的。我愈看穿那些道貌岸然的同志們,愈是怕得要死,我需要有經驗並且聰明勇敢的朋友,像哈弗曼這樣的,或是那個頑皮的膽小鬼作家史蒂芬‧海姆。
碧姬是個年輕的母親,做為戲劇導演,她要靠劇院跟她簽約來維生,她有理由擔憂生計問題。經濟上我比較輕鬆,我的情感生活也是輕浮的,我有外遇了。那時我年輕而野性,我不願只在農業合作社裡擠牛奶,而要當一個屠龍者。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