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語：今天是父親節。直到夕陽西斜，我還不知道怎麼辦？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在八寶山菊廳外那一幕，我才終於找到祭奠父親的方式。2003年春我回北京奔父喪，最後也沒見到他，我想他一定有話要對我說，但是我最終不知道他要說的是什麼。我被迫跟家人分開向父親告別，然後我和姐姐取回了父親的骨灰，我們沒有將其放在八寶山，我自作主張替父親拒絕了他效勞一生的這個政權，我其實不知道是不是違拗他的意願；然而他為媽媽築墓京郊等我了十二年，他身後怎可能跟媽媽分開？最後我又做了一個大決斷，取出媽媽墓塚裡骨灰，跟爸爸的骨灰一道撒進渤海灣。我們姐弟三人在那「天地閉」的海空之間，向爸媽告別了——那一瞬間，我也告別了關於中國、祖國、家鄉的一切，我徹底拋棄了我的認同，在我五十四歲那年，撿回來一個赤裸裸的我，感覺一身輕鬆，也感謝爸媽讓我借了他們的祭奠日來完成這個儀式，畢竟，是他們帶我來到這個世上，才給了我那大套「身份」，而我背叛了一切也沒能擺脫這個身份，還在此前白白地當了十七年被「祖國」通緝追捕的流亡者。這便是我找到今天祭奠父親的方式，我毫不懷疑他會批准的，因為他生前給孫子寫信：「你要愛你的父母，真正像一位流亡者的後代。」
2003年三月初，德拉瓦住宅區內春飛草長。一封電子郵件無聲逸入我的郵箱，整個春天因此變色。弟弟曉離說爸爸體檢時，醫生懷疑他肝癌晚期，要我馬上申請簽證回國。我想談何容易？恰好蘇單大學裏有春假，告訴他爺爺病了，他立刻說，我馬上申請簽證回國。這個孩子從去年冬天以來忽然成熟，成了大人。傅莉則出奇的安靜，聽憑我的回國安排，沒有一句異議。她只要跟著我，天涯海角都可以。
蘇單飛到北京就發來郵件：「我進病房見爺爺第一眼，嚇了一跳，爺爺瘦得厲害，皮膚蠟黃，但是他人很清醒，神態自然，甚至還說笑話、抱怨姑姑太嘮叨。叔叔和姑姑兩人輪流倒班守在醫院裏……。」我也叫通弟弟留在病房的手機，跟爸爸說話，叫他不要放棄治療，等我回去，「好……，」他的聲音很虛弱。我從未體驗過守候一個人的垂危，又隔著萬裏之遙，從那微弱聲中，我無法猜測他是否意識到自己的臨危之境。照中國人的習慣，親屬在病人跟前絕對不提那個「癌」字。我自己內心卻已產生一種莫名的巨大恐懼，仿佛是跟爸爸一道在面對死神，以致口舌生瘡、情緒朦朧。
我在中國海關的禁止入境名單上。弟弟他們經疏通而獲得提示：除非老爺子本人提出要求，否則沒有商量余地。弟弟只好草擬一封信，拿到病床前念給爸爸聽，說他病重希望見一見尚在海外的長子。這無異於將絕症直接通知了他。父親簽字以後，一個禮拜就走了。他簽了一封自己的絕命書。他3月22日下午4點40分左右氣絕。3月2日他體檢發現肝癌的，一共才二十天哪！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簽證處3月28日才通知我，簽證獲准。這時我才想起弟弟一開始就說過：「爸爸最想見的人是你。」我再找到姐姐曉非，她終於是孤零零一個人留在這個世上，我才哭了出來。姐弟倆在電話上抽泣幾聲。她說：「爸爸一點罪沒受，走得很安詳，是大福氣了。可是他一只眼一直不閉，我給他合都合不上，他是因為沒見到你。」
我攜傅莉三月29日飛抵北京首都機場。有人來推開輪椅上的傅莉到一旁等候，我則被領進一間會客室，自稱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三個人，向我宣布三條：不見媒體、不發表言論、不接觸敏感人物，然後就放行了。雖然這也是一種屈辱，但我是奔喪，哪有那三種心情？
三天後告別儀式。一早我和弟弟到積水潭醫院太平間，從冰箱裏擡出爸爸。他的遺體被裹在一個黃色的封套裏。不久殯儀館的靈車來了。告別儀式上午九點半在八寶山殯儀館「菊廳」舉行。爸爸的「組織上」昨天曾約談我一次，說儀式中黨內人士要來向父親告別，人家不方便跟我「相遇」，因此我必須回避。儀式將分為兩段進行，前一段是「官方的」，我不能在場；他們辦完之後，專門留下幾分鐘的儀式，乃特意為我一人舉行。這是第二次羞辱，但我拒絕嗎？我只出現在父親的私人身份的這一面，其實也好。一會兒，親友們都來了。傅莉的妹妹傅玲推著她過來。她畢竟是大兒媳。後來傅莉告訴我，我弟弟把她推過去安置在靈堂現場親屬隊列中我的位置上，她袖手坐在那裏，不跟任何人握手，以示抗議。事後細想，讓傅莉列於我的位置，也許是弟弟爭取來的。
我一個人被擋在「菊廳」外面。索性我跑得遠一點，跑在殿外另一個白石台基，倚在漢白玉欄桿旁。我記不得從前來沒來過這地方。它的建制完全模仿宮廷，都是琉璃瓦大屋檐，整個陵園顯示年舊失修，地磚殘破。我在腦海裏拼命搜尋爸爸的蹤影，出現的景象，是我跟他在華北平原的冬日裏沿田埂朝城裏走，那是一九七零年的早春。爸爸一九二三年生人，那年不過四十七歲，比我逃亡海外時的年紀大兩歲。可七零年那個早晨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下子衰老了、駝背了、蔫了。我那年二十一歲，忽然很想去看看在幹校裏被打成「軍統特務」的爸爸。黎明時分京廣線火車路經石家莊，我就跳下了車，只知道一個村莊的名字，便鉆進霧靄靄的晨曦裏趕起路來……爸爸很驚訝我的出現，從他住的屋子裏拉我到外頭一堆秫稭桿後面，靠定了掏煙，順手還遞給我一支。我從未跟爸爸這麽接近過。待這次貼近了看，他已遲滯、蒼老。聊了一些什麽都不記得了。後來爸爸送我回車站，他說他順便進城洗個澡。他四十四歲遇文革，被陳伯達打成特務，幾乎下獄，七五年出頭時五十二歲，是十年的坎坷。以後又順了，直到今年八十歲，所以他還是得到了二十八年的平穩生活。可是我至今記得七零年華北那個早晨的霧靄中，爸爸的臉蒙了一層銹，再也沒有滌青，永遠在那裏。
爸爸憎憤文革，卻不能因此而幡然醒悟，看透這個黨和它的制度，是中共大多數成員的宿命。對於「文革」與「六四」、毛與鄧，他也看不到其間的一條草蛇灰線。九十年代後中國開始糜爛，貧富崩裂，爸爸卻受黨內委任去籌建一個「黨的建設研究所」，專門研究如何整頓黨紀黨風，並在那裏做到退休。整個黨的沈淪，使爸爸無從定位自己的一生，但對否定他年青時選擇的理想依然不甘。他經過很長時間的掙扎和思索之後告訴我：「歐洲中世紀有許多無名的傳教士，中國古代也有許多虔誠的佛教徒。他們都為他們的理想奮鬥，後人可能說他們愚昧。我的一生可以同這些傳教士、僧人作類比。它也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段……。」這是爸爸寫給自己的追悼詞，早在他辭世的四年前寫就，雖然此刻他無法不躺在那「菊廳」裏，去聽黨給他的追悼詞。
忽然裏面有人來叫我，說輪到你了。官方人士都離去。我慢慢走進那「菊廳」，先擡眼看見高懸遺像上父親寬厚的容顏。我很想跪下去磕三個頭，可在這陌生而敵視的氛圍中，我竟跪不下去……我控制不住地抽泣，摘下眼鏡，淚水迷濛地希望多看一眼躺在棺木中的父親。他神態安詳，沒有痛苦的一絲痕跡。很快，殯儀館人員進來拉走父親的遺體去火花。我和姐姐哭送到後門跟前，人家關了門，我還在扶門抽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