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人士對民族問題有個認知過程
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王國興的發言，他說道：民族問題對民運人士來說，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也是一個很沈重的話題，是我這個能力之外的一種話題，我只能談談我自己的一些經歷和心得。民運與各個民族團體的合作，其實也是一個逐漸的過程，因為我們不是一步就認識到這個問題，甚至對我本人來講，對這個問題以前是無知的、非常無知的，包括很多高級知識分子都是如此。我記得94年我第一次遇到一個場面。
那時老席談內蒙古獨立，講的就像脫口秀一樣，用了很多俚語笑話，大家覺得是在聽一個笑話，講一個非常不可能的事情，講一個不存在的事情，但大家還能包容。然後在晚上聊天喝酒，有一個知識分子，是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員，唱一首滿江紅，他完全沒有意識到席海明在場，意識到中國存在民族問題，他完全沒有想到席海明的感受，當時老習就急了，差點動手打起來，我們那種反差、那種吃驚，當時也並不覺得那是中國存在的一個問題，只覺得是他個人的問題。
1994年，民運已經敢於與其它民族團體接觸了。在94年之前，嚴家祺和萬潤南去拜會過達賴喇嘛，達賴喇嘛給了2個忠告：
第一、你們要做堅持20年以上的打算。我想當時大家未必能聽進去，我本人肯定是沒聽進去，我當時覺得大概兩三年就可以殺回去。
第二、還給了一個建議，中國民運要重視跟各民族兄弟的這種合作跟團結。當時也未必能聽進去，因為我們對這個問題太無視太無知了。
然後經過很漫長的過程，通過對聯邦制的討論等，諸如此類有過很長時間的變化，這當中也有中共民族政策的惡化，使中國的民族問題走向國際化，也使我們民運在面對國際社會的同時，從反面來講我們不得不一邊各民族兄弟團體走到一起，當然有主觀有客觀的，有主動有被動，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
現在中國的民族問題，幾乎成了一種政治正確的話題，就是你不提這個問題好像不是中國問題，有很多人對這很反感，但是香港問題是民族問題嗎？台灣問題是民族問題嗎？顯然不是。
老席經常引用一句話，叫你們漢人經常講，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就用這句話，叫非我同制，其心必異，同是同樣的同，制是制度的制，這個現在等於是台灣與香港，在不同的制度下，其心必異。
我真正近距離親自去接觸少數民族朋友，我發現大家本質上作為人來講沒什麽太大的區別，你受你的文化教育，我受我的文化教育，我們在西方也逐漸願意接受這種歐盟似的、或者非歐盟似的也無所謂，你願意獨就獨，願意合就合。但就我個人來講，你讓我完全去解構拆散這種大一統情結，在我心裡覺著還確實挺難，即使我十分認同，自治也好獨立也好，但是我不能說我一點痛苦沒有，我不能說我一點感覺沒有，我不能說我已經到了一種半神的程度。
中國未來，聯邦也好，邦聯也好，獨立體也好，走向另外一個意義上的大一統，所謂的中華文化真正有所發展、有所提高、真正的自信，你應該站在這個高度上有所建構，我覺得我們要共同努力。
要得公道打個顛倒
胡平對海玉爾的提問，對席海明的質疑，對丹增的呼籲，對王國興的疑慮……給出了很好的解說與答案。
他對處理民族問題有個形象的比喻，「要得公道打個顛倒」，這也是他正出版的新作的書名，全書研究和探討的是中國的民族問題。
胡平說：作為漢人，我們在思考少數民族問題的時候，一定要學會換位思考，設身處地的替少數民族思考，可將自己設成藏族、維族、蒙族一員，然後重新思考原先同樣的問題與矛盾，這麽一來，很多問題就變得清楚了，變得貼近了，變得明白了。
毫無疑問，今天的中國民族問題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盡管中國憲法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區域自治，但實際上呢，大家都知道所謂民族區域自治徒有虛名。這些年來，當局更是在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指導下，以推進中華民族一體化和國家認同的名義，強行去除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就使得民族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因為在中國當局看來，他的邏輯很簡單，他認為在中國少數民族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就是因為有少數民族，就是因為少數民族有他們自己的特殊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比如有他們的特殊的語言，特殊的生活習慣，特殊的宗教信仰等等。如果去掉了他們這些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那麽少數民族問題就不成其為問題了。簡單的說，如果各個少數民族都被漢化了，都被同化了，都不知道自己是少數民族了，都不覺得自己是少數民族了，那麽少數民族問題也就不存在了，這些民族問題、民族矛盾自然就不存在了，他們就是這麽個邏輯。
十幾年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馬戎，他就很鮮明地提出這種觀點，他說：中國所實行的民族政策，那是學習蘇聯的，是學習蘇聯史達林搞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區域自治，先後識別出了56個民族，政府給每個國民都定下了民族的成分，然後使中國各個民族之間的人口邊界非常的清晰，並實行以民族整體為對象的政策，這樣就強化了各個民族民眾的民族意識，因此就催生和助長了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和獨立思想，所以這種做法是錯誤的，是跟著蘇聯學的。馬戎說：我們應該學美國，應該學印度，你看美國印度也是多民族國家，但是美國印度人家就不搞什麽民族自治嘛，人家強調的是這個國家憲法，強調的是國民的公民權，而把種族、民族族群的問題，主要當成文化差異，不允許各個民族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權利，那麽他的這種觀點，打出的牌子是反對蘇聯那一套，放棄蘇聯那一套，學美國，學印度，那麽很多人看起來似乎不錯，說中國很多東西就是學蘇聯而學壞的，而且蘇聯干脆是加盟共和國，都成了國了，所以後來就分裂了。
中國還是自治區，還沒到國。一些自由派人士、自由派學者、一些民運人士都接受了這種觀點，這個觀點當然毫無疑問是完全錯誤的。你談到美國，不錯美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美國確實看上去好像沒有實行什麽民族自治的制度，可是美國和中國不一樣，因為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所謂不實行民族自治，那是對於作為移民的各族裔的美國人，比如說我們華人，我們中國人，我們到美國來了，那本身就意味著我們自願放棄了華人、就是中國人的一些認同，我們自願在一個以白種人為主體的、以英語為國語的這麽一個國家生活，如果你覺得不自在了、不舒服了，那你可以回去，可以回到你的祖國去。可是你要是在中國、在新疆、在西藏、在內蒙古這些地方，維吾爾人、藏人、蒙古人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讓他們也必須接受完全接受漢語文化，放棄他們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文化，讓他們在自己的家鄉都成為一個外鄉人，成為一個邊緣團體，那當然就不公正了，那完全不一樣，中國現在要在少數民族做的事情，就是對這些民族使用同化，強制性的手段，維藏蒙族沒有地方可去了。
我們在美國的華人，如果我們覺得在西方生活不自在，因為語言文化不一樣，種族不一樣，我們可以回去。你在新疆、在西藏、內蒙古，你在人家自己的故鄉去強行推行漢化，讓人家沒有地方可去了，所以這兩種當然不能同日而語。
美國也有民族自治的，比如說對印第安人就有保留區，印第安人保留區就是高度自治的，另外在阿拉斯加還有愛斯基摩人自治區，他們都是原住民族，他們不是移民，他們本來就在那兒，因此國家就要尊重人家的習慣，尊重人家的風俗，尊重人家的文化，允許和同意地方自治。在西藏的藏人，在新疆的維吾爾人，在內蒙古的蒙古人，當然是原住民族，所以中國哪怕要套用美國的例子，他們也應該享有自治的權利。另外我們知道在很多國家，主要是一些民主國家，對原住民族都是實行民族自治的，比如：加拿大、紐西蘭、丹麥、瑞典等，這種先例很多。
在中國，漢人占了90%以上，漢文化占了絕對優勢，所以少數民族就面臨著強大的被漢化的可能性。而中國當局這些年來所採取的進一步強化政策，毫無疑問就是剝奪少數民族自己的民族意識，剝奪他們的民族認同，要做到這一點，大家可以想像中國政府就是依賴於暴力、依賴於殘酷的暴力，這是我們看到的在少數民族地區發生了種種反人道的行為、反人權的行為，甚至我們稱之為「文化滅絕」，或者「種族滅絕」，都是來源於這一條。簡而言之，中國現在所做的，就是要從文化這個角度上，使少數民族不再是他們的原來的民族，消滅掉這些少數民族，所以說這一狀況是「文化滅絕」、「種族滅絕」，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那就很清楚了。
歐洲華文媒體話語權蕩然無存
法國漢學家瑪麗•侯芷明（Marie Holzman）教授，提出了一個嚴峻而嚴肅地問題：民主世界不能懈怠。這些年來，中共的意識形態已延伸至海外，他們是在潛移默化地進行著。比如：當年歐洲各大城市的機場、火車站都有中文報紙，《星島日報》、《歐洲日報》等，這些華文媒體基本上是中立客觀的，眼下這些報紙早已消失，而填補這一空白的新聞文化市場，恰恰是中國政府的紅色媒體如《歐洲時報》，或者說是大批的親中僑民主辦的媒體如《華商報》。
這一提醒，揭示了一個基本事實。近十年來，中共政府強勢涉外、一手遮天，完全操控了海外華語媒體的話語權。誰控制著國際華語信息管道，誰就掌握了海外四千多萬僑胞的命脈……。北京發出一個聲音，遍及全球各地的華僑界，華語媒體等便會積極響應，幾乎就是一呼百應。顯然中共政府壟斷了國際華文話語權，這與自由、多元的現代文明格格不入，是在挑戰普世價值觀，阻礙世界文明的健康發展。
人們常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問道、尋道、聞道、獲道、行道，必須銜接五湖四海的民間僑界，必須贏得人民的支持。海外漢語版塊是一個大群體，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化解民族矛盾的金鑰匙
化解民族矛盾的金鑰匙在哪里？尊者達賴喇嘛說：在我們自己的手裡。我雖然不信教，但我明白，「宗教是人類政治生態平衡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是人類精神思想的重要基礎。」我曾數次拜見達賴喇嘛尊者，每一次聆聽他的教誨，都是一次心靈的凈化，是精神養料的充實，我相信尊者的率直和懇切，相信尊者的仁慈和愛心。
尊者是如何解讀民族矛盾的呢？我有這樣的記述：
1、漢藏民族之間確實存在問題，而這些問題是人為造成的。世界上這類人為自找的麻煩比比皆是，漢藏問題是典型的人為因素，是人為製造的難題，需要人們共同去溝通和解決。
2、處理民族矛盾和衝突，不要執著於「你」或「我」，而是凸顯「我們」。我們不是敵人，而是在共同處理和解決問題的對手。西藏民族是一個具有歷史和智慧的民族，我們彼此要保持友情，如與朋友般相處和對待，爭取互利雙贏的結果。
3、雙方接觸交流，了解真相，承擔起尋求化解的責任。
這些平實的語言和道理確實打開了我困頓的心結。
結語
若要繼續說，真是說不完，程翔指出香港原來的民間草根組織中就被安插了黨支部，現在這些組織都已解散了。長平沈痛地報告剛建成的「六四網上紀念館」，已經遭到滅頂之災。尤根•卡爾強調台灣在歐盟和德國公眾界的能見度提高了，成為朝野關心的議題。港人蕭瑩沈痛地指出，如今香港不僅沒有思想自由，連沈默的自由都沒有。狄雨菲批評，六四剛過去，華僑社會還有一些反對中共的紙媒，如今都漸漸消失，中共的統戰無處不在，而歐盟的國家對此不了解，也不重視。廖天琪指出中共大外宣具有侵略性，並且不計成本，在紐約時代廣場放映一秒鐘的圖像價格是70美元，而中國包租下來，放出宣傳性的視屏，動輒半小時，並且不斷重複，付出天價也不在乎。蔣揚次仁遙隔天涯的祝賀……。這麽說吧，這次會議確實收獲不小。海玉爾會後告訴我：參加了會議，我才知道這麽多漢人是理解我們、支持我們的，我可以打消疑慮，今後我們一定加強合作！瑪麗•侯芷明教授誇獎會議非常成功。周蕾也說「會議有深度有內容有廣度，與會者的知名度、水準，遠超過去……」。
借此，也要感謝華盛頓的《光傳媒》和紐約的《明鏡電視》相助，會議全程網絡直播，世界各國的網絡與會者達七百餘人。
10月1日上午11點至下午14點，會議組織了與會朋友們，及德國其它一些民間社團，在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前舉行了示威抗議活動，主題是：抵制北京冬奧會（Boycott Beijing Olympiecs 2022）。(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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