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報》編者按：中國邁向人類現代文明的歷史進程極為艱難，但始終得到全世界許多國家人民的關愛與幫助。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自北歐來到安東的一些丹麥基督徒在遼東地區傳教，建立醫院、孤兒院、中學、小學及園藝職業學校等慈善和教育機構，通過半個世紀的努力，為安東的“現代化”發展做出了可觀的貢獻，給安東的城市建設與社會生活留下美好的印記與痕跡。然而，在中共政權下，這一切都被毀了。僑居安東的丹麥基督徒被誣構罪名，使他們和他們的後代以及傳人，比如吳立身、郭慕深、崔錦章等，遭受多年迫害。這在中國其他省市都有許多類似情況存在。然而，在中共官方的歷史記載中，這段真實歷史被千方百計地隱瞞抹殺了。作者鴻路通過多年的努力，進行了大量的收集整理採訪，寫成《丹麥人在安東》一書，為複原歷史的真實面貌做了很好的工作。本刊特首發此書的序言部分，以為讀者了解這段歷史提供可靠的閱讀線索。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自北歐來到安東的一些丹麥人由該國民間和教會出資，在遼東地區傳教，建立醫院、孤兒院、中學、小學及園藝職業學校等慈善和教育機構，通過不到六十年有效紮實的工作，為安東的“現代化”發展做出了可觀的貢獻。他們以質樸無華的人性之美，以無求回報的精神在遠東展示了上帝的光照和慈愛。安東人在那一個歷史價段中，經歷著複雜的社會變動。其中有十多年的“滿洲國”日本殖民統治(1932-1945)、到抗戰勝利後國共政權紛爭的拉鋸亂世，動盪不安的狀態一直就伴隨著他們的生活。坐落於遼東半島南部的安東市雖然擁有沿鴨綠江出海口的優越地理位置，卻常常因此而在許多方面處於一種邊緣及偏遠地域的境況中。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位於最前線的安東，社會狀況驟然趨於極端。在安東從事慈善事業、對中國新政權十分友好的丹麥人被曲解為帝國主義滲透而遭迫害，成為不受歡迎人。這是安東歷史上沒有光彩的一章。丹麥人在遼東多年建立起的事業，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留下的痕跡，被逐步擦洗。“丹國醫院”-——在當時遼東民眾口碑中首屈一指的醫療機構，也悄然消失了。然而，對安東始終不忘的丹麥人，從1970年代末期，在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至今，他們的後代仍然時常組團來遼東觀光。其中無論是商業旅遊性質的，或是被請來作“友好橋樑”的他們，都在努力找尋在一些記載中當年丹麥人的那些事物與當今社會在文化和生活層面上的關聯。然而，還能有多少歷史的印跡可供探索呢？其實，現代的“丹東”人，已經沒有幾個人真正了解當時的歷史。沒有人知道曾經為安東的教育及中國園藝發展做出重大頁獻的丹麥人吳立身博士在當年的工作是何等具有開拓性，卻在“被趕走前遭大會批鬥、被毒打”（吳立身女兒，文學家，丹麥作家協會理事吳坤美Estrid Nielsen語)；沒有人能真切體會丹麥人郭慕深教士等善心人在把自己的畢生全部都奉獻給中國普通民眾後,卻在她的晚年，遭遇了被掃地出門，離開她的孤兒院孩子們，孤身一人回到她那一切都是生疏的母國——丹麥——的窘迫境地。
鴻路所記載下來丹麥人在安東的故事（《丹麥人在安東》台灣新銳文創出版2021年5月），是在中國社會文明進展歷程中有意義的真實歷史。在當今社會條件裡，有心、有力、乃至有“資格”做這件事的人,可能已經是絕無僅有的了。
我的父親崔錦章以親身的經歷見證了“丹國醫院”如何走向終結。在一個以革命口號為包裝的當地當時社會基層權勢運作下，公然以暴力和強權，以一些違反常識和邏輯不通的虛假作為驅動，編制出一場荒謬的戲劇。崔錦章，一個勤懇工作、受人尊敬、對當地民眾“有用”的醫生,雖然頭上有被戴上“省人民代表”等光環，卻在六個月內先是被委任為院長，又忽然變成罪行赫人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為了使人們相信那些被捏造出來的一切看起來像是事實，該地方行政最高領導人，從市長到書記，聯同省、市衛生廳局長等等全體出動，在當時從行政運作和專業事務上都不屬“國家機關”的教會醫院召集全院大會，大張旗鼓地宣稱挖出反革命分子的重大勝利，以聲勢和威嚇造成“鐵板釘釘”的既成事實。就這樣，這個教會醫院就歸於“人民”的掌管之下。
我的母親王澄美,無數次向人們揭穿這種做法為“做扣兒”，膠東話就是設置圈套,“指鹿為馬”、“請君入甕”的意思。——“硬搶”，如果針對的是與新中國在1950年5月11日就建立了正式邦交的丹麥國國民在中國的產業，地方政府官員們仍有礙於外交方面複雜性的考慮，及自身的政治形象而未敢妄為，畢競在當時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尚寥寥無幾。然而,以戰時前線為由遣散外國人，隨後誘導中國人以教會的名義從洋人手中“名正言順”地接管醫院，再“關門打狗”，一切就可隨意而為之了。“拿下”醫院，是省衛生廳1950年當年的重大“戰果”；是當地政府“對敵鬥爭”的政績及“抗美援朝”的勝利。崔錦章不幸被做在這個“扣兒”裡。他雖在獄中歷盡磨難，卻始終不逾地搏命也要把那幾個不屬於他的不實罪名辯解清楚、扒拉下來。1979年，在看似不可能的情況下，終由中央有關部門干預而獲得平反。其實，崔錦章一案早在反右前的1956年，經由省檢察院复査而推翻原判，獲平反並提前放人回家。這是他的第一次被平反。但是不知何故，卻未有正式“文件”跟隨。前“人民日報”資深記者劉賓雁在“那黑壓壓的一片”一文中,對中國的那個時期前後的社會政治情況有記載：
“ 1956到1957年，全國普遍恢復了法院、檢察院和律師制度。幾十万精幹的干部派往司法戰線，清查建國以來的冤假錯案，很多冤案已經平反，很多死囚已經脫去囚服。是反右號令一響，所有這一切都被推翻了。從中央司法部副部長到各省市司法廳局長，大批主持正義的干部被打成右派，不下三分之一的律師由於替受害者辯護，也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了。從此中國就進一步落入了無法可循、暗無天日的世界”。
崔錦章的遭遇印證了劉賓雁的記載–他在“反右運動”轟起的1957年秋再度被捕，原因是被錯誤平反。多年後的1979年，遼寧省政府有關部門在當年三月十二日的書面平反文件中，把過去的罪名全部都推翻了，撤銷1950年的刑事判決，宣布崔錦章無罪。這實則是第二次為他平了反。平反判決書是一張輕巧的，比一個巴掌大不了多少的薄紙片。然而，平反書中卻留下這樣一個搞笑的小’尾巴’：
“原判認定申訴人崔錦章與1945年’九.三’後編印反動歌集兩千餘冊，其中有其親自填詞的’蔣委員長贊’一首，從事反動宣傳”。
就此,崔錦章在給家人的信中解釋道：
“作歌乃在1945年’8.15’光復後，當年的9.18以前，國共兩黨都未到安東時。那是出於愛國熱情，並非是什麼反動宣傳。印冊500，不是2000。……再者，我被捕並非是為了這些事，作歌是捕後我交代的”。
崔錦章畢業於英國人在瀋陽開辦的“盛京醫科大學”。1940年代在安東設立診所開業，掛牌是眼科專科。然而作為醫科大學培養出來的基礎全科醫生，他在危急情況下從為病人截肢到為產婦接生，以及夜半應門出診等高度敬業精神在當時的社會上贏得口碑。“被事”後，他本人在1960-61年冬最嚴酷的飢餓情勢下，是靠食用妻子想盡辦法籌集到的胎盤得以活命。在當時嚴酷的情形下，他仍參與救助一些垂死的犯人，以這種方式施展他的專長。當初把他與曾經在安東生活和工作的丹麥人粘連在一起，並身不由已地成為丹國醫院終結的重要當事人，是在一個特定時空中由諸多因素–宗教、專業和政治情勢所造成的。他成為一個社會變遷的人質和見證者，不是他個人的選擇。所發生的一切也遠在他的邏輯和想像程度之外。崔錦章出生於安東北部山區五龍背一個普通農民家庭，自他父母輩便是基督徒。他從小就在
教會學校生活學習，是家中第一個走出山溝並成長為一個專業人材。他雖然經歷了實屬聖經所描述的“死蔭的幽谷”,上帝卻始終眷顧著他和他的家庭。在個人的品性方面，他有一個不大會“轉彎兒”、被我母親王澄美形容為“榆樹疙瘩腦袋”，用當地的話來說，就是一個認死理兒的“犟驢子”——然而，卻能夠在生前親眼目睹他個人，以及社會蠕動的曲折過程。這無論如何是他同時代無數人經歷中的一個特例。
注：崔世光著名作曲家、鋼琴家，生於遼寧省安東市，1962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附中，1978年起擔任中國交響樂團鋼琴獨奏家兼創作組成員。1984年赴美在紐約州錫拉丘茲大學獲得鋼琴、創作雙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六年。曾經在歐洲和北美四十多個城市和音樂節演出，已創作鋼琴協奏曲、組曲等四十餘首。
轉載自《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