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康生，這位被稱為中國的貝利亞的中共特務頭子，在人們心目中，一直是位極度邪惡的反面人物，代表著中共最邪惡最黑暗的一面。而最近中共黨史學者余汝信出版他的新著《康生年譜》（《新世紀出版社》），以他發掘的最新史料，讓我們看到康生的另外一面。
年譜是中國獨有的一種記載歷史的文體，是按照年代記載某個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蹟，可以說是歷史人物的個人編年史，與人物傳記這類文體相比，年譜一般是「述而不作」，即只按照時間順序鋪排人物的生平事蹟，而不對這個人物及其所作所為給予評判和臧否，譜主的好壞留待後人或歷史研究者來評說。余汝信指出，中共官方修史，能獲得年譜編寫是一種特殊的榮譽待遇，只有官方定位「好人」的領袖級人物才有編寫年譜的資格，而被定性為負面的人物即「壞人」則沒有。康生是中共官方認定的「壞人」，和四人幫一樣，都沒有年譜問世。余汝信為「壞人」康生編寫年譜，也算是打破了一個由權力者主宰歷史的慣例。
在此之前，康生沒有年譜，但有傳記，不過有關康生的傳記都把康生寫成十惡不赦的壞人，有面譜化的傾向。
余汝信為康生編寫年譜，不是要用史料為康生翻案，是要用史料呈現一個真實的，多面性的康生。余汝信為他編寫的康生年譜加了一個副標題《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生》，余汝信解釋說，康生就是中共黨人的一個具象，所作所為無非一個標準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行為，他不比其他共產黨人好，也不比其他共產黨人壞。文革後康生被臉譜化、妖魔化，老共把他們團隊運作的所有壞事都堆在他身上，讓他做了背鍋俠。
比如中共最臭名昭著的內部清洗運動「延安整風」，不錯，康生是最重要的政治打手，迫害了無數的無辜者，這也是康生一生最為人詬病的經歷。但延安整風是中共的集體犯罪，落實到個人身上，需要承擔罪責的，除了康生，還應該有毛澤東、劉少奇、彭真等要人。而且毛澤東是禍首，最大責任者，但毛至今受到當局的推崇。余汝信指出，延安整風後期，劉少奇和彭真所起作用已超過康生，但二人在中共官方歷史定位中卻是「好人」。
延安整風一個標誌性事件為當代中國的第一宗文字獄，即作家王實味冤案。王實味在延安整風中因發表5000字的雜文《野百合花》批判延安的社會現實，被打成托派，於1943年被捕，被中共特務機關中央社會部監禁多年後，於1947年中共機關撤離延安時被殺害。處決王實味是誰下的命令？此後幾十年來自中共方面的信息或明或暗都指此人是康生，但1988年中共官方學者查到原始檔案，發現原來是當時中共晉綏公安總局負責人譚政文打報告，由當時的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批準殺害。王實味之死與康生實際沒有關係。
再如康生在晉西北領導土改，被指責很左很過火，但實際劉少奇比他更左更過火，讀余汝信《康生年譜》，劉少奇土改時的講話，殺氣騰騰，令人不寒而慄。如劉少奇1947年1月30日在晉察冀中央局幹部會議上關於土改工作的講話，宣稱要「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劉還說「地主反攻，殺我們的人，他殺我100人，我就殺他1000人，消滅他們。不殺則不殺，殺就要殺乾淨，殺他全家。」狠毒到不由我想起到明末的殺人王張獻忠。
康生無疑還是文革人道災難的罪魁禍首之一，但他的責任不會大過毛澤東和周恩來。毛周是中共的最高領袖，不能否定，否定毛周就等於否定了整個中共，所以一定要找某個倒霉鬼來背鍋。
但康生為何成為中共主要歷史罪責的背鍋俠？我想主要原因，一是他參與了中共多次內部權力鬥爭及內部清洗，而他多數是屬於整人的當權派，埋下了很多仇恨和個人恩怨。第二，他在文革站錯隊，站在了最終失敗的一方。文革後被打倒的中共當權派東山再起，造反派和支持過造反派的中共幹部全部倒台被否定，當然毛周除外。中共從建黨之日起，就不斷有黨內鬥爭，不是你整我，就是我整你，幾乎每個人手上都有同志的鮮血和淚水。但如果文革站錯隊，則十惡不赦，無法翻身。
康生一生雖整人不少，但據余汝信的《康生年譜》，康生是個相當複雜的人物，他一生也保過一些人，比如著名歷史學家陳垣、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吳德峰，以及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等。譚啟龍文革被批鬥，多次遭到拳打腳踢的殘酷暴力，曾被打成重傷，遂寫了封信給汪東興求救，汪東興將信轉給周恩來，周恩來再轉給康生。汪東興和周恩來都未對該如何處置譚啟龍表態，最後是康生批示給楊得志（譚啟龍倒台後繼任山東省委書記）和王效禹（山東省革委會主任），明確要求不能對譚啟龍「作噴氣式、下跪、毆打等違反政策的行動，應嚴加禁止」。最後保了譚啟龍，但文革後，譚啟龍回憶這段經歷，完全不提康生對他的保護，而將保他安全過關的功勞歸之於沒有表態的周恩來身上，因為康生此時已經被中國官方否定，成為壞人。至於造反派幹部王效禹，雖然他是中共老幹部，歷史上沒有什麼錯誤，但因文革佔錯隊，即徹底完蛋。甚至只要文革沒佔錯隊，所有罪惡都可以一筆勾消，比如廣西文革時的人吃人大屠殺事件，受害者高達50至100萬人，但罪魁禍首的廣西自治區主席韋國清卻未被追究任何責任。
康生一生緊跟當權者，可說善於投機，但他人生最後時候卻有反常的行為。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陳伯達被打倒後，康生開始稱病不出，引起毛澤東懷疑他是裝病，問周恩來「他是不是司馬懿？」
《康生年譜》引用康生保健醫生的回憶說，「康生自1970年11月開始厭食、拒食，體重下降10多公斤，並出現營養不良性水腫，身體衰落。」「主要症狀是懷疑別人在食物中下毒，因而不吃不喝，導致營養障礙、消瘦、脫水。他還有強迫症。後來，在他同意進食後，每頓飯的品種、食物和餐具擺放的位置、進食的順序都不能變，少有變化，他就大發脾氣，甚至不吃飯。他坐的位置也是固定的，他整日坐在沙發上，兩條腿放在前面的腳踏上，兩隻手分別放在兩邊的沙發扶手上，低頭閉目，長時間以這種姿勢坐著。」「他的情緒經常是抑鬱和煩躁交替，抑鬱期情緒低沉，對周圍事物無興趣，消極悲觀，煩躁期，他非常容易激動，雙手握拳不斷地做上下激烈鎚擊狀，滿面漲紅，呲牙裂嘴，大喊大叫，雙目半閉，上身坐起，⋯⋯不管抑鬱或煩躁，懷疑總是存在的，懷疑的核心是有人要害他，因而他拒食，拒絕服藥和輸液。」
康生這是否為裝病？看來不像，但明顯除身體狀況，精神也有了問題，有抑鬱症和躁狂癥現象。
這時中共文革已到後期，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已經歷詭譎莫測血腥激烈的幾波大起大落，政治形勢瞬息萬變，像走馬燈一樣，無數呼風喚雨的權貴，今天還和老大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揮舞小紅書，明日就會成為全國共討之的反動派份子。除了毛澤東一人，無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運，因而造成一個人人自危的恐怖氣場。康生這些所謂「久經革命考驗」的老革命是否也陷入惴惴不安，惶恐不可終日的恐懼中？他康生此時的健康，如果他的保健醫生所說屬實，如果他不是仿司馬懿故意裝病，精神狀態其實已經接近崩潰。
中國的貝利亞康生讓人感到恐懼，但諷刺的是，他在晚年到達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時候（中共十大，成為中共第4號人物，排名僅在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之後），也是他恐懼到精神崩潰之時。現在回頭來看林彪的病，很有可能也是險惡的政治形勢給他巨大精神壓力而造成的心理恐懼。我在網上看到有人猜測林彪此時可能是患上重度憂鬱癥。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康生的精神崩潰，不是出於恐懼，而是一生信念的動搖。雖然康生在中共特科心狠手辣，殺害顧順章的家人時，不怕兩手染上無辜者的鮮血，但應該不是因為他天性殘忍，而是出於他深信不疑的共黨革命理念：為了崇高的偉大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革命可以犧牲一些人或某些人，因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所以革命的手段可以很殘忍，很血腥。康生參加中共革命時，是家世良好，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青年，應該是基於理念而投身中共革命。但這種理念到文革後期是否已開始動搖？他對自己一生的革命信念是否也有了令他困惑不安的懷疑？
在文革時期，尤其是林彪事件發生後，很多因為理想主義而參加中共革命的知識人開始參透中共革命的真相而有深刻反思。《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作者張戎原是中共子弟，父親張守愚文革前任四川省宣傳部副部長，工作就是為中共革命做宣傳包裝，他經歷文革的殘酷鬥爭後，開始反思，說他當年因社會不公而參加中共革命，但「我這些日子一直在想過去。我是學徒出身，童年很苦，眼看社會有那麼多不公平。我參加共產黨，就是想建起一個公正的社會來。結果這個社會有多公正呢？」他還痛苦地告訴自己的兒子，如果他不明不白死去，就不要相信共產黨了。
康生臨終之前，除了健康惡化，精神瀕臨崩潰，也有很多反常行為，他突然對身邊工作人員大罵江青是叛徒、王八蛋。還找鄧小平、周恩來私下單獨談話，與周這次談話他是躺在擔架上，談了一個多小時，但談了什麼，外人不知曉，直到四人幫倒台後，才有傳聞說，康生告訴周恩來，江青和張春橋曾有過政治變節行為。康隨後約見王海容和唐聞生，舉報江青和張春橋，要兩人向毛澤東匯報。江青、張春橋是康生的政治盟友，康生舉報江青、張春橋，是否他最後一次投機？是否因為已預料到江青四人幫的最終下場，因而要劃清界限，挽救他的身後榮譽？
康生這種前後不一，表裡不一的現象應如何解釋？
為《年譜》作序的著名歷史學者秦暉提出了一個「測不準」理論，即在中國、蘇聯這種極權體制下，你無法根據一個人過往的公開行為預測他未來的動向和他真實的政治立場，比如斯大林死後的貝利亞或赫魯曉夫，沒人想到他們政治立場會來個180度的大轉彎。秦暉問到：按照康生一生見風使舵的特性，如果他活到毛澤東和周恩來之後，他會怎樣？這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本來，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來說，每個人都會有自己不同於他人的性格、情感、好惡、習性和理念，你走過的路會釋放出許多信息昭示你未來的走向取捨，別人也可以根據你過往的所作所為來預估你今後的動向。但這個觀察辦法在中共這樣一個列寧主義極權體制中則完全靠不住。因為在這個體制中，黨性、黨的紀律和黨的領袖高於一切，黨員只能服從照辦。這個體制不容許黨員有個人自由意志，因此為了生存，每個人都是多重人格，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戴著假面具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如果你要真實的，而非違心的生活，只有死路一條。所以才會有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和接班人林彪最後爆出竟然是最大的反毛份子，不但駕機叛逃，他的兒子還想暗殺偉大領袖，至於林本人私下也不是什麼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孔子的信徒。這種表裡反差之大超出了任何可以想像的空間。我至今還記得，林彪事件發生後的震撼效應。
那時我下放在四川安縣農村。每年一度的十一國慶節遊行沒有舉行，我們都覺得不尋常，但絕對沒有人想到真相會如此驚天動地。一位從成都回來，已獲知內幕的知青到我生產隊，神秘兮兮地問我：「你猜一下為什麼會取消國慶遊行？」我猜了半天，都不對，最後小心翼翼地說，「毛澤東或林彪病了不能出現在天安門？」「不是，是林彪駕機叛逃了，飛機墜毀外蒙古死掉！」我感受的震撼，猶如是面前爆了一顆原子彈。
所以，余汝信說得對，康生是一個中共黨人的具象，他的所作所為都是中共這個特殊政治生態培養出來的。康生有他個人的罪責，但他不能為整個黨背黑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