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固然可以透過強制節育或墮胎來降低出生率，卻無法強迫人們結婚、懷孕或接受生育治療。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高級經濟學家 易富賢（ Yi Fuxian）
中國在1980年實施「一胎化」政策，同時提高結婚門檻、放寬離婚程序。隨後，政府在1991年又推出「一票否決」制度，將幹部升遷與完成計劃生育目標掛鉤。這些做法，再加上強制墮胎與超生巨額罰款等措施，使中國生育率從1990年的2.3迅速下降至2000年的1.22。 這項趨勢已被證明難以逆轉。
如今，中國生育率位居全球最低之列，外界普遍預期中國將推出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策，以求擺脫低生育陷阱。中國確實正朝這個方向前進。為便利結婚，中國今年5月放寬規定，允許新人在全國任何地點辦理結婚登記，不再受限於戶籍地。
這項政策目前已顯現成效：2025年第三季度結婚數較去年同期增加22.5%。 但這種正面效果恐怕稍縱即逝。2021年中國對離婚夫妻實施強制「冷靜期」時，也出現過類似現象：離婚數從2020年的434萬降至2021年的284萬，但2024年又回升至351萬，2025年前三季更比去年同期增加6%。
隨著生育年齡人口持續下降、男性人口長期過剩，結婚數在短暫回升後，終將重返下滑趨勢。 此外，中國近日宣布對每名3歲以下兒童提供每年3,600元人民幣的育兒津貼。然而，其他國家的經驗顯示，這類津貼難以產生明顯效果。
日本提供更為豐厚的津貼，卻也未能阻止、更遑論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 外界越來越擔憂，一旦鼓勵措施無效，中國可能訴諸強制手段。但這類擔憂幾乎可以確定是多慮了。政府固然可以透過強制節育或墮胎來降低出生率，卻無法強迫人們結婚、懷孕或接受生育治療。 若強迫女性生育更多孩子，勢必會造成更多棄嬰，而政府將必須負責照顧這些孩子，可能長達數十年。
考量到地方政府債台高築，連推動生育政策所需的財政資源都捉襟見肘，更無力承擔照顧日益增加的棄嬰。 在實施一胎化政策期間，避孕成為日常必需品，避孕用品也被列為免稅品，如今中國避孕用品的使用量在全球名列前茅。但自2026年元旦起，保險套等避孕產品將被移出免稅清單。在需求如此穩定的情況下，一旦禁止避孕勢必引發強烈民怨。
同樣地，儘管中國政府呼籲減少「非醫療必要」的人工流產，但不太可能直接禁止墮胎（或甚至是像美國部分地區那樣大幅地限制接受墮胎）。中國社會經歷數十年的無神論教育，加上長期以墮胎作為人口控制手段（有時甚至強迫進行），使中國民眾成為全球最能接受墮胎手術的群體。即使是在一胎化政策正式結束的四年後，也就是2020年時，仍有43%的妊娠被終止。
禁止墮胎不僅會遭遇激烈反抗，也將徒勞無功，只會使墮胎轉向地下化。在實施一胎化政策的36年間，大量醫生接受墮胎訓練，甚至鄉鎮診所都能提供這項手術。儘管中國政府一直禁止性別選擇墮胎，但中國出生性別比長期失衡，每100名女嬰對應120名男嬰，顯示非法墮胎極為普遍。
雖然全國層面不太可能推出強制促生措施，但部分地方政府卻仍可能會不擇手段，特別是以過度積極執行政策聞名的山東省。例如，為響應1991年的「一票否決」政策，山東省部分縣市曾推行「百日無新生兒」運動。
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全國5–9歲兒童數量約為10–14歲人口的72%，但山東省暴跌至47%；其中東平、寧陽、肥城等縣的比例更只有25%、23%和19%。 這次山東或許只能在數據上灌水，但這也並非首次。
2013年中國推行選擇性「單獨二孩」（即夫婦若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即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後，山東雖僅占全國人口的7%，卻占了全國四分之一的「二孩」申請。然而這些申請並未轉化為活產，山東的出生率在2015年反而下降11%。 同樣地，在2016年1月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按理出生高峰應於當年第四季度出現，但山東申報出生人數卻從2015年的123萬人激增至2016年的177萬人，共增加53.5萬人，占全國總增量的41%。然而，在這些孩子理應入學的2022年，山東小學入學人數卻下降5%，顯然與數據不符。
中國的鼓勵生育政策或許會帶來短暫的出生率回升，但其中許多孩子或許只會存在統計報表上，就像俄羅斯小說家果戈里（Nikolai Gogol）《死魂靈》（Dead Souls）中那些只存在官方數據上的人。
轉載自《上報》， 易富賢是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資深科學家，是反中國一胎化政策的先鋒。他著有《大國空巢》（中國發展出版社，2013年），該書原本在中國被禁止出版，後來成為《出版商務週報》2013年百大暢銷書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