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8日,調查組正式進駐四通、科海、京海、中科四家公司,一直到同年11月7日 宣佈從四通撤出,前後「清理整頓」了我們七個月。
在調查組進駐之前,已經是風聲鶴唳。
在1985年3月4日發出的中央紅頭文件中,四家公司已被定性為「不法組織」,那我就是不法組織的「壞頭頭」。四通是被告的首犯,我是首犯的首犯。而當局的政策向來是「脅從不問」、「首惡必辦」。
為什麽汪德昭告狀時把我們列為首犯?先生已過世,無從得知其詳。這裏有一個細節,就是為人海派、「外黑內白」的崔銘山,曾經是汪德昭的司機。
就像四清工作隊進村了,我就是那個「四不清」的村幹部;就像「文革」時工作組進校了,我就是那個要被打倒的走資派,不,是要被整肅的反動組織的壞頭頭。
所以當工作組進駐時,我們立即「靠邊站」了,準確地說,是被攆到走廊裏了。我們的辦公室只留下財務一間,其余的都被工作組占領,我們在過道裏放了條長沙發,每天在走廊裏照常辦公。
負責調查四通的組長叫趙陸,北京市工商局的副局長。一開始,看我的目光都是冷森森的,因為在他眼裏,我已經是準專政對象。所謂調查,不過是收集證據。待證據收集齊了,就要將我繩之以法、斬立決了。
在他們看來,像我們這樣的民辦公司,肯定是一團爛賬。你看那個胡石英,居然把大筆現金裝在麻袋裏塞在床底下。所謂調查,重點就是查財務。
這方面,恰好是我最不擔心的,因為我有一個好父親。我父親是一位非常專業而且敬業的會計師,我在《童年記憶》裏曾說過一段往事:國共內戰期間,我父親保管銀行的一筆巨款,完璧歸趙時,連捆紮現金的繩子都沒有解開過。而且,他長期擔任財務稽查,專門查別人的賬,所以四通的財務管理極其規範。
公司的每一分錢支出,都有根有據,五分錢的公交車票,都要整齊地粘在憑證欄裏,以備後查。
有一件公司初創時的軼事:王安時出門談生意,經常乘坐公交車,回來要憑票報銷。有一次,我父親拿著兩張五分錢的公車票,問王總:
「你這次出門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王答:「一個人」。其實,他是帶著一位女士一起出行的。
「那為什麽這兩張車票的票號是連著的?」 我父親又問。
把王安時鬧了個大紅臉。
老王不以為忤,還贊賞有加。這件事是他親口告訴我的。還說:「 老爺子這樣管賬,不會出事,大家放心。」 我則誇他心胸開闊、善解人意。
四通賬目之清楚,讓調查組嘆為觀止。沒有查到問題,反而贏得了尊重和一片贊賞。他們說:「就是國家單位,也沒有幾個能像四通這樣賬目清楚。」 最直接的證據,是調查組的一位成員在調查結束以後,辭掉了公職,要求到四通來上班,我們也愉快地接納了她。更有把自己的子弟推薦到四通來的,我們都照收不誤。
當然,這是調查結束以後的事了。但七個月的調查,對我父親來說,是一種煎熬。幾千萬的往來賬,要把每一筆說清楚,拿出每一張憑證,相當耗費精力。不到一個月,我父親累得眼睛充血,鮮紅欲滴,看起來十分怕人。他還是每天捂著一只眼睛,照常上班,因為調查組不會罷休。大家都很心疼,但誰也幫不上。老沈說,他的大舅子,李秀萍的哥哥,在密雲的一個單位做會計,要不請他過來幫幾天忙?
我立即同意。大舅子來了,只一天,看工作組的堂威森嚴,嚇得第二天就不辭而別了。
實在沒有辦法,我和父親商量:「要不叫小忠來幫一下?」小忠是儲忠,我的同胞兄弟,比我小六歲。我在《童年記憶》裏說過他的故事。當時他已經從復旦大學金融系畢業,在上海工商行工作,還是所謂「新長征突擊手」,單位裏「第三梯隊」的培養對象。
父親有點猶豫,我說我來給小忠打電話。一個電話,小忠就飛過來了。二話不說,便留下來幫助父兄排憂解難。什麽叫「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這就是現實版。
我的這個弟弟,和我長得很像,公司裏常有人把我們搞錯。海澱信用社的老祁,有一次去家裏找我父親,我不在家,儲忠初來乍到,沒和老祁打招呼。老祁回去後跟崔銘山嘀咕:「那天我去萬老家,見到萬總了,不知道為什麽他不理我……」小崔說:「哈,一定搞錯了,你把儲忠當成萬總了。」1989年6月,我離開北京時買機票、住酒店,用的是儲忠的工作證,絲毫沒有破綻。當然,這是最後的故事了。
汪德昭的告狀信裏,關於四通,用了六十五個字,除了「總經理系李昌同志的女婿」這十一個字為真,其余的全屬子虛烏有。例如說我們「倒賣汽車」,更是捕風捉影。
其「風」或「影」是:海澱區農工商總公司的李丹狄曾找我,說密雲有一批汽車,要我們拿200萬元人民幣,一轉手,就是400萬元人民幣。我有點為難,因為是上級公司。我同父親商量,他說:這事堅決不能做,因為我們沒有這個經營範圍。我就用這個堂而皇之的理由婉拒了。不久就看到一個通報,說密雲汽車案是個大騙局,有許多單位上當受騙。我在慶幸之余,更體會到「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前面講過一個例子是李文元腰斬爆炸噴塗,後來的例子是萬老否決汽車案。
老爺子處事方正、待人謙和,在公司裏相當有人緣。多年以後,在四通條法部工作過的劉亞軍曾經這樣評論萬老的財務思想——「嚴謹、準確、為經營管理服務,這在現在看也是很牛的。特別是財務為經營管理服務的思想,至少在國內的企業現在也沒普遍建立。而且,他帶出了一大批訓練有素的財會專業人員。」其中張延、郭勝榮、劉綠波、汪世平,更被稱為四大「財」女。她們離開四通之後,多成為其他大企業的財務主管。
就這樣,父子兄弟都聚到一個公司了。後來四通發達以後,偶爾有人詬病我搞「家天下」。我心說:TMD,那時候你們誰肯來啊?!不僅新人不敢來,就是原來的始作俑者,原來打算到四通來入夥的,也不見蹤影了。李玉照常給印甫盛、劉菊芬送每個月的顧問費,他們不僅不敢收,還把原來的退回來了。我理解他們的苦衷,已經有人給他們打過招呼了。段永基也不見蹤影了。我理解,是時機不對。段是聰明人,這時候怎麽會往「火坑」裏跳呢?李文元也不來了,我更理解,他為了四通的事情,在鄉裏已經檢討過兩次了,還過不了關。
公司裏也是人心浮動。「紅旗還能打多久?」在許多人內心深處,是個問題。我能感覺到大家關註的目光。出於一種天性,我表現得十分淡定,照常西裝筆挺,頭發紋絲不亂,皮鞋擦得鋥亮。在古人當中,我喜歡謝安。《世說新語》中有一則他的故事:謝安和朋友乘船出海,遇到了風浪,他「吟嘯不言」,「貌閑意悅」,而後「浪猛,諸人皆喧動不坐,公徐雲:『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在當時的四通,光是「吟嘯不言」、「貌閑意悅」,已不足以鎮安朝野。我看到大家臉色的憂郁,感受到他們內心的不安。深思熟慮之後,我作了一個重大決定,這個決定,可以說是石破天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