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柯德（唐小莉），台灣退休外交官。新近，台灣《中時新聞網》「海納百川」欄目刊載一組關於「北約不東擴承諾」的討論文章，作者唐小莉也轉發了她的2篇討論稿件於歐洲之聲。特此轉載，與讀者分享。
近來有評論再度援引「上世紀九〇年代，美國曾承諾北約不向東擴張」的說法，作為理解俄烏戰爭的歷史起點。然而，這種敘事在史料與外交實務上，實際上是一種被過度簡化、甚至被誤用的歷史迷思，有必要加以釐清。
確實，1990年德國統一談判期間，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在與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的會談中，曾提及「如果統一後的德國留在北約，北約的軍事管轄權不會向東移動一英吋」。但這段話的具體語境，主要聚焦於兩個問題：統一後的德國是否仍留在北約，以及北約的軍事部署是否進入原東德地區，而非針對整個東歐，更不是對未來主權國家永久不得加入北約的承諾。
事實上，當時的西德總理柯爾很快意識到，若接受這種模糊說法，將嚴重限制德國的主權與未來安全安排。因此，在1990年2月至7月間，柯爾多次與戈巴契夫直接會談，最終以「北約不在原東德部署外國部隊與核武」作為交換條件，換取蘇聯正式接受德國統一，並承認統一後的德國完整保留北約成員資格。
更關鍵的是，所謂「北約不東擴」從未以條約、備忘錄或北約集體決議的形式存在。無論在美蘇官方文件、北約檔案，或後來解密的外交紀錄中，都找不到具法律效力的證據。戈巴契夫本人在2014年也曾明確表示，北約是否向東歐國家擴張成員資格，並未成為當年談判的正式議題。這一點，經常在相關評論中被忽略。
冷戰結束後的北約東擴，發生於蘇聯解體、華沙公約瓦解之後，是波蘭、捷克、波羅的海三國等新生主權國家，基於自身安全考量主動提出的申請，並經過漫長談判與各國國會批准的結果。將這一過程簡化為「西方違背承諾」，不僅忽略了這些國家的主權選擇，也在歷史與法理上難以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2年入侵烏克蘭時，俄羅斯總統普丁的正式對內對外論述，主要集中於「歷史統一論述」、「去納粹化」與「去軍事化」，而非指出某一具體條約遭到違反。所謂「北約背信」的說法，更像是一種事後建構的政治敘事，用來為既定的地緣政治行動提供合理化框架。 面對戰爭與宣傳，更需要對史實保持嚴謹態度。若以一個並不存在的「不東擴承諾」作為論證基礎，不僅無助於理解俄烏戰爭的真正成因，反而模糊了主權選擇、安全困境與戰後歐洲秩序等更值得嚴肅討論的問題。歷史，不該被簡化成政治口號，而應成為公共討論中可以被查證、也經得起檢驗的基礎。
哀悼不能顛倒因果──再談「北約不東擴」的歷史迷思
俄烏戰爭造成大量無辜死者，對此表達哀悼，是任何文明社會最基本的情感。然而，正因為戰爭代價如此慘痛，更需要警惕一種常見的論述陷阱：將今日的悲劇，反推為三十多年前「本應存在、卻未簽署的條約」，從而顛倒歷史的因果關係。
1990 年德國統一談判期間，北約與華沙公約仍同時存在，冷戰結構尚未瓦解。當時的談判重點，在於統一後德國的國際地位與軍事安排，而非重塑整個歐洲的安全秩序。波蘭、波羅的海國家，乃至今日的烏克蘭，既非談判主體，也尚未取得今日所具備的完整主權地位。
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若要求以條約形式明定「北約不得向東擴張」，實際上等同於由當時的大國，替未來才會出現的獨立國家，預先放棄其安全與聯盟選擇權。這樣的安排，不僅在法理上難以成立，也與冷戰結束後強調主權平等的國際秩序背道而馳。
也有人以美國當年在古巴飛彈危機中的作法為例，主張大國對周邊安全的高度敏感，本就具有合理性。然而，這樣的類比忽略了一個關鍵差異：古巴飛彈危機涉及的是核武器的前沿部署，而非古巴是否被剝奪選擇聯盟的權利；更重要的是，該危機最終是透過相互克制與撤除部署化解，而非以軍事入侵否定一個國家的主權作為解方。
歷史同樣不能忽略實際發生的進程。蘇聯與華沙公約於 1991 年迅速解體，並非 1990 年談判時任何一方可以合理預見的結果。冷戰後北約的擴張，發生在既有安全架構瓦解之後，是中東歐新生主權國家基於自身歷史經驗與安全考量所做出的選擇，而非某項既存承諾遭到違反的結果。
因此，將今日的戰爭責任，轉化為對三十多年前「未簽署條約」的遺憾，既無助於理解歷史，也模糊了真正應被檢視的問題：為何在 21 世紀，仍有國家選擇以武力否定鄰國的主權與存在。 對無辜死者的哀悼，理應促使我們更嚴肅地看待侵略決策本身，而不是在事後建構一套看似合理、卻經不起歷史檢驗的敘事。唯有釐清因果，公共討論才能避免被情緒牽引，朝向更負責任的方向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