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8日，調查組正式進駐四通、科海、京海、中科四家公司，一直到同年11月7日 宣佈從四通撤出，前後「清理整頓」了我們七個月。
在調查組進駐之前，已經是風聲鶴唳。
在1985年3月4日發出的中央紅頭文件中，四家公司已被定性為「不法組織」，那我就是不法組織的「壞頭頭」。四通是被告的首犯，我是首犯的首犯。而當局的政策向來是「脅從不問」、「首惡必辦」。
為什麽汪德昭告狀時把我們列為首犯？先生已過世，無從得知其詳。這裏有一個細節，就是為人海派、「外黑內白」的崔銘山，曾經是汪德昭的司機。
就像四清工作隊進村了，我就是那個「四不清」的村幹部；就像「文革」時工作組進校了，我就是那個要被打倒的走資派，不，是要被整肅的反動組織的壞頭頭。
所以當工作組進駐時，我們立即「靠邊站」了，準確地說，是被攆到走廊裏了。我們的辦公室只留下財務一間，其余的都被工作組占領，我們在過道裏放了條長沙發，每天在走廊裏照常辦公。
負責調查四通的組長叫趙陸，北京市工商局的副局長。一開始，看我的目光都是冷森森的，因為在他眼裏，我已經是準專政對象。所謂調查，不過是收集證據。待證據收集齊了，就要將我繩之以法、斬立決了。
在他們看來，像我們這樣的民辦公司，肯定是一團爛賬。你看那個胡石英，居然把大筆現金裝在麻袋裏塞在床底下。所謂調查，重點就是查財務。
這方面，恰好是我最不擔心的，因為我有一個好父親。我父親是一位非常專業而且敬業的會計師，我在《童年記憶》裏曾說過一段往事：國共內戰期間，我父親保管銀行的一筆巨款，完璧歸趙時，連捆紮現金的繩子都沒有解開過。而且，他長期擔任財務稽查，專門查別人的賬，所以四通的財務管理極其規範。
公司的每一分錢支出，都有根有據，五分錢的公交車票，都要整齊地粘在憑證欄裏，以備後查。
有一件公司初創時的軼事：王安時出門談生意，經常乘坐公交車，回來要憑票報銷。有一次，我父親拿著兩張五分錢的公車票，問王總：
「你這次出門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王答：「一個人」。其實，他是帶著一位女士一起出行的。
「那為什麽這兩張車票的票號是連著的？」 我父親又問。
把王安時鬧了個大紅臉。
老王不以為忤，還贊賞有加。這件事是他親口告訴我的。還說：「 老爺子這樣管賬，不會出事，大家放心。」 我則誇他心胸開闊、善解人意。
四通賬目之清楚，讓調查組嘆為觀止。沒有查到問題，反而贏得了尊重和一片贊賞。他們說：「就是國家單位，也沒有幾個能像四通這樣賬目清楚。」 最直接的證據，是調查組的一位成員在調查結束以後，辭掉了公職，要求到四通來上班，我們也愉快地接納了她。更有把自己的子弟推薦到四通來的，我們都照收不誤。
當然，這是調查結束以後的事了。但七個月的調查，對我父親來說，是一種煎熬。幾千萬的往來賬，要把每一筆說清楚，拿出每一張憑證，相當耗費精力。不到一個月，我父親累得眼睛充血，鮮紅欲滴，看起來十分怕人。他還是每天捂著一只眼睛，照常上班，因為調查組不會罷休。大家都很心疼，但誰也幫不上。老沈說，他的大舅子，李秀萍的哥哥，在密雲的一個單位做會計，要不請他過來幫幾天忙？
我立即同意。大舅子來了，只一天，看工作組的堂威森嚴，嚇得第二天就不辭而別了。
實在沒有辦法，我和父親商量：「要不叫小忠來幫一下？」小忠是儲忠，我的同胞兄弟，比我小六歲。我在《童年記憶》裏說過他的故事。當時他已經從復旦大學金融系畢業，在上海工商行工作，還是所謂「新長征突擊手」，單位裏「第三梯隊」的培養對象。
父親有點猶豫，我說我來給小忠打電話。一個電話，小忠就飛過來了。二話不說，便留下來幫助父兄排憂解難。什麽叫「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這就是現實版。
我的這個弟弟，和我長得很像，公司裏常有人把我們搞錯。海澱信用社的老祁，有一次去家裏找我父親，我不在家，儲忠初來乍到，沒和老祁打招呼。老祁回去後跟崔銘山嘀咕：「那天我去萬老家，見到萬總了，不知道為什麽他不理我……」小崔說：「哈，一定搞錯了，你把儲忠當成萬總了。」1989年6月，我離開北京時買機票、住酒店，用的是儲忠的工作證，絲毫沒有破綻。當然，這是最後的故事了。
汪德昭的告狀信裏，關於四通，用了六十五個字，除了「總經理系李昌同志的女婿」這十一個字為真，其余的全屬子虛烏有。例如說我們「倒賣汽車」，更是捕風捉影。
其「風」或「影」是：海澱區農工商總公司的李丹狄曾找我，說密雲有一批汽車，要我們拿200萬元人民幣，一轉手，就是400萬元人民幣。我有點為難，因為是上級公司。我同父親商量，他說：這事堅決不能做，因為我們沒有這個經營範圍。我就用這個堂而皇之的理由婉拒了。不久就看到一個通報，說密雲汽車案是個大騙局，有許多單位上當受騙。我在慶幸之余，更體會到「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前面講過一個例子是李文元腰斬爆炸噴塗，後來的例子是萬老否決汽車案。
老爺子處事方正、待人謙和，在公司裏相當有人緣。多年以後，在四通條法部工作過的劉亞軍曾經這樣評論萬老的財務思想——「嚴謹、準確、為經營管理服務，這在現在看也是很牛的。特別是財務為經營管理服務的思想，至少在國內的企業現在也沒普遍建立。而且，他帶出了一大批訓練有素的財會專業人員。」其中張延、郭勝榮、劉綠波、汪世平，更被稱為四大「財」女。她們離開四通之後，多成為其他大企業的財務主管。
就這樣，父子兄弟都聚到一個公司了。後來四通發達以後，偶爾有人詬病我搞「家天下」。我心說：TMD，那時候你們誰肯來啊？！不僅新人不敢來，就是原來的始作俑者，原來打算到四通來入夥的，也不見蹤影了。李玉照常給印甫盛、劉菊芬送每個月的顧問費，他們不僅不敢收，還把原來的退回來了。我理解他們的苦衷，已經有人給他們打過招呼了。段永基也不見蹤影了。我理解，是時機不對。段是聰明人，這時候怎麽會往「火坑」裏跳呢？李文元也不來了，我更理解，他為了四通的事情，在鄉裏已經檢討過兩次了，還過不了關。
公司裏也是人心浮動。「紅旗還能打多久？」在許多人內心深處，是個問題。我能感覺到大家關註的目光。出於一種天性，我表現得十分淡定，照常西裝筆挺，頭發紋絲不亂，皮鞋擦得鋥亮。在古人當中，我喜歡謝安。《世說新語》中有一則他的故事：謝安和朋友乘船出海，遇到了風浪，他「吟嘯不言」，「貌閑意悅」，而後「浪猛，諸人皆喧動不坐，公徐雲：『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在當時的四通，光是「吟嘯不言」、「貌閑意悅」，已不足以鎮安朝野。我看到大家臉色的憂郁，感受到他們內心的不安。深思熟慮之後，我作了一個重大決定，這個決定，可以說是石破天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