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期待著，以一個布爾什維克式的心境等待著，希望自己的詩和歌能在我們東德出版。我喜歡當個「好人」，而不願當叛徒，只在階級敵人的西方出版自己的作品。我跟黨控的「建設出版社」的主編商議過，他把我的作品送去審查，想出一本詩集，也就是說在三、四年之後，正常的情況下，在東德出版書就得這麼長的時間。第一步是預檢，接受文化部的盤問，之後跟中央委員會商議，進行全盤的審查和無數次的再審查。接著還有一道由政治把關的緊急剎車——紙張的分配。待文本過關之後，最後還得等待批文下來發給印刷許可。聽起來像是滑稽劇裡誇張的笑話，但是運作流程就是如此，一本書必須經過嚴密的檢驗，像是一種疑神疑鬼的鬧劇，得通過挖空心思招數百出的安全檢查。我願意接受這些無可避免的厭煩，但是一九六四年九月出版社主編拿給我一份合同，上面寫著：出版社擁有我全部、包括未來作品的版權，有權利決定他們是否出版、何時出版、選哪一部分出版時，我拒絕了。我對這個黏糊糊出版社的反感，超過了我要出版自己第一本詩集的急切心境，其實不需要有心病或什麼想像力，我真怕自己腦子裡也長出一把剪刀——自我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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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以來我就跟我的科隆法國女友和她的兒子小馬努一起生活。碧姬和我開始表面並未感覺到，但是潛意識裡，我們緩緩地漸行漸遠了。最初她開導並激勵我寫歌曲，我愈寫愈好，愈精緻，愈複雜, 我的批評更加一針見血，碧姬自然是歡喜的，但是這也讓她擔驚受怕，她跟我這樣波希米亞式的布爾什維克人不同，她父母還忠於希特勒，使她覺得恥辱，如同許多納粹時代老實巴交的孩子一樣，她敬畏那些反法西斯的正牌斯大林份子，怕跟那些東德共產黨政治局裡的老同志們發生衝突。
我剛好相反。我是根正苗紅的共產黨人的後裔，此時我做為一個正牌的共產黨人後代，已經開始批評統治者了：你們這些共幹，黨棍！你們是教條主義者及資產階級的庸人，你們出賣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大氣凜然！雖然在我的歌曲裡我口無遮攔，但在關於世界大事的爭吵中，我心裡還是害怕的。我愈看穿那些道貌岸然的同志們，愈是怕得要死，我需要有經驗並且聰明勇敢的朋友，像哈弗曼這樣的，或是那個頑皮的膽小鬼作家史蒂芬‧海姆。
碧姬是個年輕的母親，做為戲劇導演，她要靠劇院跟她簽約來維生，她有理由擔憂生計問題。經濟上我比較輕鬆，我的情感生活也是輕浮的，我有外遇了。那時我年輕而野性，我不願只在農業合作社裡擠牛奶，而要當一個屠龍者。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