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嚴峻的抗疫戰中，無法複製中國的「動態清零」，也不能效法西方「躺平」策略，不能以「抱緊自由」之名淪為「抱緊死亡」。香港更需掃蕩隱藏的政治病毒，正本清源，吃幾粒政治「連花清瘟膠囊」，消除「疫苗無用論」和「疫苗有害論」毒素，加強接種率，還香港一個身心健康、百毒不侵的政治軀體。
香港抗疫的艱巨之戰，像春天的天氣，乍暖還寒，不能被錯誤的信號所誤導。從數字來看，確診人數與死亡數字都在下降，香港政府也開始放鬆防疫措施，使得出入境的嚴厲限制逐漸變得溫和，國際往來與中國內地的交流都不再是鐵板一塊，市民也在期盼，四月下旬，香港就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節奏。
但其實政治的病毒一直潛伏在香港社會，歷久不散，隱藏在不同的角落。最近香港警方國安處偵破了一個「港獨武裝」的組織，就是以武館練武之名，招募人員，散播仇恨，聲稱要推翻香港政府、推翻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治權。他們擁有各式武器，在社交媒體上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招兵買馬，蠱惑人心，尤其滲透到一些年輕人的群體中，讓人觸目驚心。
這也是二零一九年黑暴事件的後遺症。當年一些參加武裝暴亂的組織與個人轉入了地下，以合法掩護非法，在香港社會中埋得很深，最常見的就是開設很多的「黃店」，特別是不少茶餐廳，他們最獨特之處就是拒絕使用「安心出行」的APP，會對各種防疫措施嗤之以鼻，即便被開罰單也一樣堅持。有些人甚至是相信西方一些「反疫苗」的教條，認為疫苗是陰謀，是左派控制社會的手段，因而堅拒打針。這些狂熱分子也成為香港抗疫的隱患，讓病毒散播，而悲劇的根源，還是他們被洗腦，感染了政治病毒，最後病入膏肓，損害了香港這個城市的軀體。
在香港醫護的圈子，就深藏了很多的深黃勢力，對於最近中國大陸醫護來香港支援抗疫，就暗中加以抗拒，背後將這些醫護人員妖魔化，在社交媒體上傳播。他們對於中國內地來港抗疫、協助興建方艙醫院等救命救急義舉都一一挑刺，作出負面的解讀。這當然背離了香港的主流民意。這些將意識形態融入抗疫的行徑，面對更多市民的譴責。
最近一位NOW電視新聞台的女記者在提問有關內地醫護人員來港的問題上，就被觀眾批評出言不遜，有所影射，在網絡上吵翻天，結果NOW電視當局要出面向社會道歉。這事件暴露了某些媒體內部的一些新聞從業員上綱上線，將抗疫問題政治化，顯示出對中國大陸的一切都有難以言喻的仇視。
事實上，抗疫問題的路線是一個專業的挑戰。中國的「動態清零」牽涉到整個社會的高度動員，只有中國這樣具有基層強大組織管理能力的居委會，才可以落實。深圳逾兩千萬人口，一週內全民檢測完全實現，香港七百多萬人口，沒有這樣「網格化」社會的配套，根本無法效法。
但最要命的是，香港內部的政治撕裂，也導致抗疫的路線七嘴八舌，眾聲喧嘩，難以獲得共識。香港似乎夾在西方「躺平」與中國「清零」之間，被戲謔是不斷「仰臥起坐」，也在不斷折騰。不過所有批評中國動態清零的言論往往都有意忽視中國抗疫迄今的奇蹟，只死了四千多人，與美國死了九十七萬多人的數字比較，對比強烈。
如果中國採取西方的抗疫方法，任之由之，那麼死亡人數會在千萬以上，不但經濟上的生產線會瓦解，社會上也會民怨四起而動亂不已。這其實是最違反人權的措施，因為生命權就是最高的人權，沒有生命，何來人權。西方主流輿論不斷批評中國「動態清零」違反科學，《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知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甚至說中國的抗疫「動態清零」﹑深圳封城，要為全球供應鏈斷裂的危機負責。這是倒果為因﹑邏輯混亂的說法。
《紐約時報》等似是而非的言論誤導了香港的一些精英，他們嚮往西方的「抱緊自由」，不曉得只是「抱緊死亡」。香港迄今抗疫失敗的死亡人數已經逾六千人，高於十四億人口的中國大陸，成為全球中國人之痛。但如果與倫敦一萬八千多人死亡比較﹑與紐約四萬多人死亡來比較，香港其實還是躲開了西方城市大面積染疫身亡的悲劇。
香港人在這場嚴峻的抗疫之戰中，無法複製中國大陸的「動態清零」，但也不能亦步亦趨地效法西方的「躺平」策略，不能以「抱緊自由」之名淪為「抱緊死亡」之實。香港人更需要掃蕩隱藏在社會上的政治病毒，正本清源，吃幾粒政治「連花清瘟膠囊」，消除「疫苗無用論」與「疫苗有害論」的毒素，加強全民接種率，還香港一個身心健康、百毒不侵的政治軀體。
轉載自《亞洲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