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普侖茲勞公開演唱
一九七六年的夏天我再度遇到那位放浪形骸的歌唱家白蒂娜‧魏格訥(Bettina Wegner)。她也必須忍受來自高層的各種騷擾。白蒂娜告訴我，她受到普侖茲勞（Prenzlau）一位青年牧師之邀，開了演唱會，此人也想邀我去演唱。我拒絕道：「別以為我跟這些反動的同志們吵架，就會去拍那些反動教會人的馬屁！」白蒂娜對我的愚蠢很是生氣，這不怪她。她發脾氣說：「那位年輕的牧師有膽量邀請你到教堂演出，你不去是錯的，也是膽怯的，那些人都很了不起。」我於是同意了。
我的演出被安排在九月十一日「烏克莫爾克宗教日」的範圍裡。在節目單，上牧師給演唱會一個偽名稱「青年工作坊晚會」。當時的政治氣氛是風雨欲來的低氣壓。不久之前，八月十八日那天，一位來自采茲地區名叫奧斯卡‧布呂賽維茲(Oskar Brüsewitz)的牧師，在教堂前的廣場自焚了，他要用這種方式來警示教會當局。然而事與願違，效果適得其反，基督教教會當局表態跟他劃清界線。《新德意志報》刊載的消息是，他是一個「不正常有病的人，經常有幻覺，他那個教區的領導人多次勸他換一個職位。」
那時候我感到十分奇怪，我開車到一百公里之外的普侖茲勞去，竟然沒有人攔阻我。我跨進這座古老巨大、磚結構的的聖尼古拉教堂時，裡面已經坐滿了人，這更令我驚訝不已。我唱自己的曲子，朗誦詩作。我演講反對逃離者，讚美留下來的人們，我要求真正的社會主義，我批評黨中央那些不明智的共產黨人和現實中的反共產主義者， 這是那個時代的普遍觀點。坐在我下面一層臺階的一位青年女子用一個小錄音機把整個晚上的演出都錄了下來。
音樂會之後，我更進一步，將我寫給母親艾瑪的一封長信，交給西德的《明鏡週刊》發表。信裡面我詳細地描述了當晚在教堂裡的音樂會情況，這又為東德政權裡那些掌管意識形態的官僚們拉響了高頻率警報。兩年之後，我遇見一個屬於普侖茲勞教區的青年婦女，她把當時音樂會的背景都告訴了我。那位勇敢的青年牧師在我的演唱會之後，被三個史塔西的傢伙修理了一番，他們於天黑時分在一座橋下，狠狠地揍了他一頓。此外，為何史塔西當時沒有阻撓我去教會演唱的謎底終於揭開了，說來是要笑痛肚子的：在這個教區裡有一個很活躍的音樂家，跟我同名，也叫比爾曼，史塔西很熟悉此人，因而他們大意失荊州成全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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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倫‧金斯貝格造訪我的蝸居
那年夏天美國詩人艾倫‧金斯貝格(Allen Ginsberg)到我香榭街的蝸居來造訪。他和他的生活伴侶突如其然地站在我的家門口，這位披頭世代最有名的紐約詩人親自來到柏林中心，多令人驚訝，多麼的榮耀。我告訴他瓊‧貝茲也來過，並問到他的朋友鮑勃‧迪倫。我給他唱了兩三首歌，他很客氣地聆聽。然後就從亞麻布袋裡取出一個老舊的桌風琴，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樂器，那麼小巧！他用左手扶著那哮喘的風箱，右手手指按著只有八度的鬆弛的鍵。在那樂器咻咻聲中，他擠出一串我聽不懂的噠噠聲。他的伴侶彼得‧俄爾洛夫司基如此專注地聽著，好像他正在湯瑪士教堂裡，聆聽管風琴演奏巴赫的神曲一般。這真是一對神仙伴侶！
金斯貝格比我還更痴迷。他知道我那首「巴拉赫之歌」，我也知道他最膾炙人口的「嚎叫」的開頭那段：「看到我們這代最優秀的思想被瘋狂摧毀了…」我們的確非常親熱，但是內心卻感到陌生，根本是兩個世界啊。我陪著他倆往福德里希大街走去，算是一個小小的徒步觀光。當我們走上威登達姆橋，從普魯士神鷹下面走過時，我跟這個紐約客開玩笑。我站在那個鐵鑄的鳥下面，用我的德式英語說：「你瞧，艾倫，我站在這隻鷹的前面，它的翅膀從我的肩頭長出來…你看，我變成普魯士的伊卡諾斯。」艾倫很高興地說：「好棒呀！」他掏出那台一次性的破照相機，對著我按下快門。然後把機子塞到我手上說：「我也來一張。」我就替他照了一張。他又把機子交到他朋友手中，讓他給我們倆在鐵鷹下留影。這是個快意的一幕：很棒，很棒，金斯堡和比爾曼是橋上的雙鷹。我還有一個更好的主意，我建議我們兩人來個詩歌比賽，英文的還是德文的普魯士依卡洛斯，哪個比較好？金斯堡覺得這主意不錯。我很想知道，他那時候是否真的嘗試寫了依卡洛斯的詩，反正我做了。當艾倫已經回到彼岸的世界時，我寫下了「普魯士的依卡洛斯之歌」，此時我並不知道這首詩對我自我實現的預言是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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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納克的算盤是把我推到西方去
後來從史塔西的檔案中，我終於獲悉，原來昂納克上台以後，也就是說從一九七四年以來就有一個具體的計畫，在適當的有利於宣傳效果的時機，就要把比爾曼推到西方去。這些同志們知道，把我簡單粗暴地關起來，那會愈來愈困難了。他們盤算著，註銷我的國籍把我趕出去，也就是放逐國外，是最便宜的方案。但是國務委員會主席昂納克和史塔西頭頭米爾克是正經的官僚，他們要遵循法律和秩序。放逐國外也得按照東德的法律程序。
一九七六年夏末，西德實力強大的金屬業工會主席團的一位代表及青年秘書到東柏林來拜訪我。他們邀請我去參加一個在「青年之月」中安排的音樂會。雖然我近幾年來有著令人失望的經驗，我依然再次向文化部提出旅行申請。十月二十五日一位內政部負責個人及外國人事務的高級官員來電話。他告訴我，我去西德旅行沒有任何問題，後天我可以去取護照。我感到既迷惑又驚訝，心中充滿了疑慮。
我們經過分析和推測，得出一個結果：歷史的風向如今再度轉得有利了。自從布拉格之春以來，西歐的共產黨逐漸跟蘇聯式的共產主義拉開了距離，更傾向於舉起民主和社會主義合作的旗幟。自從七十年代中期以來，這種新的運動稱之為「歐洲共產主義」。歐洲共產主義黨派中的三強：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在對抗蘇共時，占了上風，於一九七六年六月在東柏林舉行的「共產主義暨工人黨大會」，他們不僅參加，也在會上自由發言。不可能的事情竟然發生了：他們逼迫蘇聯的布里茲涅夫及其嘍囉團伙接受一條，即是不篡改，不刪減，不妄加評語， 在東德官方報紙《新德意志》上刊登他們原本的發言。
當我們在官方的「謊報」上讀到出自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恩里科‧貝林格，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聖地牙哥‧卡里略口中說出的真話時，我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連那個最忠誠的法國共產黨頭目喬治‧馬歇也居然冒險，口無遮攔地口吐真言。若是東德的公民說出這種真話來，他可得被關進牢房裡好些歲月呢。突然之間這些歐洲共產主義的煽動話語，白紙黑字地出現在黨報上，這些對共產主義的批判只值一毛五分錢買黨報的代價，卻不需人頭落地！
大家心裡有數，都已經嗅到布拉格之春誘人的氣息了。勇氣的代價不再那樣高昂了，自由的需求量在飆升，因此她的價格也隨之下降。我當時想：也許我被批准的西德之旅是一種測試性的挑戰，對共產黨政治局裡那些想改革的反對派有著昭示的意義，以此來反對黨內那些頑石腦袋如昂納克，米爾克或威爾納之流。我告訴自己，像我這樣生來就命中註定了要拯救人類的人，在此可以為歷史記下一筆的時刻，不能退卻，有時候勇氣是來源於害怕自己的膽怯。
我們想起了國務秘書樂弗勒那偽善的提議，我可以隨時奔赴西德。哈弗曼帶點神秘意味說道：「沃爾夫，你要敢於行動，但是必須要很機靈。」這表示，我可以過份，卻也不能太過。也就是說別唱那些最尖銳的曲子，最多可以唱那首「我受夠了！」但是不能唱「史塔西之歌」。
我們當然不會像某些自作聰明的傢伙那樣天真，等事情過了才來檢驗。由於有最新的索忍尼辛的例子在眼前警示著，我們要更加考慮，上頭那些官僚是否會讓我回國。羅伯特非常有把握，他說：「他們當然會讓你回來，否則他們要付出太大的代價。沃爾夫，他們是知道的，咱們這個昂納克是個豬玀，但不是白痴。你只管唱歌，沃爾夫，只管朗誦詩，反正這些都已經出版了。重要的是，你在旅途中不可以接受任何採訪。總有那麼一些傢伙用某些挑釁的問題來逗你，你就會在怒氣中掉入陷阱。」
未完待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