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代表獨立中文筆會到斯洛文尼亞參加國際筆會的布勒德（Bled）作家會議。會議場地就在著名的布勒德湖（也有中文翻譯為碧湖）湖畔。會議開了整整兩天,我也在布勒德湖畔住宿了四天。
布勒德湖是阿爾卑斯山餘脈朱利安阿爾卑斯山中一個很小的湖泊，為斯洛文尼亞最著名的旅遊勝地。這個寧靜的湖泊群山環抱，水靜如鏡，湖岸邊高聳著教堂的鐘樓和中世紀城堡，湖中有個小島，島上有座聖三一教堂。白天木船輕輕划過水面，將遊客和朝聖者載往島上。晴朗的日子，在湖邊還可以看見遠處朱利安阿爾卑斯山蒼茫的山峰和更遠處的雪峰。
我每天清晨黃昏，都要到湖邊散步，有次一口氣走了兩個小時，走到一個十分幽靜處，見一座氣勢不凡的白色大宅掩映於一個斜坡的濃密樹林中，大宅正面，一道大約五六公尺寬很氣派的台階從山坡上一直通到湖邊的專用碼頭。
這就是前南斯拉夫共黨獨裁者鐵托的行宮，當地人稱為鐵托宮（Tito’s House），在這裡鐵托曾經接待過來自全世界的大人物、納賽爾、甘地夫人、赫魯曉夫，甚至中國的華國鋒…。現在是一家四星級酒店Vila Bled。布勒德湖畔和湖的周遭地區現在都是酒店和民宿，吸引著來自全世界的遊客。但在南斯拉夫時代，這是鐵托一家和少數權貴獨享的美景。原Vila Bled是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度假別墅，鐵托掌權後於1947年改建為自己的夏日行宮。據說，鐵托在全南斯拉夫的行宮多達三十二座。
這讓我想起南斯拉夫政治異議者吉拉斯的《新階級》一書。吉拉斯本身也是老共產黨人，還一度被視為鐵托的接班人。但他信奉民主社會主義，在南共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掌權不久，這位先知般的異議者敏銳地意識到共產黨政權的極權主義性質，於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提出了新階級理論。他是共產黨體制內第一個人指出，共產黨人革命時號稱要建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但他們一掌權，立即搖身一變成為剝削壓迫人民的新階級，享有至高無上的特權。今天中國的現實也百分之一百地印證著這個新階級理論。
吉拉斯因為他的政治異議遭到昔日戰友鐵托的迫害，前後坐牢九年。被毛澤東時代的中共痛斥為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頭子的強人鐵托在位時打擊異己也是相當狠心的，他當政時關在監獄中的政治犯人數相當於除蘇聯之外華沙公約國家政治犯的總和,還曾經鎮壓70年代初的克羅地亞之春民主運動。他當年出訪美國，大量南斯拉夫僑民高喊「殺人犯」，堵在他下榻的酒店門外抗議，讓他大失顏面。但這位共黨強人的身後名卻比他同時代的共黨領袖好了很多。南斯拉夫雖然解體，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被人拋棄，但鐵托並沒有被徹底否定。今天世人的評價是毀譽參半，甚至有西方人稱他是「仁慈的獨裁者」。他出生的房屋、死後葬身的墓園，仍然保留，供人參觀。
原因大概有三個。第一鐵托是反德國法西斯的英雄；第二，敢於向共產主義陣營的老大哥斯大林叫板，在東西方冷戰期間，走中間道路，獨立於華沙條約之外，與西方保持正常關係；第三，鐵托有點像晚年的蔣經國，頗識時務，很早已意識到用共產黨教條治國不能發展經濟，遂在南斯拉夫推行改革開放，使南斯拉夫成為最早改革開放的共產國家。鐵托在位時南斯拉夫也是整個共產黨陣營中最富裕的國家。
布勒德會議是國際筆會框架下的一個常設國際作家會議，年年在此定期召開，今年已是第49屆，首屆在1968年。我頗為驚訝，國際筆會的宗旨是推動全球的言論自由和寫作自由，覺得這個會議不可能是從南共時代延續下來的。但事實就是如此。我向當地作家問到這個問題，他們告訴我，鐵托統治的南斯拉夫在文化領域比其他共黨國家較為寬鬆。而且這個會議的開創也與鐵托1961年啟動了開放政策有關。
斯洛文尼亞筆會資格很老，成立於1922年，二戰爆發後一直處於停滯狀態，到鐵托1961年開始對外開放政策後於次年（1962年）才死而復活，重新活躍起來，隨後還在1965年於Bled主辦了國際筆會第33屆年會，又於1968年開辦了這個每年一度的布勒德國際作家會議。1967年南斯拉夫甚至對外國人完全開放，取消了簽證制度。當年南斯拉夫的開放政策使得斯洛文尼亞筆會可以活躍於國際文化界。
這次前往布勒德開會，因為從香港飛斯洛文尼亞的航班很麻煩，我是先飛克羅地亞首都扎格勒夫，再搭巴士到斯洛文尼亞。這兩個前南斯拉夫國家的富裕美麗和文明程度，令我相當驚艷，完全意想不到。尤其是斯洛文尼亞，200萬人口，近香港五倍的土地面積，整個國家管理良好，城市乾淨整潔，鄉野處處美景，看不到任何一點髒亂差，車行高速公路就像在美國一樣便利快速，秩序井然，這個國家給我感覺是一個縮小版的意大利。我不禁好奇，200萬的斯洛文尼亞人是如何做到的。斯洛文尼亞的朋友告訴我，因為他們曾是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一部分，深受日耳曼文化影響，因此斯洛文尼亞人有日耳曼人勤勞認真的性格，他們被視為日耳曼化的斯拉夫人。
會議結束後，安排了一天的觀光，在斯洛文尼亞的亞德里亞海岸一個寂靜山谷，參觀了一座中世紀教堂，這個更像城堡的教堂矗立在高高的山坡上，幾百年來一直是這個山村為抵抗奧斯曼土耳其人入侵的要塞。在克羅地亞首都扎格勒夫，我在市中心舊城還看見一座抵抗奧斯曼帝國的高塔仍然高高聳立。
巴爾幹這片土地曾經是奧地利哈布斯堡帝國與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爭奪領土的前沿，兩大帝國在巴爾幹幾百年的拉鋸戰，佔領和擴張，將這片土地上的斯拉夫民族群體分裂為承襲著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傳統的民族。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為哈布斯堡王朝的勢力範圍，親奧地利，信奉天主教。前南斯拉夫最大的共和國塞爾維亞則被奧斯曼帝國佔領統治了五百年，但保存了東正教的傳統。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皈依了伊斯蘭教的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現在被稱為波斯尼亞人。這幾個族群之間不斷的紛爭和仇恨，尤其是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霸道，為巴爾幹半島埋下衝突不斷的禍根，巴爾幹半島由此被稱為歐洲的火藥桶。
整個二十世紀歐洲的戰亂動盪，肇始和終結都來自巴爾幹，先是世紀初兩次巴爾幹戰爭揭開歐洲動亂序幕，然後因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刺殺哈布斯堡王儲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將歐洲拖入兩次世界大戰的泥沼，到世紀末再以前南斯拉夫解體引發的巴爾幹戰爭宣告20世紀的終結。這裡可以套用一句中國人描述蜀地（四川）之亂的話來描述巴爾幹：歐洲未亂巴（爾幹）先亂，歐洲已治巴（爾幹）未治。
這一個亂局在二戰後因強人鐵托憑藉他的鐵腕獨裁手段獲得暫時的平息，除了南斯拉夫這個總體民族，鐵托壓制任何民族主義抬頭，努力維持著南斯拉夫聯邦這個大拼盤。但先知吉拉斯在鐵托1980年去世後即預言，強人一去，大樹飄零，南斯拉夫必然解體，吉拉斯生前也看到了這個預言的實現，並親自經歷了解體的慘烈陣痛，他1995年4月去世時，克羅地亞戰爭和波斯尼亞戰爭（中國大陸稱為波黑戰爭）正打得天昏地暗，血腥無比。南斯拉夫解體共打了四場戰爭，1991年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宣布獨立後首先開打，到1999年科索沃戰爭結束，共打了近10年。巴爾幹的戰火佔據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大部分的國際新聞。
南斯拉夫解體戰爭的硝煙已散去，但戰爭的慘烈人們仍然記憶猶新，戰爭與和平是巴爾幹地區永遠的話題。這次會議由斯洛文尼亞筆會和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主辦。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成立於1984年，每年年會均在布勒德召開，和斯洛文尼亞筆會共同主辦，主題就是和平。
布勒德會議在冷戰時期為東西方作家提供一個對話的平台，在南斯拉夫解體後則致力於分裂國家間作家的對話。斯洛文尼亞在前南斯拉夫諸國中得天獨厚，獨立戰爭只打了十天，以後長享太平，在克羅地亞、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和科索沃戰火瀰漫烽煙四起之時，這裡是一塊和平的綠洲，這也使得布勒德這個美麗的湖濱可以起到一個和平的角色。
在湖邊散步的時候，我不免想像那個戰亂的時代，前南斯拉夫諸國的作家暫時離開戰火，來到這個和平綠洲，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心境？來自全世界的其他作家又會發些什麼樣的感慨？
如今南斯拉夫解體戰爭已經遠去，巴爾幹得到了和平，但敘利亞內戰又起，還出了一個威脅全球的伊斯蘭國。本屆會議三場圓桌會議依然是圍繞和平，討論語言暴力，仇恨與戰爭關係，以及目前歐美國家民粹主義興起，民主倒退，以及敘利亞內戰等情況。
與會者有位以阿拉伯文和英文寫作的伊拉克詩人Sameer Sayegh，一個質樸的大個子阿拉伯男子。他是今天戰爭的受害者，因敘利亞內戰的戰火燃燒到他的家鄉摩蘇爾，在去年2月被迫流亡天涯，現是國際筆會受庇護作家，寓居斯洛文尼亞首都盧比利亞納，過著讀書寫詩的自由生活。他在會議上講述了他家鄉摩蘇爾飽受戰爭蹂躪的痛苦。他在自己的一首詩中如此表達他對和平的渴望:I want to live in peace, not in pieces。
布勒德作家會議，今天以和平作為主體，對南斯拉夫解體戰爭做反思和探究，必然會追究到狂熱民族主義泛起這個源頭。受此啟發，我在這次會議談到了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對東亞地區和平的威脅，題目是《 從反日反韓標語口號的仇恨語言看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的興起》，分析了中國兩場排外示威（2013年的反日和最近的反韓狂潮）中煽動民族仇恨，鼓吹戰爭和殺戮的標語，比如「中日宣戰，血洗東京」，「活剝野田，生吞石原」這類恐怖言論。中國大陸沒有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任何人只要上街呼籲民主、要求社會公正、反對政府腐敗，就會被抓被關押，但這些鼓吹戰爭和仇恨的標語可以公開舉起來，因為他們得到當局的默許和鼓勵。
我的結論是「中國政權是極權政權，他們需要挑動對外的仇恨來轉移內部的矛盾和社會危機。在中國共產黨原有的馬克思主義意思形態過時後，他們培育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作為替代的意思形態，作為其政權的法理基礎。由於近年中國的經濟起飛，中國官方培育的極端民族主義在中國民間確實大有市場。許多中國人即或個人的權益受到國家政權的侵犯，但依然為中國的強大而自豪，對中國對外政策，不問是非，只問國家立場，認同國家的對外擴張和稱霸。
一個超級大國，統治者是極權政權，而被統治者則是極端民族主義，這樣的超級大國確實對鄰國，以及台灣和香港，都是很大的威脅。」
我講完後，會議主持人問我，對待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我們應該怎樣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一言難盡。我的回答是，作為作家，我們應該用我們的筆來警告中國人，民族主義是很危險的，我們要從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獲得教訓。
會後我有點恨自己神經短路，我為什麼不說汲取南斯拉夫解體十年戰爭的教訓？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不就是發生在此地嗎？它離我們如此之近，記憶還如此之鮮活。
今天中國的現實和前南斯拉夫有很大程度的相似，都是靠著一黨專政的強權和強人政治暫時維持著統一的局面，但不同的是強人鐵托極力壓制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而今天的中國卻有意培育大中國民族主義，任其瘋狂發酵。未來紅色中華帝國會不會如南斯拉夫一樣有可能分崩離析？現方興未艾的大中國民族主義會不會給東亞帶來一場殘酷的戰爭？這些都是需要我們面對的嚴峻問題。
會議結束後返回克羅地亞，順道去遊覽了被稱為克羅地亞九寨溝的十六湖國家公園。後來才知克羅地亞戰爭第一場武裝衝突和流血就發生在這個舉世聞名的自然奇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