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鐵鏈女事件看中國人的殘暴史（下）

政權對反叛者的殘暴行為

這一節介紹政府對挑戰者的殘暴懲罰的一些事例。

「中國監獄的情形如此恐怖，以至於被關押的囚犯在被處死時經常會有一種終於解脫了痛苦的滿足。在上海，我曾看見他們如動物一樣擠在籠子裏，在惡臭和疾病之間爬行，向路人討要食物。在最寒冷的冬日，囚犯們被鐵鏈串在一起，其中經常有的已經死去！一次有一些海盜被抓獲，在外國人的居住地附近登陸，但沒有足夠的鐵鏈使用，所以那些可憐人的手就被一根大釘子串在一起！在福州，我見過一個囚犯被擡入城，那個籠子的大小剛剛盛下他擠作一團的身體，籠子頂上的兩根木條被砍掉，讓他的腦袋露出來；擡著他的人每震動一下、或停一下，他的脖子或臉就狠狠撞在木條的斷面上。廣州的居民還記得有一次，有四個人戴著笳，被一個兵丁看住，在大街上被活活餓死！」【18】

聚眾的叛亂得到的懲罰更加殘忍。下面的一些敘述發生在廈門和廣州（及郊區）的響應太平天國的叛亂被鎮壓之後。

「1853年5月18日，一群亂黨占領了廈門，並且成功地抵禦了圍攻的清軍，一直堅持到11月11日才乘船從海上逃離。攻占了廈門的清軍把城裏的數百男子砍頭，他們中的多數雖然可能曾在某些事情上為亂黨做過一點事，但跟亂黨沒有什麽實質性的關系。並且他們在被抓、被砍頭時，根本沒有一點抵抗。」【19】

施嘉士對同一個事件的記錄是：「當亂黨初到廈門時，幾乎全體人民都參加，因此之故，他們後來遭受極大痛苦。清官絕無慈悲心。婦人被割乳。被割之人頭、人耳簡直跟扣子一樣多。有一人被活埋於地，以生灰淹至頸部，然後澆入水，皮肉被灰燒毀到骨，其人還活著。……許多囚犯被押到官船上，然後被砍頭，屍體推入水中。」【20】

發生在廣州的屠殺的規模比在廈門還要大得多，也留下了更細致的記錄。

「在廣州發生的大屠殺，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從恐怖程度上，都可以說是世界上有可靠記錄的屠殺之中最恐怖的之一。清廷一方面懸賞抓捕叛匪，一方面規定了每個地方必須抓捕的叛匪的名額。如果一個地方無法湊齊這個名額，那裏的紳士和官員就會遭到恐嚇。結果是成千上萬的人被抓到廣州，在那裏以一百人到兩百人為一批被砍頭。有人統計過，在叛匪撤退之後，大約有七萬人被殺頭。行刑多數發生在廣州法場。【21】

中國留學美國第一人容閎此時剛剛回國住在廣州，親眼目睹了這次大屠殺：「當予在粵時，粵中適有一暴動，秩序因之大亂。此際太平天國之軍隊，方橫行內地，所向披靡，而粵亂亦適起於是時。顧粵人之暴動，初與太平軍無涉。彼兩廣總督葉名琛者，於此暴動發生之始，出極殘暴之手段鎮壓之，意在摧殘方茁之花，使無萌芽之患也。統計是夏所殺，凡七萬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強半皆無辜冤死。」【22】

容閎親眼目睹了法場的血腥：「場中流血成渠，道旁無首之屍縱橫遍地。蓋以殺戮過眾，不及掩埋。且因驟覓一遼曠之地，為大壙以容此眾屍，一時頗不易得，故索任其暴露於烈日下也。時方盛夏，寒暑表在九十度或九十度以上，致刑場四圍二千碼以內，空氣惡劣如毒霧。此累累之陳屍，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飽，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進，匯為汙池。空氣中毒菌之彌漫，殆不可以言語形容。」「人或告予，是被殺者有與暴動毫無關系，徒以一般虎狼胥役，敲詐不遂，遂任意誣陷置之死地雲。」【22】

施嘉士載：「當廣州被三合會叛黨圍攻之時，我正在廣州。我得聞清軍在北郊屠殺叛黨之可怕的消息，被殺者數以千計，送去裝載首級之竹籮不敷用，因此官員決定只割下右耳裝在竹籮中上交到總督那裏！」【23，24】

「叛黨退卻後，我親至其地考察。……其所曾占之村鄉，官軍盡焚毀之。遍地瓦礫，一片荒涼，目不忍睹。所遺人民，無屋無食，為狀至慘，群向我們告訴官軍暴行。有些兩耳被割去。（按：作為殺賊報功之用。）」【23，25】

「在亂事平定後的六個月內，在廣州被處死者即有七萬人！在肇慶，處死的數目比這個數字還要大。在其他處，整千整百的人被斬、或被以十余人綁在一起，一批一批投入江中溺死。我曾親見大批的腐爛屍骸順流而下，其中還有婦女。許多人是生前被碎割而死（即淩遲）的。我在法場還見到滿地都是沒有四肢、沒有腦袋的軀幹和被割的碎肉。

「在叛亂開始之後的一年內，估計廣東省有一百萬以上的人被殺。僅在廣州法場被斬首者即有十萬人以上。有諷刺意義的是，那片刑場曾是陶瓦肆（註：陶瓦肆是聖經典故，一個埋葬無名屍的地方）。」

「我曾親到那些受害者之葬地，是在東郊外過了麻瘋村的山地。其始，一屍各有一棺一墳，但其後屍骸太多，只有集體亂埋於一大穴中。劊子手用一副粗製濫造的棺木去埋葬多人，籍此多領棺木費。最令我惡心作嘔的莫過於這樣的一幕：路上走著長長的擡棺的苦力隊伍，那些棺木已經破損不堪，從外邊就可看到屍體，鮮血從那些盒子中淌出，淋漓滴漏於途。苦力們且行且喧笑，與路上碰到的早先扛屍去而扛著空盒回頭之苦力們說笑打渾。他們可真是沒有『職業道德』……那些真的拿起武器來造反的叛匪們絕大多數都逃跑了，並且他們之中的許多到現在還在拿著武器。被砍頭的那些多數都只是叛匪治下的順民。這不是隨便得出的結論；它被許多信息來源證實，其中一些信息正是來自官場。

「政府甚至在各處蓋起一些亭子，鼓勵與叛黨有關聯的人在那裏自殺，給他們一些比砍頭體面一些的死法，且使全家或全族得赦。我知道有幾個人，本與叛黨全無關系，卻自願犧牲自己，以使其朋友因舉報叛黨而領到賞金。據一個與本地人相熟的外國人說，有個人讓親友舉報他為叛黨首領，明知他將要領受的是淩遲重刑，因為朋友可以領到數目不菲的賞金。這樣的事情我們很難相信，但在中國，用不多的錢就可以找個人來代死是司空見慣的事。【26】

由這些敘述可見，在那個時代，生命何其輕賤。人們甚至看不起自己的生命，遑論他人的生命。賞錢比人頭更重要：官府靠人頭來得到朝廷的賞錢，士兵靠人頭來得到官府的賞錢，亂黨靠人頭來得到其主人的賞錢。人頭似乎成了那個時代的硬通貨。

從以上兩節的內容可以看出發生在這些動亂年代的殘暴行為的一個特點：多數的殺戮和暴行不是發生在勢均力敵的戰場上，而是發生在一邊倒的強者對弱者的鎮壓之中。在這裏，強者和弱者是相對而言：滿人在和平時期是高高在上的強者，在殺氣騰騰的太平軍面前就成了喊「大王饒命！」的弱者；亂黨在平民百姓面前是強者，在被官府抓捕之後就成了乖乖引頸就戮的弱者。這就是魯迅說的「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兇獸；但遇見比他更兇的兇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兇獸樣。」

現代中國社會中的殘暴行為

下面大致以時間為序舉出一些中國從二十世紀中葉到現在的一些殘暴行為。一方面由於篇幅所限，一方面由於有關的資料較為豐富，本文對這些事件不展開敘述。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下面引用的參考文獻。

（1）秦牧在散文「私刑·人市·血的賞玩」中載：「一九四三年同一期間，廣西省良豐有埋婢案，桂林有醫院職員踢死工友案，青年會職員吊打童犯案，偏僻縣份有活埋女教師案，福建省南平有虐殺童養媳案，陜西寶雞有鴇母戮斃稚妓案，恩施有錐刺棒打妻子、撒尿迫飲的虐待案，四川成都有經理踢死女工案……這些私刑案件，如果大家並非健忘的話，一連串想起來，真要以為我們今日是生活在『活地獄』的境域內了。……我所知道的中國民間的私刑真多，有些地方捉到深夜走進菜園盜菜蔬的人，是把他的腳筋割斷，使這小偷終生成為殘廢；有的地方，捉到通奸的男女是把這兩個人捆在一起，裝入豬籠連同石頭一起沈到河心去；北方的妓館，有所謂『雨打梨花』之刑，把貓放進稚妓的褲襠裏，束住褲管，然後鞭打一場，讓貓兒抓破稚妓的周身皮肉。在一些比較偏僻的區域，有吃仇敵心肝的風俗，湘西據說就有這種情形，沈從文還有聲有色地把它寫進小說。幼年時，我也曾聽過殺了強盜把他的心肝炒熟送酒的慘事。奇怪的是這些慘事，連善良的鄉下人眼裏也視若尋常。譬如沈『野鴛鴦』，割小賊的腳筋等事，幾乎很少村落有人敢於挺身反對。」【27】

（2）長春圍城。龍應臺記載：「長春圍城，應該從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共軍攻下因而切斷了長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連小飛機都無法在長春降落，一直被封鎖到十月十九日。」【28】圍城期間，城外的共軍不許百姓出城，以讓他們返回城中繼續消耗糧食。城內的國軍也不給百姓糧食，並且到後來不許出城的百姓回城，於是百姓被困在兩軍之間的地帶。「這個半年中，長春餓死了多少人？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你說那麽多「蒸發」的人，怎麽了？餓死的人數，從十萬到六十五萬，取其中，就是三十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28】

（3）土改。1950 – 1953年。「據有關專家保守估計，當年的土改殺死了200萬『地主分子』。一位美國學者甚至估計有多達450萬人在土改中死亡。」【29】許多「地主分子」遭到的酷刑的殘酷程度不亞於前文所列的晚清種種殘暴行為。

（4）反右運動。「在那場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遠為酷烈的運動中，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極右分子」、「右言分子」、「疑似右派」等各類「帽子」的，共約一百十萬人。此外還有六十萬工人、店員、農民等被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壞分子」，十萬人因發表「右派言論」引致成各色「分子」，共一百八十萬人，「未戴帽而受處分」者還不在內。」【30】這些人被羞辱、剝奪事業前途、關押、餓死；其中一部分人被槍決。

（5）三年饑荒（1960 – 1962年）。關於這個話題的研究和論述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楊繼繩的《墓碑》。【31】

（6）文革（1966 – 1976年）。對這段時期的殘暴行為的記錄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32】和鄭義的《紅色紀念碑（文革廣西吃人狂潮）》【33】。

（7）當代的不時見諸新聞、紀實報道和社會調查報告的暴力民族同化政策、暴力強製人工流產引產行為、民間暴力催債、監獄暴力、將兒童拐賣打殘之後強迫沿街乞討、割取囚犯和兒童器官等事件。

比較這些殘暴行為與清代的殘暴行為，可以看到許多相似的場面，這就是民族文化的相承性。

有些舊時的殘暴行為在當代有所改變，如殺嬰現象在當代已經幾乎絕跡。這是由於價值觀的演變：在當代中國的主流價值觀看來，活產下來的嬰兒與成年人有同樣的生存權利。但計劃生育時代的強製大規模人工流產，尤其是妊娠晚期強製引產的行為，也可以說是古代的殺嬰現象延續到當代的一個變種。另外，這種殘害生靈的做法從民間行為變成政府行為。

一個社會能容忍大規模的暴力行為，是因為這個社會的成員對暴力的受害者缺乏同情心。近日，在俄羅斯大舉入侵烏克蘭，烏難民大量湧向鄰國之時，中國的網上出現了要收留烏克蘭美女難民的帖子，外賣商家在同一個菜單上供應著俄羅斯水餃和烏克蘭水餃，好像是在俄烏足球賽的觀眾席上售賣零食。這些都是同情心缺失的例證。

在華人之中經常聽到的甚至有些似乎充滿正義的話也暗藏暴力傾向。近日「老壇酸菜」被曝出衛生問題之後，一位北美華人說：「這些黑心商人，不把消費者的利益放在眼裏啊。你把人當畜生啊？！既然是這種假冒偽劣產品就不要拿出國去丟人現眼，太丟人了！這種黑心商人就應該拉出去槍斃的！」【34】事實上，在中國現代的多次政治運動中，許多罪遠不至死的人、甚至無辜者正是在這樣的貌似正義的「審判」中被「拉出去槍斃」的。

殘暴行為在未來中國社會中的存在

一個人的所有行為規律可以統稱為他的習慣；這可以包括他願意追求些什麽、用什麽樣的方式去追求、對什麽事感興趣、以什麽樣的視角來看世界、以什麽樣的節奏生活、願意跟什麽樣的人打交道等。這些習慣一經在青年時期形成，就成為他的一部分，如同他的手是他的一部分那樣，通常終生不會改變。一個人要想改變自己的某些習慣，他首先要意識到擁有一些不同習慣的可能性。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他從有意識開始就生活在這些習慣之中，他經常完全不會想到還可能有別的看世界的角度、有其它更值得追求的事。在意識到這些習慣的存在及改變它們的可能性之後，他還需要有改變的強烈意願，最後還要有不懈的實踐。所以人的習慣極難改變。俗話說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說的就是一個人的習慣的強大慣性。

一個民族也有其習慣。這就是它的文化。一個民族想要改變自己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也需要同樣艱巨的努力。這就是為什麽一個民族的文化可以歷經千年和百代而完好如初。

本文所述的中國文化中的殘暴成分也遵從這樣的規律。這就是中國人看待他人、處理沖突的正常方式。這些成分彌漫於整個社會空氣中，生活在其中的許多人甚至無法意識到它們有任何不妥，更談不上意識到有另一些看待他人和處理沖突的可能方式。

對於長春圍城，龍應臺寫到：

「我百思不解的是，這麽大規模的戰爭暴力，為什麽長春圍城不像南京大屠殺一樣，有無數發表的學術報告、廣為流傳的口述歷史、一年一度的媒體報導、大大小小紀念碑的豎立、龐大宏偉的紀念館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領袖的不斷獻花、小學生列隊的敬禮、鎂光燈下的市民默哀或紀念鐘聲的年年敲響？

**長春圍城活活餓死了三十萬到六十萬人。圖：focus-center.blogspot.com**

「為什麽長春這個城市不像列寧格勒一樣，成為國際知名的歷史城市，不斷地被寫成小說、不斷地被改編為劇本、被好萊塢拍成電影、被獨立導演拍成紀錄片，在各國的公共頻道上播映，以至於紐約、莫斯科、墨爾本的小學生都知道長春的地名和歷史？三十萬人以戰爭之名被活活餓死，為什麽長春在外，不像列寧格勒那麽有名，在內，不像南京一樣受到重視？

「於是我開始做身邊的「民意調查」，發現，這個活活餓死了三十萬到六十萬人的長春圍城史，我的臺灣朋友們多半沒聽說過，我的大陸朋友們搖搖頭，說不太清楚。然後，我以為，外人不知道，長春人總知道吧；或者，在長春，不管多麽不顯眼，總有個紀念碑吧？

「可是到了長春，只看到『解放』的紀念碑，只看到蘇聯紅軍的飛機、坦克車紀念碑。

「我這才知道，喔，長春人自己都不知道這段歷史了。」……

「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敘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新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28】

每個中國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殺，因為那是別人幹的。長春圍城是我們自己幹的。不願意正視自己的瘡疤 – 如中國政府不願意正視「鐵鏈女事件」 – 是中國文化的另一個堅固成分。在如今繁盛富饒的珠江三角洲，沒有人記得一百多年前十萬人被斬首的世界奇觀；在同樣繁盛富饒的江浙，沒有人記得「那些曾經人口稠密的城鎮現在野獸出沒、在建築物的廢墟中做窩，雉雞的長鳴在四下裏回蕩」的歷史。

曾在幼時親歷長春圍城的日本學者遠藤譽也記錄了這段歷史，寫成《卡子 – 沒有出口的大地》，其日文版於1984年出版。「卡子」就是「共軍圍城的雙重鐵絲網之間區域」【35】。饑民走到那裏，被共軍攔截不許出去，而國軍又不許他們回城，於是在那裏大批餓死。那裏有「一望無際的屍體和難民，近處有啃人骨的成人、把血當奶舔的嬰兒……」【35】

「90年代《卡子》譯成了中文，曾任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和上海交大客座教授的遠藤，以為能在中國尋得一隅出版天地，但遭遇了幾乎所有出版社『過於敏感』的閉門羹。2011年遠藤再托一位認識的中共老幹部推薦出版該書，這名老幹部說，他的親戚也經歷過『卡子』事件，但出版書『還是等段時間吧……估計不會太久』。急於在有生之年揭露那段歷史的遠藤焦慮了。……她悲憤交集，決心在中國大陸以外出版《卡子》中文版，2014年由臺灣樂果文化出版社出版。」【35】

不願意正視這些殘暴的「習慣」，就更不必提改變它們的意願和努力，其結果是這些殘暴成分會在中國社會中一直存在下去。

從這些討論可見，把「鐵鏈女事件」歸罪於一個腐敗無能的政府於事無補。本文所記的殘暴行為橫跨清、民國和共產黨三個政權，也包括太平天國、三合會等短期地方政權，而其殘暴之性如出一轍。年輕的秦牧先生在寫完「私刑·人市·血的賞玩」不久後便參加了中共的軍隊，其動機恐怕至少部分是希望通過改朝換代來洗凈中國文化中的這些殘暴成分。其結果有目共睹。

並且就「鐵鏈女事件」對中共政權的撻伐反映的只是批評者一推了之的心態：罪惡都在他人那裏，與我無關。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歷史悠久的殘暴文化的一分子，正視我們自己心中的殘暴、冷漠和缺乏同情心是我們首先該做的事。在相當一部分中國人願意正視自己文化中的這些成分之前，同樣殘暴的事還會一直發生下去。

羅祖田先生在近作《大中國走向解體的歷史、文化、政治依據》中說：「常見一種說詞，生活中好人是多數。此說值得商榷。準確的說詞應是，生活中未作惡的人是多數。如果此說成立，那麽就要問一個問題，是多數人不肯作惡呢，還是沒條件作惡？」【36】從本文敘述的歷史來看，答案是後者。在和平時期被壓製的普通大眾一旦搖身一變為握有權力的太平軍、三合會黨、土改時期的農民、文革時期的造反派，其殘暴之性立顯。許多中國人的意識深處都藏著一條惡狗，在有條件時就會撲出來咬人。一些惡狗在社會中的肆虐會釋放出更多人意識深處的惡狗；很快中國社會就惡狗遍地。

在中國開始下一次社會動蕩時，許多人將會有了作惡的條件。那些大規模的殘暴行為會再次降臨華夏大地。

參考文獻

(1)「中國拐賣婦女現象深層分析」，https://www.rfa.org/mandarin/ytbdzhuantixilie/guaimai-funu/wy-03102022131034.html

(2)Thomas Taylor Meadows （密迪樂）,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view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national philosophy, ethics, legis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Academic Reprints, 1856. p. 450

(3)Samuel Wells Williams （衛三畏）, The Middle Kingdom –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中國總論》）,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3. pp. 240-241

(4)Williams, p. 543

(5)John Scarth （施嘉士）, Twelve Years in China – The People, The Rebels, and The Mandarins, Hamilton, Adams, and Co., 1860, pp. 148-149

(6)Arthur H. Smith （明恩浦）,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leming H. Revell, 1894. p. 202

(7)Scarth, pp. 147-148

(8)Smith, p. 210

(9)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猛進書屋，1962年。721頁

(10)Meadows, p. 169

(11)簡 612-613頁

(12)Williams, p. 631

(13)Williams, p. 600

(14)「中國食人史」，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9%A3%9F%E4%BA%BA%E5%8F%B2#%E5%90%8C%E6%B2%BB

(15)Stephen R. Platt,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Alfred A. Knopf, 2012. pp. 338-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