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贖罪日戰爭」，再次誘發中東危機，在中文話語中，議論紛紛的，則是哈瑪斯奇襲成功在台海的教訓是什麼？全世界也都在感嘆世界第一精銳以色列的誤判，以及以阿情仇之無解，人們想起並議論果爾達•梅厄（Golda Meir）頻繁，卻很少提起另一位偉大的猶太女性。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20世紀研究納粹極權主義（NAZI）的猶太政治哲學家，曾參與以色列復國運動、質疑猶太復國主義，而被戴維•本-古里安（Ben-Gurion）和大多數猶太人所反對的一位偉大女子。她解構並處理了諸如 Semitism（所謂閃米特主義，指猶太人傳統、宗教、文化）、Zionism（指激烈的猶太復國運動）等猶太意識形態，主張猶太人權利，但也主張猶太人應溫和對待其他民族，因而批評 Zionist 想把國家擴張到約旦河東岸的野心。
阿倫特的反省，指向為何會出現納粹這種極權政府，最初她只指出「只顧家的男人」袖手默認於納粹的暴行使然，後來逐漸省視百年來民族國家的形成、共和國理念與民族衝突、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帝國主義壓迫殖民地等等，終於完成其成名作《極權主義探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從民族國家形成及反猶主義（Anti-Semitism）、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形成、極權主義的發展過程，幾個面象與歷史發展分析納粹極權主義之所以會形成，最基本原因即在於公共領域的喪失、公民社會的退縮、公民間的關係被打斷成為疏離的群眾，而冷漠疏離的群眾，又被「光棍」——社會各階級所排泄的Mob——希特勒、墨索里尼、毛澤東之意識型態所控制。德國納粹最終因戰败而由外來的軍事攻擊所摧毀，卻並非由內部機制自我崩解，則集權國家在二戰後一再重複出現直至今天。
1961年，阿道夫·艾克曼（Otto Adolf Eichmann）被以色列綁架至以色列受審，此人「二戰」期間將猶太人大量送到集中營。阿倫特最初蔑視本-古里安的綁架行為，更反對以色列的審判表演，但是令阿倫特驚訝的是，艾克曼竟然是個平常人！艾克曼不認為他有罪，他以為他只是執行工作，阿倫特感到必須修正她在極權主義探源中對人的基本惡（Radical evil）的看法，認為這種「凡常之惡」才是極權主義的基本工具，而艾克曼只是一個千萬人中的一個實例。她提出：艾克曼辯解「沒有」看到猶太人反抗，一般市民也沒有挺身反對，才造就了大屠殺，當然這個反抗需要更大的決心，因為納粹曾折磨荷蘭起來反抗的猶太人，使他們生不如死。阿倫特代表《纽约客》亲身前往以色列出席「最后的审判」而写成的《平庸之恶：艾克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平庸之恶》），此书不但惹来犹太族裔的同胞口诛笔伐，甚至连亲友亦对阿伦特以冷静、平实的笔触，来形容「终极解决方案」执行者的艾克曼大表不解。
阿倫特一直想為美國寫一本書，這就是《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的寫作動機。她上追希臘傳統，認為人之所以存在這個世界上，有三個層次，最基本的是勞動（labor），人忙於追求生命的延續；其次是創作（work）；但真正人之所以為人者，即在於其以行動（Action）來展現自己，如此才算是一個完整的人。所以她認為「透過行動，希臘城邦的自由人，聚合起來討論和行為」，而在集體行動時，政治上的權力（Power）即產生了。1963年，阿倫特出版《論革命》（On Revolution），她認為近代兩個偉大的革命，一是法國大革命、一是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終歸失敗在其屈服於社會問題——群眾的物質需求——而背離了人類自由平等一致決議的權力產生，因而產生了恐怖統治。美國獨立革命卻能確切透過權力的分立與均衡保障所有人民自由。1970年《論暴力》（On Violence）出版，論述公民權的行使在於形成共識的過程，也只有形成共識才會有支撐行動政治的權力產生，而行動政治若非基於權力轉而使用或依恃暴力——槍桿子出政權——只有招致另一暴力的對待，以暴易暴，以暴制暴，終致政權淪落。1969年雅斯培去世，阿倫特遠赴巴塞爾參加葬禮，致詞時說道：「我們必須在內心和我們所愛的逝者保持不斷的對話」。第二年，她的先生死於心臟病，對她打擊更大，「她黑衣縞素，直到很久很久」。
轉載自蘇曉康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