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爲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共產黨將其重要性和”遵義會議”相比擬。這個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毛澤東病逝兩年後召開的會議，把階級鬥爭轉換到以經濟建設爲中心、推動從僵化到半僵化的改革、讓社會從封閉、半封閉到改革開放。隨後1984年、1993年兩屆三中全會，共產黨都在危機中主動或被迫推動經濟改革措施，因此海內外對三中全會的召開總是抱着將出現”改革開放”信號的期待。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經濟學家巴里·諾頓（Barry Naughton）在2013年對習近平和李克強上任後的改革措施感到期待，但是他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一年後就準確預期，該會議的結論將難以推動。那麼諾頓對即將在7月15日-20日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又有什麼期待呢？他日前接受自由亞洲電臺專訪時指出，習近平對”改革“的定義和外界的期待不同，他想打造的是“以新質生產力來提高全生產要素的‘去美化’經濟體”，經濟增長並非他的主要考量。
記者：三中全會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您是否可以從經濟學角度來談論這個會議受到這麼關注的原因？
諾頓：中共中央第三次全體工作會議在（黨的領導）結構上非常重要，因爲這會議在新一屆黨領導層選出後的一年召開。在過去的40年中，經濟政策一直是共產黨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這會議的舉行基本上意味着，“我們已經組成了新的領導班子，這（三中全會）是（宣誓）我們接下來打算在經濟領域推動的政策”。在這邏輯下，這次有些不同，畢竟習近平已經在位很長時間。不過，這還是一個新政府，我們看得出李強在推動政策上是完全服從習近平的意願，但是我們也能看出他和習近平在經濟議題上有些不同觀點。
從歷史上看三中全會的特殊重要性，源於1978年華國鋒試圖推動的一些政策，也就是我描述的，爲他認爲將是他執政期間的經濟政策設立議程， 他知道自己會是一個弱勢領導者，但他仍然爲經濟政策設定了議程，但沒想到卻完全崩潰了，在三中全會之前的工作會議上就已經崩潰了。關於這第一次歷史上(重要)的三中全會，有件有趣的事情是，實際上它並沒有說太多，除了宣佈了一個極其重大的變革：即共產黨的目標將不再是毛澤東追求的階級鬥爭，而是轉向經濟建設。
所以，這確實是共產黨一次根本性轉變，從那時起，我們至少經歷了三次非常重要的三中全會。1984年有一次，這實際上向世界發出了一個信號，表明在一段暫停之後，中國真的認真對待市場或經濟改革，並將繼續前進。1993年又有一次，它做了類似的事情，鄧小平進行了他的南巡，這次三中全會中國承諾要建立一個市場經濟，這不只是表示要改革，而是（進一步）表示要建立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三中全會制定了一個50項的改革方案，而且讓人喫驚的是，幾乎所有這些項目都實際上被執行完成了。
接着改革的步伐就放緩了，當習近平2013年上臺時，部分原因是因爲他真正希望有一個更具活力和更有紀律的中心；另一部分原因是因爲他幾乎癡迷於重複過去的里程碑。他在2013年設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第三次全會，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方案，其中大多數都未成功，大多數都未實施。這也是爲什麼，（這次）大家帶着好奇和疑惑的態度，想看看接下來幾周這個新的第三次全會會帶來什麼。
記者： 您在習近平上臺前曾對他推動進一步改革相當樂觀，包括他先去深圳而不是像胡錦濤一樣去西柏坡，但是您到2014年改變看法，認爲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結論最後難以推動。這一年之中您看到什麼讓您改變看法？
諾頓：我們不知道習近平的心思，所以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完全瞭解，但我們可以說幾點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的事情。首先，某種程度上，像任何政治家一樣，習近平要上臺時向很多人承諾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開放某些領域。對於其中一些承諾，我們可以清楚地說，“哦，他從來沒有打算這樣做“。第二件事是，改革這個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定義，我可以給它一個更具市場導向的改革的定義，包括降低進入市場壁壘，爲競爭者制定更清晰、更客觀的規則，增加市場競爭和範圍。但是習近平對改革的定義並非如此。對他來說，一系列事情都應該被改革，尤其是讓政府更具權威和更高效，更高效意味着更能夠執行他的意志，對他來說這些就是改革。我認爲這一點很重要，因爲我們猜測這是接下來兩週會發生的“改革”。
還有第三件事情是非常明顯的，那就是當習近平試圖執行其中一些改革政策時，他總是會經歷一些短期的經濟動盪，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每次遇到經濟動盪，他就會縮回去。所以，很明顯，從許多經濟學家稱之爲“顯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的邏輯，（注: 顯示性偏好是觀察消費者的行爲理論，經濟學家認爲觀察消費者不是看他們說想要購買什麼，而是他們實際上花錢買了什麼）來看習近平的改革，在2013年三中全會之後，習近平的顯示性偏好是，在經濟問題上， 避免破壞現狀無事生非，不要做任何可能引發潛在不穩定的事情。因此，我們在宏觀經濟的三個最基本領域看到了這一模式。首先是（他的政府）給予股市更大的影響力，結果導致了一個荒謬的泡沫，然後破滅了，習近平於是就撤銷了這股市改革。
其次是試圖在國際上開放資本賬戶，這導致了大規模的資本外流，特別是一些與政治權力相關的企業集團，它們把大量資金轉移出國，隨後政策被收緊。
第三個領域，甚至最神祕的是財政改革方面，實際上，2013年的三中全會並沒有特別強調財政改革，因爲人們認爲這個改革已經被決定要執行，本來計劃是分爲三個階段進行財政改革，第一階段是由技術幕僚來實施，但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從未實施。我們不清楚具體原因。因此，這三個與2013年經濟改革相關的重大失敗點都顯而易見。
記者：很多中國人根據歷史經驗相信“只要進入危機，共產黨就會被倒逼改革”，因此他們一直期待着改革的發生，您怎麼看？
諾頓：大多數政治體系，包括中國自文化大革命後，確實是在危機時期推動改革。當出現嚴重問題時，被迫推動改革。顯然，這適用於1978年、1984年和1993年，這可以說是對中國共產黨行爲的一個相當好的概括。
很顯然，自2022年以來，家庭對經濟的期待和看法出現大幅惡化。年輕人很難找到工作，收入增長較慢，他們對收入開始缺乏信心。當然，最重要的是，因爲房價大幅下跌，他們遭受了巨大的財富損失。從某種意義上說，目前陷入一種危機，但這不是（此前）那種根深蒂固的、基礎經濟能否繼續運轉的危機，（現在）經濟還在運轉。
考慮到習近平明確希望把國家資源和注意力集中在與美國的科技戰中，以擺脫中國對美國主導、控制的技術的依賴。這（目前經濟狀態）是他想要的，他不在乎中國消費增長的速度。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半危機，它不是真正的危機，因爲領導層基本上在推動他們想做的事情。
但在這次三中全會之前，我們看到了相當多關於當前經濟政策問題的公開討論，我們甚至看到相對激進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周其仁，被邀請到政治局會議進行小型講座，這是個讓人驚訝的發展。很顯然，對當前經濟政策感到不滿意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被授予更多討論的自由，當然，他們非常、非常謹慎地討論中國應該有什麼不同的做法。這發展非常有趣，不過，所有這些討論都無法轉化爲具體政策。
我認爲習近平非常高興他能夠執行他自己心中的政策 –- 建設一個完全可以對美國壓力絕緣的高科技經濟體 – 我認爲這種想法，很大程度是受到了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應的影響。
記者：很多人認爲經濟增長爲共產黨帶來合法性，從這個角度來說，習近平會不會爲了共產黨執政合法性而推動改革呢？
諾頓：習近平像任何人一樣，希望可以兩全其美（既要又要）。他會說我們必須這樣做。在我們的（經濟）防禦方面，這樣我們就不會因爲來自美國的壓力而脆弱；比如說，如果我們決定攻打臺灣，我們不希望經濟處於會因美國製裁而崩潰的任何情況。
目前引人注目的是，人們似乎被鼓勵，或者至少被允許更加開放地發表意見。看起來（共產黨）確實有一種體認：不說我們不想這麼做，也許我們走得有點太遠了，也許有一些方法可以兩全其美。而且，有這麼一個新口號，“新質生產力”，每個人都納悶這是什麼意思？但它混入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這有什麼意義呢？看起來真的有點荒謬，但是它的一個奇怪之處是，大約80%的情況下，當提到這個時，下一句是“我們需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這是最不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了，因爲“全要素生產”是經濟學家說的，經濟學家說你拿出你衡量生產力的輸入要素、勞動力和資本，然後你衡量從中得到的產出，增加得越多,全要素生產率越高。
因此，換句話說，大約一年來，習近平一直在說，我們正在做正確的事情，我們正在朝正確的方向努力，但確實我們爲人民做的沒有得到足夠的回報。如果你深入理解，這就是他在說的。所以，我想在某種程度上，當然，他們進入這個三中全會，他們會說，我們會試着推動改革，將爲人民提供改革，讓他們過得更好, 這有點像此前黨從改善人民生活中獲得的合法性，也就是我喜歡形容的“奇蹟增長時代”。所以，我認爲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們會這麼說。但我們也可以非常清楚地說，他們不會改變任何關於保護中國經濟免受危機的基本政策。如果你讀習近平的演講，他說要過緊日子，他認爲這是長遠的最佳選擇，你需要在短期內喫苦撐過去。他說的是：中國人民不需要每年消費增長百分之六來支持共產黨，我們比你們更清楚，我們正在建設這種長期更具韌性的經濟體，而且這是最好的，我自己稱之爲“高質量經濟增長”。
我個人對此也不是很看好。但是你知道嗎？我認爲他在這方面非常清楚。關於三中全會，我們能說的一件事是，“他們會試着兩全其美”。但這意味着什麼？在實際制度變革上意味着什麼？在實際激勵機制改變上意味着什麼？對於在系統中工作的人們來說，他一直在積極地改變激勵機制，這樣人們就不會把賺錢作爲主要或壓倒一切的動機，他希望人們致力於他想推動的各種議題，而且他聰明的實際改變激勵機制。在即將到來的三中全會上，我們看到這種情況會有所改變嗎？我不這麼認爲。我看到他想要更多的兩全其美，但有沒有辦法實現更多的兩全其美呢？我不看好。
記者: 這樣下去，中國經濟會撞上牆嗎?
諾頓：這裏沒有牆。華盛頓有很多人認爲中國經濟已經達到了巔峯，或者認爲中國經濟處於根本性的深度危機中，但我認爲這些說法都不正確。系統性經濟表現不佳是因爲人們被給予了錯誤的激勵，而人們則會對這些激勵做出反應。目前這些激勵在傳達什麼呢？就是不要從事金融工作，這個行業不再那麼有利可圖，而且風險很大。當人們在面對這些激勵做出適當的回應時，他們會說，“那我就少度假一些吧，多存點錢，盡力重建我的財務狀況。”
記者：中國目前經濟情況和日本泡沫破滅後是否有些類似？
諾頓：中國目前經濟情況與日本確實有些結構上的相似性，處理房產危機的（應對）質量非常差，與日本在1990年代對其金融危機的反應有些相似之處，兩者都發生在超高速增長期結束之際。兩者都對資產價值的崩潰做出“讓我們試着控制一下，我們並不真的需要做太多事，試圖掩蓋問題”的反應。因此在這方面存在相似之處，但也有很多差異。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繼續將其經濟的巨大比例投入建設中。
我們很難追蹤投資與國家政策的關係，但中國將國內生產總值的40%投入到新投資中，這比日本任何時候都要多得多。當然，這裏面一定存在巨大的浪費。但是，儘管如此，這仍然是一種動態量能，你可以在中國看到高鐵現在的情況，它已經完成了；電網也已經得到更新。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些，是因爲他們在系統內投入瞭如此多的資金，比美國多得多，順便說一句，你拿中國的投資率乘以其經濟總量，與美國的投資率乘以美國的經濟總量進行比較，中國的數字要大得多，這是很重要的區別。另外，日本和中國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所以要說中國經濟正經歷日本90年代的階段，也不太能類比。
記者：那如果現在經濟是系統性表現不佳，那這會持續多久？像日本幾十年衰退嗎？
諾頓：習近平不會永遠是中國的總書記。很多人看到了他政策帶來的代價(cost），特別是在2022年4月（因應新冠肺炎的清零政策）。所以，我們無法下結論,我個人認爲，中國經濟的基本力量仍然相對健康，經濟還能非常有效的回應重大政策和政治變革。
但在某些方面，過去幾年最令人震驚的事情是，共產黨恢復了我們曾以爲永遠消失的反資本主義和反商業主義。他們確實有革命黨的傳統，一些口號四處飄揚。但是，90年代之後，如果說有什麼問題，那就是黨的官員與商界之間過於親近，對吧？所以我們以爲這已經是新常態了，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習近平居然恢復了一套反商業、反資本主義的政策，讓人們感到害怕。黨會扭轉這一局面嗎？如果不是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正如我說的，他不會永遠擔任黨的總書記。
轉載自RFA 責編：申鏵 網編：伍檫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