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法國記者讓-克里斯多弗·布希薩(Jean-Christophe Brisard) 在俄羅斯聯邦軍事檔案庫中找到一份從未曝光的二戰歷史文件：希特勒的外交宴賓客簿(Le Livre D’or D’Hitler)，其中記錄著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參與希特勒生日宴會及其他重要外事活動的外交官的簽名。在希特勒自殺身亡之後，大量祕密檔案隨其屍體一起被焚毀，這份登記簿卻奇跡般地倖存下來，被占領德國總理府的蘇軍找到，轉給克格勃，成為蘇聯「按圖索驥」抓捕與納粹合作過的外交官的證據。史達林將其據為己有，當做滿足其虛榮心的戰利品。史達林死後，這份文件被封存於克格勃檔案庫，數十年不見天日。蘇聯解體後，這批檔案向公眾開放，布希薩根據這本精美的簽名簿，研究若干簽名者及其服務的國家與第三帝國千絲萬縷的關係。在這本文筆精湛、情節緊湊刺激堪比諜報小說的著作中，布希薩聚焦於柏林總理府酒池肉林、杯觥交錯的盛宴，讓人宛如置身當時情勢詭譎、勾心鬥角的外交場合。
簽名簿第一頁，時間是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五十歲壽宴。六年前，德國人透過民主選舉將希特勒送入總理府，相信這個男子會帶領德國一洗一戰失敗的恥辱，開創千年帝國。此刻，五十歲的希特勒活力充沛、精神煥發，在第三帝國宏偉的新總理府中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希特勒說：「當這些外交官踏進馬賽克大廳，我要他們立即被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強大所震懾。這些長長的走廊，會讓我的賓客馬上被敬畏之情所淹沒。」大廳中只有大理石，別無長物，占地近一千平方公尺，冰冷如墓穴的大廳裡，沒有半個家具，沒有地毯，沒有任何座位，連半張椅子都沒有。如此光滑的地面，讓受邀前來的各國外交官個個如履薄冰。美國大使館參事派特遜感到自己仿佛踏入一座壯觀的埃及法老陵墓：「小國代表恐怕感到大限已近，擔憂無法活著離開。」
一九三九年，有多達五十三國在柏林設立大使館，此數目超過當時世上四分之三的主權國家。從賓客簿中可發現，前來參加盛宴的有來自四十四國的四十八名賓客，陣容龐大。希特勒的朋友真是遍天下——三年前，冠蓋雲集的柏林奧運會亦可證實這個事實。
此後，隨著戰爭的爆發，參加宴會的賓客愈來愈少。很多國家成了第三帝國的敵國，外交人員紛紛撤離；很多國家被第三帝國占領，外交人員淪為階下囚。簽名簿最後一頁，時間是六年後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五十六歲壽宴。此時離希特勒自殺身亡僅十天，昔日繁華柏林在盟軍的轟炸中千瘡百孔，總理府只剩下斷壁殘垣。在這一頁上簽名的只有三國的五名賓客：日本大使館參事河原駿一郎、海軍武官阿部勝雄及其助理，阿富汗大使納華茲，及泰國大使朱辛。跟開戰前高朋滿座、人聲鼎沸相比，希特勒已然是眾叛親離、窮途末路，其壽宴何等冷清淒涼。這就是戰爭狂人必嘗的苦果，如今輕率地對烏克蘭開戰的俄國獨裁者普丁，以及企圖武力攻打台灣的中國獨裁者習近平，應當引以為戒，但他們有這樣的智慧嗎？
日本是德國的盟友，卻承認歐戰已無希望，德國敗局已定，日本外交官建議德國將殘存的潛艇編隊移交給日本，以支撐日本在太平洋上繼續抵抗美國；阿富汗從德國得到過大筆援助，卻沒有如約發動對印度的攻擊，大使心存愧疚；這些客人中唯一仍然對希特勒忠心耿耿的是朱辛，這位來自泰國的將軍，比戈林、希姆萊等人還要愛戴希特勒，但他弱小的祖國遠在東南亞，根本幫不上忙，他來向希特勒致以最後的敬意。
或心懷鬼胎，或火中取栗
外交界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出席希特勒生日宴會的嘉賓，不一定全是第三帝國的支持者，他們各有目的，各取所需，有的只是將其當做一項工作，行禮如儀而已。
好幾年都出席宴會的中華民國大使陳介，希望維繫搖搖欲墜的中德關係——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從德國獲得軍備和軍事顧問，打造了一支讓其他軍閥眼紅的現代化軍隊。陳介反對其下屬、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向數以千計的猶太人發放「生命簽證」。他竭力討好納粹，企圖阻止其與滿洲國及後來的汪精衛政權建交，但其努力都失敗了。弱國的外交不是靠精明能幹的外交官就能拯救的。
二十八歲的王替夫是滿洲國駐柏林大使館的一名秘書，因精通德語，被邀請陪同公使與希特勒共進早餐。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這是我第一次如此靠近希特勒……他的雙眼流露著他人沒有的一些特質，他好像光憑眼神就足以操控我們。」這是很多跟希特勒有近距離接觸的人共同的回憶，希特勒決不是卓別林扮演的小丑——這種將希特勒喜劇化和妖魔化的方式，無助於理解真實的希特勒。希特勒召見滿洲國外交官且態度和藹，是希望大量進口滿洲國的黃豆，黃豆是重要的戰略物資。王替夫在出使期間，為逃離德國的猶太人簽發了一萬兩千份簽證，但這一善舉並未改變他戰後的悲慘命運：他被蘇聯俘虜，在集中營關押了十二年，遣返回中國後，又被判刑二十二年。
愛爾蘭是一個新興國家，一九二一年脫離英國統治而獨立。愛爾蘭駐德大使布利從不掩飾對英國人的深惡痛絕和對德國人的欣賞，他甚至公開支持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其繼任者克雷朋更是隱瞞其觀察到的猶太屠殺，他只關心過一名被蓋世太保逮捕的白俄猶太人雷昂，這種關心跟雷昂本人無關，而是因為雷昂曾是愛爾蘭文豪喬伊斯的好友和秘書，藏有一份無價之寶——喬伊斯的手稿。但克雷朋膽小如鼠，不敢出手拯救雷昂，後者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喬伊斯的手稿也下落不明。戰後，愛爾蘭外長通電嘉獎克雷朋說：「您與夫人經歷了一場偉大的冒險。」對比希特勒自殺身亡後，愛爾蘭首相公開表達悼念，這樣的嘉獎似乎合情合理。
很多拉丁美洲國家的獨裁者都將希特勒視為效仿的榜樣。在簽名簿中，拉美國家使團的簽名占據了最大篇幅。這些國家多半是到了戰爭中後期，才在美國壓力之下與德國斷交並向德國宣戰。但他們始終與納粹政權保持著藕斷絲連的關係，很多納粹分子在戰後將拉美國家當做逃亡目的地。比如，組織和執行「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納粹軍官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隱姓埋名，在當地的賓士公司找到一份新工作。拉美國家對數以千計的納粹流亡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多明尼加共和國獨裁者特魯希略對希特勒亦步亦趨，他效仿希特勒的「元首」稱號，自我加冕為「恩主」。他派遣其親信、前記者戴斯帕瑞多出任駐德大使，此人的哥哥是該國外長。這對兄弟得到指示，多明尼加願意為猶太人提供十萬份簽證。特魯希略打的如意算盤是：藉此拯救因屠殺海地黑人而受重創的國際名聲，還能為本國引進白人移民開墾原始森林。然而，多明尼加很快就發現無力接納那麼多移民，隨即將數字降為五千。一九三九年，開放猶太移民第一年，只有五十名猶太難民抵達這個島國。總計下來，只有不到一千名猶太人來此碰運氣，大部分人後來都逃往美國。
並不中立的中立國
本書最尖銳的批判，指向那些至今仍保持著歐洲先進國和文明國聲譽的中立國——瑞士、瑞典、梵蒂岡。這些國家避開了戰爭，經濟富庶、政治穩定，還表現得特別關心人權、自由、正義等普世價值議題。他們的外交官在戰火中柏林，泰山崩而不變色。這些外交官都來自「純潔無瑕」的國家，那身高雅筆挺的西裝上沒有沾任何一點血跡，對身邊的災難不必負任何責任——至少他們本人這麼相信。真的如此嗎？作者像偵探福爾摩斯一樣，從草蛇灰線中揭露出這些外交官及其背後的母國，雖號稱中立，其實一點不中立，是親納粹的。
瑞士大使弗利榭是一位養尊處優的蘇黎世人，面對歐洲的獨裁政權可說怡然自得。他理解獨裁者，也接納他們時而狂暴的行為。他引用德國詩人席勒的詩句為自己的態度辯解：「為了不吵醒沉睡的母獅，在駭人的道路上無聲前行。」他在回憶錄中說，納粹德國「每個人都安分守己，就像瑞士漂亮牛棚裡的乳牛」。自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上任起，他就傾盡全力討德國歡心，迎合他們的各種欲望。他做了一件當時沒有任何大使敢做的事：建議向德國猶太人施以不平等待遇，唯有德國猶太人必須申請簽證才能進入瑞士，其他德國公民可自由進出。他提醒主管部門，必須出手干預瑞士媒體，叫他們別再發表反對希特勒和同情猶太人的文章，「這不僅為了我國的經濟利益（德國是瑞士最重要的出口國，也是最大的物資供應國），也是為了瑞士的國土安全著想，因為我國三分之二的國土都與德國為鄰」。瑞士在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四年間出口的武器和火藥，百分之八十五都送往軸心國陣營。德國工程師特別著迷瑞士的鐘錶工藝，這對德國火炮計畫的雷管安置很實用。瑞士的銀行為納粹提供周到的金融服務，幫助納粹將從佔領國掠奪的黃金、古董和藝術品變現，轉化成支持戰爭的經濟資源，這種做法才叫「殺人不見血」。
與瑞士一樣標榜中立的瑞典，其駐德大使費雪對納粹百依百順，絲毫不具備拯救成千上萬猶太人的瑞典駐匈牙利特使華倫伯格那樣的良知和勇氣。德國對蘇聯開戰前夕，像上級命令下屬那樣對瑞典提出要求：部分德國部隊必須取道瑞典領土，前去攻擊蘇聯；德國有權在任何時刻進入瑞典領空，也能在瑞典領海通行無阻，並取得瑞典國家電信網路的使用權。費雪報告外交部，瑞典政府應當滿足納粹的要求，以免重蹈丹麥、挪威被納粹直接佔領的厄運。瑞典政府猶豫不決，瑞典國王以退位要挾，迫使政府接受德國的要求。為了節省時間，德國軍隊決定經由瑞典鐵路運輸，瑞典足足動用了一百零五班列車。瑞典軍方高層還發布了一份祕密命令，讓自願參加德軍的瑞典官兵更容易實現願望：「再次呼籲瑞典軍士加入東線戰場，與德國人協力作戰。」費雪在戰後因親納粹立場被冷凍三年，然後出任北方艾爾夫斯堡省的省長。瑞典政府和瑞典國王戰後也沒有為此公開道歉。
梵蒂岡與納粹政權的隱秘關係，戰後受到多方質疑。反共的教宗庇護十二世，經常肯定近在咫尺的意大利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更將希特勒視為抵抗史達林的中流砥柱。歷史學家康沃爾寫了一部名為《希特勒的教宗》的專著，譴責教宗放縱希特勒的暴行，對猶太大屠殺保持沉默，導致悲劇規模不斷擴大。美國研究大屠殺問題的學者祖羅夫也指出：「庇護十二世在當時所有迫害猶太人的地區，都駐有外交使節，透過這群外交官，他必然取得最精確的資訊，甚至比盟軍更早取得。」梵蒂岡駐德國大使奧薩戈尼是這批使節中最重要的一位，他坐視猶太人被屠戮，不願對連被納粹迫害的德國天主教徒施以援手。德高望重的利希騰格神父一直直言不諱地批評納粹，被捕後在集中營中備受折磨，兩年後死去，教廷對其遭遇不聞不問。德軍軍官格施坦本對親衛軍屠殺猶太人的暴行忍無可忍，親身到梵蒂岡駐柏林的使館訴說真相。但使館不讓他進入，更拒絕聽他的證詞。他後來控訴說：「耶穌教誨世人，『你當愛人如己』，如今發生了徹底違背教理的可怕暴行，但連身在德國的教廷大使也不願了解發生了什麼事。我非常沮喪地離開大使館，絕望透頂，我沒有得到任何幫助或建議。」
綏靖主義還能再來一次嗎？
一九三三年，美國總統羅斯福任命歷史學者多德出任駐德大使。多德在柏林親眼目睹了希特勒的崛起，在德國的第一年，他一再注意到，整個國家的民眾對暴行不以為意，人們對每一個新的壓迫性法令和暴力行徑都不抗議。多德覺得自己好似走進童話中的黑森林，在那裡，所有的是非對錯規則完全顛倒。他竭力避免參加納粹的慶典，包括紐倫堡的納粹黨代會，他公開說：「與自承殺人的兇手握手，讓我覺得很丟臉。」他多次警告，「德國團結的程度前所未見，一百五十萬兵員拼命在裝備武器和操練戰技，而且每天受到灌輸，去相信歐陸該臣服於他們腳下」。他寫信給陸軍參謀長麥克阿瑟說：「我判斷德國當局正為一場歐陸大規模的戰爭作準備，證據很充足，那只是時間問題。」然而，在美國國務院和德國外交部的雙重壓力之下，一九三七年聖誕節前夕，羅斯福提前免去多德的大使職務，換上一名溫和派人物。人們總是不願傾聽先知的忠告，因為這些預言都讓人扎心。實行綏靖主義政策的國家，後來都付出沉重代價。
耐人尋味的是，昔日對納粹實行綏靖主義的主要國家，今天繼續對正在成為新納粹的中國實行相似的綏靖主義。人類最大的悲劇，就是從來不汲取歷史的教訓。
在瑞士保存著歐洲貴族傳統的名牌大學裡，不僅有過金正恩那樣的留學生，更多是中國官二代、富二代留學生。瑞士銀行和金融系統，為中國貪官提供如沐春風式的服務。二零一九年八月三日，中國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前所長賈康轉發一則訊息，稱瑞士銀行公布的資料顯示，有上百位中國人在瑞銀的存款高達七點八兆人民幣，平均每人存款七百八十億人民幣。瑞士銀行拒不公布持有帳戶的人名。但維基解密披露，近七成都是中共中央委員乃至層級更高的官員。
瑞典也是對中國最友好的歐洲國家之一。二零零五年二月，斯德哥爾摩大學開辦歐洲第一所孔子學院，更是世界上第一所開課的孔子學院。二零零三年，歐盟將中國定位為「策略夥伴」，隨即瑞典等北歐四國與北京簽署「合作備忘錄」、歡迎由中國主導創立的亞投行，並樂見其在北極地區的布局。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宛如納粹衝鋒隊一樣囂張，接受瑞典媒體訪問時大方承認其「戰狼外交」行徑，更直言：「面對敵人，我們就開槍反擊！」以「人權大國」自居的瑞典，對新疆、香港等地的人權災難只是舉重若輕地發表幾句批評，而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行動。
梵蒂岡為了討好中國和開放中國這個龐大的「宗教市場」，不惜對中共政權卑躬屈膝。教宗方濟各力主與中國簽訂放棄大部分主教任命權的協議，他聲稱：「外交是一種可能性的藝術，是一種使可能成為現實的事情。」他寧可將中國當做朋友，也不願與美國親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訪問羅馬時，他因為其反中立場而拒絕與之會面。他稱讚親中的國務卿帕羅林樞機「是最好的聖座外交官，他是一個會對話的人，他與中國當局對話，我相信他主持的委員會已經盡了一切努力向前邁進並尋找出路」。當美國總統川普、史上在聖座擔任過最高職務的華人韓大輝總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等試圖說服方濟各放棄必然損及教廷道德權威的中梵協議時，他仍堅信「我們不應該放棄對談，封閉的心態並非解決問題之道」。陳日君罕有地批評說：「糟糕的協議真比沒有協議來得更好嗎？」他認為，方濟各似乎正讓政治凌駕於宗教之上：「這一切大錯特錯。地下教會持續遭受打壓，更覺得自己遭到背叛。各區主教現在都由中國官方指派，對北京唯命是從。」此後，陳日君被香港國安處逮捕，教廷充耳不聞，就像當年漠視被納粹逮捕的利希騰格神父一樣。
邱吉爾說過：「在戰爭和屈辱面前，你選擇了屈辱。可是，屈辱過後，你還是要面對戰爭。」這是對綏靖主義最直截了當的反擊。希特勒的那本紅色封面的賓客簿，是那些曾跪倒在其腳下的各國外交官的恥辱柱。或許，若干年後，會有一本其姊妹篇、名為《習近平的賓客簿》的新書出版，這張名單必定更長。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