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驅逐到自己國家裡的流亡者
一九七七年八月作家尤根‧福克斯(Jürgen Fuchs)從牢裡放出來了。數月以來他都拒絕提交出國的申請，他要留在東德。但是當他明白，如果留下就必須蹲幾年的監獄時，他還是選擇了離開。他的太太莉羅，小女兒莉莉必須立即出國。前面提到的萊比錫兩位歌手潘那荷(Gerulf Pannach)及庫那爾德(Christian Kunert)在出獄之後也都到了西方。我立即飛到西柏林，我們在德意志大廈舉辦了共同的音樂會。尤根被關在惡名昭著的赫恩遜豪森(Hohenschönhausen)監獄九個月，最終還是在申請出國的表上簽了字， 為此他極度地自責。
我決定在西方只出兩本書。我把所有已經出版過的小本詩集都捆在一起，要出厚厚的一個集子，我給它一個悲傷的命名：「遺作一」(Nachlass 1)。之後將所有尚未出版的歌與詩，組成較薄的一冊，同樣取陰暗的書名「遺作二」(Nachlass 2)。我那時候真的想過，永遠不要再動筆了。
整整一年我都硬是不願接受西德護照，還是用著我那有效的東德護照，在歐洲從一個音樂會到下一個，這樣聊以慰藉我那受傷的心，但是這卻十分麻煩。取得西班牙、法國和北歐國家的簽證需要很長時間、耐心和鈔票。許多新的印章蓋在我那本東德護照上為數不多的珍貴頁上，但這樣不能持續下去了。我之拒絕西德的護照絕對不是我輕視這新的身份。我就是不願讓東德老共們這麼輕鬆地將我開除國籍，甩出來。並不只是他們狠咬了我，我也反過來咬了這些我熟悉的敵人。這個恥辱的驅逐出境，讓我自動變成西德公民的程序是我不願輕易接受的。
當我在維也納又再遇到老友露‧艾斯勒夫人時，她說：「沃爾夫，放逐國外是你身上能發生的最好事情，你終於能跑遍全世界了！」我搖搖頭，不明白她的話。有一個瘋狂的真相：如果我一九七六年能有一個選擇的機會的話，我寧可被放逐到斯大林的蘇聯，也不願意到資本主義的西方。在那裏我會遇到外語的困難，但是極權社會裡的基本結構於我都是熟悉的，反正都是專制的巨龍。開頭幾年我一門心思只想返回東邊。大部份的觀眾身子斜靠在包廂裡，拿著望遠鏡望著那一堆政治博弈場的廢墟，他們會想：「什麼玩意兒！比爾曼不高興身獲自由？他還想回去？那幾百萬的德國佬不都想往咱這西邊跑嗎？他不是偽君子就是個大呆瓜，也許兩者都是。」波爾先生比我還更早悟透這個道理，我們在一九七六年科隆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就一語點明了：「沃爾夫‧比爾曼從現在開始是被驅逐到自己國家裡的流亡者。」
西方的左派
西方的左派那個時節簡直是吵翻了天。那混雜的學生運動四分五裂成了幾組乾淨的共產主義團體，他們仇恨對方更甚於階級敵人。每個極左的、想拯救世界的團派，都急不可待地等待那些紅色派系熱情地加入他們的行伍，用政治歌曲的魔力來召喚那些毛派、托派、無政府主義派、紅軍恐怖份子派和其他左派的人來入夥。
我已經超越過這些了，既不屬於東邊，也還未屬於西邊，只嘗試在冷戰不同陣營的拉鋸戰裡尋找自己的位置。右派的媒體對我煽風點火，一個庸俗的花邊報刊出消息說，共產黨人比爾曼幾天之內就賺了三十萬馬克。我提出異議，結果就被捲入一場荒謬的官司裡，在情感上我完全無法適應這種情況。這種西方的敵意跟東邊那種對我的攻擊是一樣的。
在第一時間的震撼中，按照自己的願望，從「希望哲學」出發，我寫下一首長詩－「布洛赫之歌」。用吉他伴奏，我嘆息地唱出關於西德和東德的醜態：「這兒他們迎面倒下／那邊他們肚皮趴灰／我來了啊我來／從雨中踏入糞堆。」老天爺！那些西方媒體的冷戰鬥士們為了這不雅而押韻的「糞堆」一字就鬧將起來。「太不公平了！」副刊的主筆寫道。許多痛恨共產黨的人這麼想：「多麼不知好歹的東德白痴！」唉，我必須承認：這些謾罵和咬人的傢伙，所有的反共鼓譟者和冷戰份子所放出來的暴怒言論都有道理。還好我有自知之明，認識到我使用這個難聽的詞彙不僅是因為押韻，也是我自己的糊塗所導致。我很快公開地改正了，但是並沒有把「糞堆」這個詞拿掉，而是去掉委婉的「雨」字。我還需要幾年的時間，真正弄懂「糞堆」這個詞是個「惡搞」的詞。
我感覺自己在一個陌生的地方擱淺了，愛情方面也再度混亂起來。我並沒有如計劃中那樣跟碧伊在一起，而是跟蒂娜一同住在漢堡，我再次在家鄉落腳。但是我想念老友羅伯特，我想念東柏林的親密朋友們。貝克和格魯克都已經到西柏林了，我無法忍受，東西柏林之間一箭之遙，卻無法越踰。既然我已經被放逐到西方，那麼我就要去認識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家。在往後的幾年，我總是十四天住在漢堡，十五天在巴黎。在易北河邊我供養並享受著自己的家庭生活，但是也到那溫柔之鄉巴黎去浸淫人生。
在巴黎拜訪沙特
在巴黎我跟一個高貴的美女、文學貴婦，出版社編輯姬蘇‧巴瓦樂(Gisou Bavoillot)成為朋友。她熟知法國的遊戲規則，社會上的階級結構和思想界情況。從她那裏我知曉了塞納河右岸的巴黎和左岸的巴黎是老死不相往來的兩個區。一九七九年一個很美好的日子，當我和這個出類拔萃的姬蘇夫人在拉丁區學堂路上的一家小酒館點餐時，侍者送來一張沙特(Sartre)的名片給我。多麼大的巧遇！三張台子之外坐著這位存在主義的掌門人，旁邊還有兩三個年輕人。通過他那酒瓶底一般厚的眼鏡片，他是不可能認出我來的，定是別人告訴他，隔壁桌坐的是那個東德的詩人歌手。我看了卡片反面的塗鴉，是用德文寫的邀請我去他家, 我自然利用了這個機會。
幾天之後，沙特在他那個黝黑的書洞裡接見了我和姬蘇夫人，我還帶著我的小維斯蓋博吉他。他給我們讓座，一個女子送上茶來。他的德語一定遠比他的發音好。他想在文學雜誌《時代報》上發表我的幾篇文章。有句俗話說：「話說得愈多，知道得愈少」，沙特剛好相反。他不停地發話，問我家庭在納粹時期的歷史，他要知道我在東德作為國家敵人的生存情況。我像個孩子一樣滔滔不絕地敘說。一九五三年我這名青年為何帶著幼稚的共產主義信仰從西德跑到東德去，還有我參與布萊希特劇院的關鍵時段，我怎樣逐漸變得富有批判性，為何跟同時代的納粹孩子相比，我的批判性更加尖銳，我跟斯大林份子的過往交接等等。
沙特注意地聆聽然後說道：「是的，先生。我們判斷一個人不是看他會成為怎麼樣，而是從他能從既有的環境做出什麼。」我不得不笑著開玩笑：「知道了，知道了，這是您很典型的一句話，我早就熟悉的。其實是源自黑格爾的話。」我的率直評語令他不快，他厲聲說：「先生，你也老是唱同樣的歌，因為寫不出更好的來。」這話正中我下懷，讓我笑了起來。「我給您唱幾首歌吧？」我拿出吉他來，調好了音。女子又來上茶，送上餅乾，然後消失在廚房裡。我先唱「文學人」，他知道這首歌的詞，之後是「我們來到河畔」，這是一首關於一對戀人在東柏林湖上划船，分裂的德國在分裂的天空下。最後一句是「我真想離開，卻又最想留在這裡。」沙特說：「我們選這首印吧。」他又選了幾首其他的文本。
他接著對我發了一通關於黑格爾的講話：「你應當學學法文，不是為了跟法國人談話，而是應當用法語閱讀黑格爾。德語往往有多重意思，太抒情化，海德格就是活在以詮釋學畫出來的圈圈,來包含他的錘子加釘子的存在主義哲學。還有尼采，本來是個詩人，恩爾斯特‧布洛赫提出的希望原則，這些人都是偽裝下的詩人。其實法語是最理想的法律和哲學的語言。」
我知道的不多，所以無法反駁。茶涼了，我們也告辭出來。沙特從椅子上站起來把我們送到門口。在下臺階時我問道：「抱歉，姬蘇，那個為我們端茶的老婦人是誰？」我的女友詫異地笑了：「天哪！我的小狼，你真不知道嗎？那是西蒙‧波娃(Simon de Beauvoir)夫人呀。」
未完待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