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書評》編者按：2025年11月13日，哈佛校報《The Harvard Crimson》發布了一篇爆炸性調查報導《Email Cache Reveals How Former Harvard President Larry Summers Stayed in Jeffrey Epstein’s Orbit》，公開了美國國會監督委員會新解密的數百封電子郵件，其中有哈佛前校長Larry Summers在2000年代中期與Jeffrey Epstein的交往。Larry Summers2001年以「能管錢的強人」身份成為哈佛校長，獲董事會奉若神明，權力空前。他把哈佛當成「全球最強知識企業」：狂換華爾街團隊、祭無上限獎金、槓桿拉滿、利率交換、私募占比近50%、囤Allston數百英畝地、賣學院命名權，2001-2005年校產從182億衝到259億，年化近20%。實則把哈佛變成超級對沖基金。2008危機爆發，所有地雷齊炸：現金斷流、補保證金數十億，被迫發60億美元五十年高利債救命，單年蒸發110億，Allston爛尾。早在2006年，董事會已因燒錢失控與風險被無視，逼他辭職。他離開時說：「我不是被教授趕走的，是被錢趕走的。」
2025年11月13日，哈佛校報《The Harvard Crimson》發布了一篇爆炸性調查報導《Email Cache Reveals How Former Harvard President Larry Summers Stayed in Jeffrey Epstein’s Orbit》，公開了美國國會監督委員會新解密的數百封電子郵件，證實Larry Summers在2000年代中期與Jeffrey Epstein的交往遠比外界已知更頻繁：不止多次私下晚餐、Epstein曾兩次造訪Summers的校長官邸，甚至在Epstein已被定罪後，Summers仍於2013-2019年間接受他捐款給哈佛相關計畫，並在郵件中向Epstein求助政治建議與個人生活諮詢。這件事迅速被媒體放大，引發哈佛重啟調查、Summers暫停教學與辭去OpenAI董事會職位。
但對熟悉Summers的人來說，這並不意外。他從來都是那個相信「只要結果夠好，過程可以談」的人。也正是他，把哈佛徹底資本化，再也回不去了過去的哈佛。
Lawrence Summers ，1954年出生於紐澤西的猶太中產家庭，父親Robert Summers是賓大經濟學教授，母親Anita Summers是麻省理工數學教授，兩個叔叔分別是Paul Samuelson與Kenneth Arrow——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Summers十六歲進MIT，二十八歲成為哈佛正教授，三十一歲終身職，三十五歲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四十六歲美國財政部長。
2001年，四十六歲的他成為哈佛三百七十五年歷史上第一位猶太裔校長，當時也被認為是學術與政策的完美結合，卻沒想到他帶來的是華爾街最激進的資本邏輯。對於這段時期哈佛的最生動的紀錄，來自2005年出版的《Harvard Rules: Lawrence Summers and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University》，作者Richard Bradley（前《George》雜誌總編輯）透過五十多位內部人士訪談與檔案，講述了Summers如何把哈佛從古老貴族大學拖進資本市場。這本書2005年8月出版時，Summers當時還在位，Bradley拿到的第一手訪談與文件極其珍貴（包括董事會成員匿名爆料、HMC內部郵件、風險報告原件）。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這本書被稱為「最神準的預言書」，因為書裡提到的所有地雷（利率交換合約、私募資本呼叫、Allston房產燒錢、流動性危機）兩年後全數引爆。
2001年的哈佛，前校長Neil Rudenstine因憂鬱症長期請假，哈佛公司（Harvard Corporation，只有七人的最高權力機構）近十年沒有換血，成員多是傳統律師與老校友，對金融市場一知半解。1990年代末網路泡沫讓校產基金小賺一波，但2000年泡沫破裂後立刻賠掉近兩成，董事會驚魂未定，急需一個「能管錢的強人」。Summers正好符合他們的完美人選：前財政部長，曾把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玩弄於股掌之間的傳奇人物。於是，一個弱勢的董事會，遇上一個強勢的校長，這導致在哈佛歷史上，出現了校長權力獨大的一段時期。哈佛最高權力來自七人董事會，當時的董事會主動把權力拱手讓出，甚至連校產基金投資策略都要Summers親自點頭。董事會成員後來私下承認：「我們覺得他是神。……我們給了他一張空白支票，而且我們還覺得那張支票開得不夠大。We thought he walked on water… We gave him a blank check. And if anything, we thought we hadn’t given him a big enough one.」[Bradley, 2005, p. 97]
Summers上任的第一百天，就在馬薩諸塞廳的私人晚宴上對董事會說了一句讓全場安靜的話：「哈佛不該只是大學，我們要成為全球最強大的知識企業。“We’re not just a university. We’re going to be the most powerful intellectual corporation on earth.”」[Bradley, 2005, p. 73]（這句話不是修辭，而是他未來五年的行動綱領。他相信，一個機構如果不能像企業那樣高效滾動資本，就不配坐在世界頂端。“The most powerful intellectual corporation in the world.”這句話更是成為他的口頭禪。
他第一個施展其宏圖的地方，就是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簡稱HMC）。過去，HMC是一群穿花呢西裝的老紳士，靠60%美國股票、30%債券、10%現金的保守配置，穩穩拿8-10%的年化報酬。Summers上任後不到一年，就把平均年齡四十五歲以上的老派投資團隊換血，換成一群三十出頭、剛從高盛、索羅斯基金跳槽過來的「火箭科學家」。他親自面試每一個高階交易員，開出的條件是：獎金無上限，直接比照華爾街最頂尖的對沖基金2-and-20結構。2003年，HMC的薪資表在校內洩漏，五名員工年終獎金超過2500萬美元，其中一位固定收益交易員拿到3500萬美元，相當於當時全校文理學院院長薪水的70倍。校內教授群情激憤，Summers在教職員會議上回應：「如果我們付不起最好的交易員，就不配擁有全球最好的校產基金。」[“If we can’t afford the best traders, we don’t deserve the best endowment.”p. 187，2003年教職員會議,Bradley, 2005]
他給HMC的指令只有一個：把錢滾得比所有人都快。現金與國債的比例從30%一路砍到5%以下，因為「現金是懶人的藉口“Cash is for lazy people.”」（p. 201）。他鼓勵團隊用衍生品加槓桿，最著名的就是利率交換合約：當時聯邦基金利率只有1-2%，哈佛簽下數十億美元的合約，固定支付低利率給銀行，換取浮動收入，表面上看每年穩賺數億美元，實際上埋下2008年虧損18-25億美元保證金、高達20億美金債務的地雷。私募股權與創投占比從不到20%被拉到接近50%，包括大量鎖定期十到十二年的基金，資本呼叫條款苛刻到「三十天內不打錢就沒收全部已投金額」。他甚至讓HMC買下美國東岸數十萬英畝的商業林地，理由是「木材是通脹避險資產。Timber is the ultimate inflation hedge.」（p. 208）2004年，哈佛一度成為美國私人最大的木材持有者。
與此同時，他啟動了哈佛史上最野心的房地產資本操作——Allston計畫。他親自飛到波士頓市長辦公室，拍桌子要求重新分區，然後用校產基金的現金流，低價囤積Allston區數百英畝工業用地與廢棄工廠。2004到2007年，哈佛在Allston計劃砸下超過30億美金（2004-2007實際花費約18億美金），計畫五十年內把校園從劍橋一路擴張到查爾斯河對岸，蓋新科學園區、藝術館、商業住宅綜合體。他對董事會說：「這不是蓋校舍，這是買下波士頓的下一個世紀。This isn’t about building buildings. This is about buying the next century of Boston.」（Bradley, p. 254）背後的邏輯完全是房地產私募基金思維：先用低價鎖住土地，等待城市更新帶來的數十倍增值。
他還把募款變成資本遊戲。2004年，他把「命名權價格表」正式寫進募款手冊：捐2億美元可以命名一個學院（例如Sackler家族後來捐的藝術博物館），捐1億美元可以命名一個學系，捐1500萬美元可以命名一個講座教授席位。2005年，他甚至與新加坡政府談判，差點把哈佛醫學院的一部分研究生課程搬到新加坡，換取對方10億美元捐款——最後因為教授會強烈反對才作罷。2005年，他甚至考慮過把哈佛商學院的部分EMBA課程外包給線上平台，理由是「邊際成本幾乎為零，回報率無限」（原話：Once the content is produced, marginal cost close to zero, return close to infinity. This is the closest thing to printing money that a university can legally do.p. 269）。雖然最後被教授會否決，但這件事讓全校第一次意識到：校長已經把大學當成一家可以切割、打包、證券化的資產。
2004年11月，時任HMC風險控管主管（後來2008-2016年CEO）Jane Mendillo提交標題為《Liquidity Stress Test: What If?》的報告，警告在「利率上升300基點＋私募資本同時呼叫20%＋股市下跌30%」的最差情境下，哈佛將在90天內出現45億美元現金缺口。Summers則在報告摘要頁寫到：“Extreme scenarios do not happen. Keep loading.”（極端情境不會發生。繼續加碼。）（Bradley, p. 236–237）這八個字後來被《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PBS Frontline紀錄片反覆引用，成為「Summers時代傲慢最經典的物證」。
2005年夏天，Summers親自批准一筆當時哈佛史上最大的單一私募承諾：向Apollo Global Management承諾10億美元，鎖定期12年，資本呼叫條款是「隨叫隨到，90天內不付就沒收全部」。同年，他讓HMC買進智利與烏拉圭共35萬英畝的桉樹林，理由是「中國城市化會讓紙漿價格暴漲」。2006年，哈佛一度成為全球大學系統裡最大的商業林地持有者。
Allston的土地收購更是瘋狂。2005到2007年，哈佛透過空殼公司悄悄買下Allston北區的鐵路貨場、屠宰場、廢棄啤酒廠，甚至包括一塊曾經是馬薩諸塞州最大的垃圾掩埋場。2006年12月，波士頓環球報突然發現「哈佛已經成為Allston最大的地主」，引發居民抗議。Summers親自出面回應：「我們不是投機客，我們是長期持有者。We are not speculators. We are long-term holders who believe in the future of this neighborhood」（p. 261，2006年12月20日Allston社區大會） 但內部文件顯示，他曾對董事會說：「當地居民的反對是短期噪音，長期回報會讓他們閉嘴。The opposition from the neighbors is short-term noise. The long-term return will shut them up.」（p. 258，2005年董事會閉門會議）
2005年10月，HMC固定收益團隊又簽下一筆50億美元的利率交換合約，這次是與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固定利率1.8%，期限30年。交易員後來在2009年國會聽證上承認：「這筆交易是Larry親自打電話催我們做的，他說『這是百年難得一見的機會』。One trader later recalled: ‘Larry got on the phone himself and said it was a once-in-a-century opportunity. Those were his exact words. We did the trade because the president of Harvard told us to.’」[Bradley,P 241]
在Summers的經濟操作下，哈佛的校產基金從2001年的182億美元，2005年衝到259億美元，5年漲幅42%，年化報酬率長期超過16-19%，遠遠打敗絕大多數大學與對沖基金。若是只是看數字，似乎很成功，但這是一場高風險賭局，Summers 實際上哈佛變成了一隻「超級槓桿對沖基金」，賺得快、也差點死得快。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閉的那一刻，Summers的豪賭正式崩盤。利率暴漲，利率交換合約瞬間變成負值，銀行要求哈佛立刻補交18-25億美元保證金；私募股權基金同時發來資本呼叫，總額超過15億美元；12月的薪水、研究經費、承包商款項、學生獎學金，全部要現金。哈佛帳面上還有350億美元資產，卻拿不出10億美元流動現金。股票賣了就是實現巨虧，私募股權根本沒人買，Allston的地更變成負資產。
2008年12月到2009年6月，哈佛做了373年歷史上從未做過的事：先向銀行借15億美元應急，再在2009年1月一口氣發行25億美元五十年期稅務債券，利率高達6-7%，後續又追加10億美元，總共新增近60億美元債務。這是哈佛第一次為了「活下去」而借錢，而且是最貴、最長期的錢。2009財年結束，基金暴跌27.3%，蒸發110億美元。
耶魯、普林斯頓、斯坦福同期也重倉私募股權，跌幅都在20-25%，卻沒有一家需要發行五十年期債券救命。因為它們保留了20-30%的現金與國債緩衝，槓桿只有哈佛的1/3。哈佛則把現金壓到5%以下，把槓桿加到極致。債務的利息從2009年開始每年燒掉2-3億美元，累計已超過50億美元。Allston計畫直接凍結，已經買的地變成爛尾，工地停擺十幾年。
2006年2月21日，哈佛校長辦公室突然發出一封只有三句話的電子郵件：「親愛的哈佛社區：經過與董事會深思熟慮的討論，我將於本學年結束後辭去校長職務。——Larry Summers」。這封信沒有致謝、沒有遺憾、沒有解釋，像一封CEO向股東宣布離職的冷冰冰聲明。全校震驚。
原來三天前、2月17日的董事會秘密舉行會議上。那一天，馬薩諸塞廳二樓的小會議室裡，七名董事會成員（Harvard Corporation）首次集體對Summers發動總攻。會議由Senior Fellow（董事會主席）James R. Houghton主持，出席者包括前美國財政部長Robert Rubin、波士頓環球報前老闆Nannerl O. Keohane、以及剛加入不久的Penny Pritzker（後來的商務部長、現任的董事會主席）。桌上擺著三份致命文件：
第一份是Allston計畫的最新預算：原本預計2005-2010年花30億美元，現在已經燒掉18億美元，卻連一棟主體建築都還沒動工。
第二份是HMC內部風險報告。2005年那份被Summers批「極端情境不會發生」的報告，被重新印出，旁邊附上高盛與摩根士丹利最新的保證金要求預估：如果利率再升100基點，哈佛可能一次要吐出15億美元現金。
第三份是最致命的：2005年12月文理學院（FAS）第二次「對校長不信任投票」，這次以253票對137票通過——哈佛373年歷史上，第一次有學院連續兩次公開否決校長。
會議持續了七個小時。據後來《紐約時報》與《Crimson》的多方訪談重建，Summers一開始仍試圖反擊：「你們給了我權力，現在市場只是暫時波動。You gave me the authority. The market is just experiencing a temporary dislocation.”」（p.346）但董事會已經徹底翻臉。Rubin（他當年財政部的老上司）親口說：「Larry，我們不是在討論市場，我們是在討論哈佛能不能活過下一次利率會議。Larry, we’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market anymore. We’re talking about whether Harvard can survive the next interest-rate meeting.」最後一擊是Houghton遞給他一張紙：上面寫著「立即辭職」或「董事會公開宣布撤銷對你的信任」兩個選項。Summers盯著紙看了整整兩分鐘，然後說：「我選第一個。」（Bradley, p. 363）
當天晚上，董事會成員分頭打電話給十幾位關鍵教授與院長，通知他們「事情已經解決」。第二天，Summers在私人晚宴上對最親近的幾位幕僚說：「我不是被教授趕走的，我是被錢趕走的。I wasn’t driven out by the faculty. I was driven out by money.」（Bradley, p. 364）這句話後來被寫進Richard Bradley的《Harvard Rules》結尾，成為經典註腳。[Bradley, 2005]
Summers離開麻省那天，只帶了一個紙箱，裡面裝著他父親送的舊計算機和幾本經濟學書。兩年後，2008年金融危機把他的地雷全部引爆，2006年的董事會的狠招救了哈佛一命。此後，董事會從此把校長的韁繩握得死緊，任何後來的校長（Faust、Bacow、Garber）都再也拿不到Summers曾經擁有的權力。
2010年4月22日晚，紐約四季酒店頂樓宴會廳，《經濟學人》主辦的年度閉門金融峰會「The Buttonwood Gathering」剛結束正式議程，轉入只有八十位對沖基金經理與銀行CEO參加的私人晚宴。餐後，主持人半開玩笑地問Larry Summers：「現在回頭看，你2006年被哈佛趕走，是不是因為你太超前了？」全場安靜下來。Summers把紅酒杯轉了半圈，笑了一下，說了那句至今仍被反覆引用的話：「我只是讓他們早些習慣了現實。I was just getting them used to reality a little early.」——從今天的美國反觀Summers的話，這一點他似乎做到了。
轉載自《波士頓書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