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接到李江琳女士給光傳媒的投稿《遲到的感恩和悼念》，以紀念李蔚先生。文章質樸感人，細數他們的「君子之交」以及對藏族的關注，還特別提到希望用我提供的李蔚子女的「訃告」照片，當然我們在編輯時將它放了進去。此情此物勾起我許多回憶以及對那片土地的無限感懷和思念。
我的記憶從青海高原開始
作為在青海長大的人，青藏高原不僅是個地域概念，也是歷史文化密不可分的現實存在。在此生活的人自然就會遇上當地土著藏族、土族、蒙古族以及回族、撒拉族等各少數民族，擁有這些人做朋友也是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
1966年，本人三歲的時候，隨父母支援三線建設，舉家搬遷到青海省西寧市。彼時距1958年藏區起義以及隨後的「平叛」結束已經好幾年了。但即使在當年「分散、隱蔽」的三線建設政策指導下，我們地處偏僻，且是封閉的準軍工企業，關於藏區平叛的種種傳說、兇殘血腥的消息還是陸陸續續地傳了過來，身邊經常遇到這樣的人和事：某某進藏、某某歷險，包括衛校的醫生、車隊的司機、復轉的軍人等，甚至熟悉的法官鄰居，訴說著各自平叛的版本。
所有這些版本，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或隱或明、充滿神秘。說者欲言又止、掐頭去尾，官方似乎也並不鼓勵，這使人多少有點恐懼感，大都回避或不關注，如屋子裏的大象。我亦如此，中學的歷史老師偶爾講一點「平叛」的血腥；中學藏族同桌說其舅舅參與1958年藏族起義，被判二十年期滿了仍杳無音信、生死不明……
不聽、不想、不信，一種遠離的態度，似乎一接近就變壞，就變成了階級敵人。
難以忘卻的淒慘故事
斗轉星移，自從辭去青海民族大學教職，下海經商十餘年後，我又回到當地經營起東湖賓館，往返北京和西北，在此期間結識了各領域的諸多朋友。
大概是2011年一個夏日傍晚，西寧一位市領導來賓館餐廳就餐，因來得早些，便在一起聊天。他說道：當年「平叛」時從藏區玉樹、果洛州拉過來的犯人裝在悶罐車裏，「像沙丁魚罐頭一樣」擁擠不堪，從牧區到西寧監獄走了近一個星期，沒吃沒喝沒通風，而且草原的冬季特別寒冷，到了地方「一打開車門，從裏面劈裏啪啦掉下來好多犯人，直挺著屍體像木頭一樣落下來，後面的幾排都凍死了，非常慘。被趕下車來的人匍匐在地乞求水喝，而當時圍觀者多被中共洗腦，對其非常不友好，故意不給乾凈水……」。
我被震驚了，從不曾有過的震驚！由於和該領導比較熟悉，大家聊得比較多，他對此進行反思，認為當時平叛的政策不正確、不人道，對此也質疑中共、質疑漢族。
整體來講，江胡時代尚有一些空間可以思考和反思，體制內外的人們也據此在進行不斷的探索，嘗試拓展更大的空間，雙方此長彼消時時博弈中。
這件事極大地刺激了我，許久不能平靜。那情景像電影畫面一樣，在腦海裏不斷回放，使我又聯想起不久前另一樁印象深刻的事情：某公檢法高官來賓館開會，他是內地回族，看起來非常正統，平時不茍言笑。寒暄論及籍貫時，他卻說，「我家鄉在xx山區，好的、能種地的地方都讓你們漢族占了，少數民族都在邊區唄。」聽罷瞠目結舌、無言以對。
點點滴滴，加上身邊的眾多各族好友，使我開始思考，關注少數民族問題。我想為他們、為藏族做些事情。
看不見硝煙的戰爭
時機來了，約2014年，蘭州教會帶信說某教友想尋找貴德縣的資料為父親「平叛」平反，讓我幫忙協助。這些資料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也從此開啟了我對青海地區1958年藏族起義及以「平叛」名義進行的血腥種族滅絕的調研。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藏區「叛亂」，始於1956年3月。在當時的西康省理塘縣打響了藏族起義的第一槍，然後迅速蔓延開來。1957年至甘肅甘南藏區、1958年至青海藏區，1959年才蔓延到核心的西藏地區。這場涉及雲南、四川、甘肅三省部分，青海大部以及西藏全境的藏族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起義，至1974年四水六崗衛教軍結束抵抗運動先後進行了十余年。四分之一多的中國「領土」牽連其中，中共動用了蘭州軍區、成都軍區、北京軍區，陸軍、空軍、航空等諸兵種的正規軍和蘇式最新裝備，在藏區進行空前的屠殺。
這是中共政權對全體藏族人民的宣戰，是一場真正「看不見硝煙的國內戰爭」。藏族人民英勇反抗，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和損失，犧牲無數生命。
青海省的起義始於1958年4月17日，是日在第十世班禪喇嘛故鄉、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發生了武裝暴動。肇始於甚受敬重的加乃化仁波切——曾任十世班禪的老師、循化縣副縣長——被以開會名義誘捕，民眾對此事以及合作社中財產被收歸國有不滿，在崗察鄉牧主奴日洪布帶領下要求釋放加乃化仁波切，扣押鄉黨支部書記、砍斷電線桿、打死工作組組長。接著撒拉族頭人也率眾加入，二族合力圍攻縣城，史稱「循化事件」，由此拉開了青海藏區的大規模起義。
當時青海省轄一個地級市、一個行署、六個自治州，分別是西寧市（省會）、海東地區、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黃南藏族自治州、玉樹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除西寧和海西外，其餘六州地區均陷入進來，尤其以海南、果洛、玉樹三州最為嚴重，系「全叛區」。雙方戰爭進行得特別殘酷，當地人民死傷嚴重，大屠殺均發生這一區域。
在調研的過程中，我們先後到黃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縣柯生鄉黃河岸邊現場，在那裏成千上萬逃避戰亂的藏族平民被解放軍合圍，而趕進滔滔黃河（李江琳《當鐵鳥從天空飛過》245頁），見到了當年父母為避子彈而將孩子埋在河灘上沙土中的幸存者；到了對平民及婦女無差別處決的「貴南慘案」現場；到了誘騙開會而在會議室聚殲二三十名藏族的「過馬營慘案」發生地。並對中共在平叛名義下在全省進行的種族殺戮進行了系統的資料整理和研究。因為對藏族問題共同的關注，自然也結識了很多藏族人民的老朋友——當年援藏、關心藏族人民福祉的漢族幹部，李蔚就是其中之一。
與駐青海老報人相識
第一次見李蔚老先生大約是2017年冬。李蔚先生身材高大儀表堂堂、博學多才出口成章，他的文筆好，且得過許多獎，具備老一代知識分子所有的家國情懷，對國家和民族充滿感情，希望中國能盡快實現民主。他自1950年3月分配到青海，至1992年離休，在此工作長達42年，曾任光明日報記者站站長，非常了解當地的情況。我自然希望從李蔚這裏了解1958年藏族起義、「平叛」擴大化，以及眼下的涉藏政策。
那日天氣很冷，他陪生病的夫人一起住在北京和平門附近（記不清楚）的一個老年看護中心。他的夫人很漂亮、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當年是青海省人民廣播電臺著名播音員，年輕時在陜北學習播音，講話字正腔圓，曾是臺裏的臺柱子，比他名氣大的多，以至於在介紹李蔚時，都會說他是xx的丈夫，他自己也笑稱「我是家屬」。
李蔚的夫人病得很重，那個所謂老年看護中心介於賓館和住院部之間，盡管位置偏僻，要轉好幾條胡同才找到，但是提供膳食兼藥品發放，有護士值班，托管老人很方便。在這個破舊的三層筒子樓裏，擠滿了病人。那個中心人滿為患，走廊裏坐的也是病人，有的似乎精神不太好，自言自語坐著說著什麽。那裏氣氛不很好，空氣也不流通，但是管理很嚴格，限時探望，大門常鎖著，因為有病人出去回不來的事情發生。李蔚夫婦住一間，房子很小，二個窄小的、甚至不到一米寬的床，中間放一張小桌子。房間沒多余地方，我進去後只好坐到他夫人的床上，聊了一會便告辭出來。
李蔚送我到大門口約好了再見。回返時在通往地鐵的人行天橋上，一個全幅武裝、穿著軍綠色大衣的武警小戰士嚴寒中直挺的站在那裏，「又出什麽事情了？」我心裏暗問，這麽多的地鐵站、這麽多出口，這需要多少人力、花費多少啊！那個小戰士警惕的眼睛看著來往的人，令人恐怖，更增加了冬天的寒意。
不久我再次去看李蔚，商量著給他做口述歷史，我們熟了就直接約到附近一個很小的茶館見面。
彼時習近平倒行逆施、加速全面倒退已經昭然若揭，709大抓捕及各種收緊也在進行中。「大氣候變了」，我們都格外小心。他指著窗外坐在胡同中心小馬紮上的北京大媽說，「這種事情居然現在也發生了」——該北京大媽站在胡同道路的中間，不用任何手續可以攔著任何她想盤查進出的人員，或給人家宣傳「黨的政策」。
我們都意識到談話的敏感性，聲音很小地交談，幸好當時茶館裏沒其他人，老板忙著自己的事情，沒有關注我們，倒是我們盯著他，同時希望茶館裏不要有其他人出現。這是我們聊的最開心的一次，以往他的夫人擔心他說話「犯錯誤」，經常提醒他不要多說或打斷他的話題，以致溝通大受影響。
李蔚對民族血案舊事的回憶
李蔚先生為人正直、勇於擔當。在1984年轟動一時的省委領導之子殺人的「楊小民案」中，冒著極大風險撰文上報北京，最終使官員子弟伏法，民間稱快。在中國向中央狀告地方大員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智慧，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他在宣傳系統工作幾十年，理論水平非常高，具有丰富的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经验，及走遍基層處理紛繁複雜事務的經歷，故此對中共的虛假宣傳和殘酷統治，令他有著深刻的感受，對此進行反思、探究著中國的未來和民族關系。
他談到親歷1950年中共建政之初鎮壓反革命時的野蠻濫殺：當時不僅「有告示上打勾處決xx的方法」明著殺人，還有「沒有海報、沒有通報、什麽都沒有的」偷著殺人，或者說隨意殺人。他說，有天晚上，他加班很晚回家。單位離宿舍很近，沿著城墻轉彎走就到了，但是突然腳下被絆倒，用手一摸是個斷了氣的屍體，細看地上都是血、橫七豎八地躺著一大片，嚇得他逃之夭夭。第二天驚魂未定去單位遍查，卻沒有看到當時通用的處決公告。
他曾親眼目睹鎮反時一個知識婦女被捆綁著趕往刑場，當時那個婦女特別的鎮靜，勇敢面對，毫不畏懼，其出眾的氣質使他印象深刻。即使60多年後、一個甲子過去了，老先生還是那麽深刻的記住那個女囚，直言沒有見過如此美麗、端莊大氣的女子——「即使所有的電影明星疊加也拍不出那樣的風采」。他一直好奇這個」女特務「到底犯了什麽罪被處決，又是什麽原因使她那樣堅定自己的信仰，坦然面對生死。
李蔚先生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他最大的貢獻是開啟並推動給「1958年藏區叛亂」平反的工作。
長期以來，藏族人民對當年的「平叛」無限擴大、殺戮無度以及大量沒收財產意見很大，尤其作為青海唯一的康巴藏區玉樹州情況最為嚴重，影響至今。此處一藏族長者含著眼淚、顫抖著聲音地對筆者說：「58年殺人太多了……死人太多了，每個帳篷（家）都有人死亡或被抓，我逐一進行了核對。」同時，由於康巴人彪勇善戰，玉樹地區海拔高（平均4000米以上），漢族士兵不能適應，中共使用「以夷制夷」手段調動蒙古族、回族騎兵來此參戰，使得世代友好、擁有共同宗教信仰的藏族和蒙古族產生間隙，也使各民族關系很緊張（楊海英《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第七章「血潮滾滾玉樹」 P263頁）。
據統計1957-1962年藏族總人口減少約20% （《青海省誌·人口誌》87頁，西安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這是官方記載，實際數字遠高於此。著名的青海塔爾寺主持、阿嘉仁波切曾向本人證實，僅他的家族中包括父親、親戚和經師在那場屠戮被捕被殺者「二十八、九人」（《逆風順水》第200頁）。
另據1982年青海省委第55號文件，全省因叛亂罪共抓捕85285人，占當時全省總人口近5%，藏區藏族被捕人數占當時牧區總人口的8%，而青海省高院的數字則是牧區總人口的9.1%（《青海省四年來（58-61）人民法院工作總結報告1962年12月22日)。其中，重災區玉樹州、果洛州平均被捕人數高達當地人口總數的15%以上，而海南州興海縣比例最高，其中藏族人口減少28%，被集訓（集中營）人數占總人口44%，其中竟有70%以上是婦女兒童；其次是玉樹州曲麻萊縣，總人口的1/3被捕，（詳見附件1，1958年青海平叛擴大化統計表）。
這些失去的生命都以青壯年男子為主，以致草原上（當地對藏族牧區的稱呼）沒有男人，剩下的都是婦孺。聞聽我做口述歷史，先後數人對我說，「你到牧區去做吧，我們草原上沒有男人了」，——令人震驚，這觸目驚心的說辭在隨後我們團隊的調查中得到印證。
高原的民族沈冤何日重見陽光
八十年代初，中國進入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時代，社會環境有所鬆動，很多中共建政以來的問題得到反思和糾正。於是，李蔚抓住機會於1980年初以《光明日報》記者身份寫內參（附件2），籲請平反「平叛」擴大化，這成為一個導火索，經時任青海省委副書記紮喜旺徐（附件3.紮西旺徐簡介）批示，引起了北京中央政府的重視，從而最終推動了「平叛」擴大化的平反，並且最終中央於1980年撥1670萬元用於平反補償（附件4.青海省委統戰部1981年4月23日［41］號文件《關於解決1958年平叛擴大化遺留的問題經費報告》）。
此事改變了數十萬藏族人民和家庭的命運，功莫大焉，功德無量。藏族人民感謝他，平反當年「在省委舉辦的少數民族聯歡晚會上，省委書記紮喜旺徐同誌特地向與會各族人士介紹了我，大家長時間鼓掌，對我表示贊許。我十分感動」（《中國事務》www.chinaaffaairs.org 轉載李蔚發言）。
青海省是人口稀少、多民族居集的落後地區，據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全省有42個少數民族，漢族人口299萬人，占50.53%；各少數民族人口293萬人，占49.47%，其中藏族約110萬，占總人口約24%、回族15%、蒙古族2%，遠高於全國平均數漢族91.11%，少數民族8.98%。
歷史上青海漢族多是流放及戍邊而至，中共建政後亦然，並加大流放功能，大興監獄、囚禁重犯、政治犯（魏京生先生曾囚禁於此）、流放右派、失勢高幹（陶斯亮等）、各種受處分人員以及三線建設中整建制地、系統地從內地遷移企業，形成了當地獨特的新型移民社會——流動性強且沒有地方勢力。其勞改系統特別發達，是全國主要勞改基地，擁有諸如德令哈、塘格木、香日德、浩門、青海湖（著名的全國五大勞教營之一）等大量監獄。上世紀六十年代高峰時監獄系統生產值約占全省1/4強。改開後這些監獄開始式微，以致撤並。但在暴君習近平任內，監獄系統開始關押新疆維吾爾人，舊的、曾經破敗遺棄的監獄紛紛被修整、擴大重新使用。由於關押者人數劇增，在西寧北郊大通縣修建新的巨型監獄，這些和曾任新疆黨委秘書長、曾在青海勞改系統工作過的李鵬新有著密切的關系。監獄系統是晴雨表，真實反映當下中國政治。
青海當地的執政者幾乎都是外籍官員，同時又是邊防前線新疆、西藏的後方基地，尤其涉藏基地，是民風淳樸的小地方。那裏有一批當年在藏區工作過的援藏幹部，他們與藏區有諸多交集。他們文化水平高、正直不阿，有強烈的責任和擔當，反對漢族沙文主義，非常關心藏區的狀況和藏族的生活，對其痛苦感同身受，對民族關系、國家的未來有著深刻的關切，同時也有許多藏族幹部參與其中，他們紛紛寫書或發表文章，有著巨大的影響力，稱「青海現象」，諸如，李蔚、韓有仁、尹曙生、馬萬裏（曾任省委書記）、達傑、趙振華、次仁頓珠、那倉等人，以及許多像李蔚一樣默默無聞的體制內外良知人士。
李蔚為漢人樹立了榜樣
李蔚對民族政策焦灼和悲憫溢於言表，不僅自己身體力行，而且還對體制內的朋友韓有仁先生進行支持和鼓勵，為韓有仁反映青海藏區平叛屠殺的書《一場被淹沒了的國內戰爭》奔走聯系，並在作者受到迫害時為他呼籲。
論到當年推動平反時最驚險的細節，當屬李蔚的報告上報導紮西旺徐書記那裏以後所發生的，當時執政的幹部多是「平叛」有功而高升者，尤其在藏族幹部中這個問題相當突出。當年他們被中共洗腦，「平叛」中身先士卒、對自己的同胞大開殺戒、骨肉相煎，迫害有加，甚至可以說是踏著同胞的屍骨高升。現在如果平反，意味著以前做錯了，他們下不了臺、不能面對，抵制者各個層級的幹部都有，阻力很大。當然，他們也是中共的工具和棋子，最終也是受害者。
鑒於此，據說，紮西旺徐書記為減少阻力獨自一人到北京，行前沒有跟省委打招呼，到北京後用盡辦法「巧遇」鄧小平，報告「平叛」擴大化，最後拿著鄧的簽字後方才班師回青，正式啟動大規模平反運動。李蔚知其全過程，作為一個當事人，親歷其中很多精彩細節，均是珍貴史料。我們約好等他夫人出院安頓住了，到西山我家裏做這段口述歷史，他先做準備，屆時將詳細說出當年所經歷的細節並提供文字文件，以為後人留下歷史真相。
此後我幾次打電話給他，因為奔波忙綠經常出差，我們始終沒有碰上雙方合適的時間。到2018年習近平反動倒退，全面收緊，形勢越來越惡化，出獄的709朋友先後數人告訴我專案組在審問他們的時候反復追問到我，或其家屬帶信要我小心，同時已確切得知我由國保『升級為國安監控「，彼時我在北京、青海的住處都有明顯的警方跡象，我心裏非常著急，電話裏又不能明說（被監控），幾次打電話催請他上山來坐坐，他全然不知情況緊急，總是說不急，等等，等合適了……
當年秋季我流亡美國，鑒於他年紀大、子女在體制內重要崗位、怕被牽連幾無聯系，然竟不料，不久，友人發來關於他的訃告，他於2020年10月22日去逝。又失去了一位同道、一位令人尊敬的長者，帶走了歷史、帶走了良知，我內心非常難受。
李蔚先生是他們那個時代良心知識分子的代表，在中共緊抓不懈灌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邪惡真相，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中國最終要走的是民主憲政道路。他對中共的殘暴統治有著深刻的認識，對人民遭受的苦難有著切身感受。他堅守公正、道德良知、堅守人性常識，一個平凡人卻做出不平凡的事業，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對大肆殺戮給藏族人民帶來的災難極力解救，他希望國家向好，希望民族平等和睦。
在表達對李蔚先生敬意的同時，我們不應忘記，中共殘酷統治是我們祖國苦難的根源，我們當永遠紀念象李蔚那樣為了公平、正義，為了中國實現憲政民主不計得失、前赴後繼、付出生命和巨大個人代價的志士仁人。
李蔚先生，最後請允許我代表國內不能發聲的藏族同胞，感謝您為他們所做的一切，感謝您對他們的支持和幫助。同時誡勉自己做藏族人民的朋友，繼續關注和支持藏族人民的事業，和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為保存自身文化，爭取自由公平、實現中國憲政民主而共同奮鬥！
李蔚先生，向您致敬，向您所代表的良知中國人致敬！
王安娜
2022年7月21日於華盛頓
光傳媒首發
附件1、1958年青海平叛擴大化統計表（王安娜《1958年青海藏族起義及在「平叛」名義下種族屠殺報告序言》2021年3月10日光傳媒）
附件2、李蔚先生以《光明日報》記者身份所起草的內參（李江琳《遲到的感恩和悼念》光傳媒2022年7月18日）
（原件首頁）
《光明日報》內參稿，請審閱。
同意發。紮喜旺徐元月五日
2500字 1.8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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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一九五八年平叛鬥爭擴大化問題嚴重
據記者從最近召開的青海省統戰工作會議上了解：
青海省一九五八年平叛鬥爭擴大化問題很嚴重，使這個地區二十多年來民族關系上結了一個大疙瘩，急需很快解決。
青海省百分之九十六的地區是牧業區。一九五八年，牧業區一些地方發生了反革命武裝叛亂。對叛亂進行平息，是十分尖銳的階級鬥爭。平叛鬥爭完全是必要的、正義的，主流是好的。但是由於當時省委主要負責人對形勢作了「左」的估計，平叛中發生了嚴重錯誤。據最近零星反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抓人太多。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只有廿地公社羊讓部落二十五個人參加叛亂，在平叛中全縣卻逮捕了六百五十八人。這個州平叛前後，共捕辦、管製、勞教、監督勞動、戴帽子的一萬0五十七人，占全州總人口的百分之七點四。其中，在關押勞改期間死亡的兩千二百九十一人。在全面叛亂的十個區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群眾被集訓。集訓中由於生活困難、疾病等原因而死亡九百二十一人。黃南藏族自治州是在叛亂平息以後捕人的，同仁、澤庫兩縣分別逮捕了一千九百六十九人、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均達到總人口的百分之十。澤庫縣賽日德三個小部落逮捕了三百0五人，其中有二百四十人死於在押期間的勞教中，占捕辦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九點三，而這裏面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冤、假、錯案。
二、對叛區和非叛區未加區別。當時全省六個自治州中，玉樹、果洛兩州基本叛亂，海南、黃南兩州局部叛亂，海西、海北兩州沒有叛亂。但是當時省委作出了「牧業區發生全域性叛亂」的錯誤估計，擴大了打擊面。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縣幷未叛亂，但在「先發製人，防患未然」的思想指導下，由上面擬定捕人數字，全縣捕辦了六百四十九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四點五。另一個未叛亂的地區——澤庫縣恰科公社尕什紮四小隊和多禾茂的五個小帳圈，被捕辦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九點八。海南賽宗寺沒有叛亂，為「預防叛亂」，打死了該寺的活佛、阿卡和寺院的長工十八人。貴南縣四次集體錯殺無辜群眾八十六人。一次把四十多個群眾召集在會議室裏「開會」，幾個手榴彈捆在一起投進去，全被炸死。一次把三十多個群眾誘騙下山，幾十頂帳篷堆在一起，點火燒了，人被一陣機槍掃射打死，其中絕大多數是貧下中牧，內有黨員一人、團員二人，年齡最大的七十歲，最小的十五歲。
三、誤整了一批少數民族幹部和愛國的民族、宗教上層人士。海晏縣幷未叛亂，但是少數民族幹部被捕辦了六十七人，占全縣少數民族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三。澤庫縣團委書記楊旦，對抓人時嚴重地捆綁吊打看不慣，說了句：「捕辦是法律，亂打亂捕不好。」被說成同情反革命，逮捕入獄，死在勞改隊。這個縣當時有愛國的民族、宗教上層人士五十五名（其中，「千戶」三名、「百戶」十四名、活佛三十三人），多數沒有參加叛亂，但在平叛中全部被逮捕。和日部落的「千戶」哇加，是副州長，解放後一直靠攏政府。甘南叛亂後，他聽到消息，就積極動員本部落的人向政府交槍，說服群眾不要參加叛亂。叛亂平息後，他到省上參加了人民代表大會，獎了一面錦旗，但回到州上就被捕了。海南州政協委員普魯哇，在平叛中多次冒著生命危險，為我平叛部隊偵察敵情，爭取群眾，多次立功受獎，但是平叛一結束就被逮捕法辦。這個州的民族、宗教上層代表人物中，原來安置在省、州、縣、區擔任科以上職務的一百四十三人，平叛中捕辦了一百一十九人，占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三點二二。
四、平叛期間，只要被看作「叛匪」，物資即被全部沒收。據調查，貴南縣僅一九五八年四個月時間，沒收的現金、存款、銀元、羊毛、皮張、糧食、面粉、民族裝飾品等共折價達四十八萬元。這還只是沒收財物中有帳可查的部分。大宗的財物、成群的牲畜，沒收後，無帳可查。到底沒收了些什麽，弄不清楚。負責沒收的，有商業科、財政科、統戰部、辦公室、公安局、宣傳部、畜產公司、稅務所、供銷社、民兵連、步騎大隊、糧站、農場、外貿公司、勞改隊、集訓隊、獸醫站、運輸隊、銀行、鄉政府……，不論任何單位、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沒收他人的財物，而沒收來的東西，管理又很混亂，問題不少。
對上述問題，青海省於一九六二年曾根據西北民族工作會議精神作過一些解決，但是由於「左」的思想的影響，此項工作沒有做完，遺留問題很多。藏、漢民族關系一直比較緊張。（「最近，青海省委書記紮喜旺徐『藏』在黃南調查時，連續走訪了五十多頂帳篷，沒有喝上一碗奶茶『這是藏族對來客起碼的禮貌』。」——此句定稿時被刪去。李蔚註）。據反映，玉樹駐軍下鄉時連馬草馬料也買不上，藏民不給賣。小孩子哭鬧，大人嚇唬說：「漢人來了！漢人來了！」小孩就不敢哭了，把民族隔閡心理傳給了下一代。黃南宗教首領夏日倉，一九五八年因策劃叛亂被捕，但當地群眾說他沒有搞叛亂，要求征聘復查他的問題。去年十二月此人死於監獄後，同仁、澤庫兩縣多數群眾在春節期間，不喝酒，不穿新衣，不放鞭炮，不走親戚，以示悼念。前不久，達賴的歸國參觀團，到夏日倉寺院參觀時，上千群眾自動圍上去，哭訴說：「我們的寺院拆掉了，活佛抓掉了，紅保（頭人）沒有了」，影響不好。據玉樹軍分區一位負責同誌私下估計，由於民族關系緊張，牧業區重叛的可能性不能說完全沒有。
粉碎「四人幫」以來，隨著其他方面政策的落實，這個問題顯得愈來愈突出。玉樹被判刑的三千多人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現在要求復查。海南共和縣原文衛科副科長格洛，年老病重，刑滿釋放後，盼望在死前將沈冤得到昭雪。本人死後，家屬又指望在她死前為丈夫伸冤。
在最近召開的青海省統戰工作會議上，來自牧業區各地的同誌強烈要求徹底解決平叛中的遺留問題。大家說，甘肅省甘南地區叛亂問題，逐人作了調查，落實了政策；雲南沙甸事件作了平反；寧夏固源地區八次叛亂問題也解決了，我們有什麽理由要把擴大化問題繼續拖下去呢？大家建議省委：
一、把復查解決平叛擴大化問題作為當前落實政策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來抓。
二、將省委原來關於牧區叛亂問題給黨中央的報告，根據事實加以修訂，重新上報。
三、組成省、州、縣調查組，深入基層，了解情況，拿出具體的政策規定。
大家反映：在青海牧區這樣落後的地區，在落實政策、引導群眾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原則下，由國家適當撥一筆款，作為某種補償，在政治上是有利的。
本報駐青海記者李蔚
附件3·紮西旺徐簡介（維基百科）
紮喜旺徐（藏文：བཀྲ་ཤིས་དབང་ཕྱུག་1913年7月28日－2003年10月16日），男，藏族，西康瞻化人，曾任青海省人民委員會副省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青海省委員會主席、青海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1]紮喜旺徐先後當選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
紮喜旺徐出生於西康省瞻化縣（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龍縣）的一個牧民家庭。1935年初，紅四方面軍來到甘孜，建立「博巴政府」，紮喜旺徐很偶然的當上了」民族代表」負責軍務，逐漸對紅軍由好奇轉為支持。1936年5月，博巴政府（即「藏人政府」）在甘孜成立，紮喜旺徐任騎兵連連長。1936年7月，紅二方面軍也來到甘孜，紮喜旺徐幫助紅軍籌集糧食、宣傳政策。後紮喜旺徐、桑吉悅西（天寶）、薩拉等藏族青年跟隨紅軍北上到了陜北，他是紅二方面軍唯一的一名藏族戰士。1949年9月，西寧解放後，以紮喜旺徐為首的工作團到果洛地區，果洛獲得和平解放。與原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喜饒嘉措交往。當時青海省雖然成立，但果洛地區仍然處於封閉狀態。1954年1月1日，果洛自治區成立，紮喜旺徐任主席。1954年9月，紮喜旺徐作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前往北京出席會議。12月，紮喜旺徐任青海省人民委員會副省長。是當時青海惟一外地來的藏族領導幹部。1955年7月，果洛自治區改名為果洛藏族自治州，為首任州長。
1957年，全國人大民委、國家民委領導主持在青島召開了民族工作座談會，紮喜旺徐作了簡短發言，談了一些民族工作中值得註意和需要改進的問題。為此，1958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中，紮喜旺徐和馮白駒作為兩個「地方保護主義」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紮喜旺徐被「三撤三留」，即撤除中共八大代表、青海省委常委、書記處副書記職務，保留全國人大代表、青海省委委員、副省長職務。
紮喜旺徐反對以開荒生產的名義破壞牧場，主張保護草原。1959年，紮喜旺徐對「平叛擴大化」提出意見，認為在「在去年的平叛鬥爭過程中，的確存在著嚴重的擴大化錯誤」[4]。後紮喜旺徐被撤銷中共八大代表資格、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長的職務，並送往中央黨校學習。在青海出現大量人員餓死情況後，省委書記高峰被撤職，紮喜旺徐恢復副省長職務。1962年，在蘭州召開的民族工作會議，紮喜旺徐作報告發言，得到李維漢肯定。同年8月，李維漢受到批判，紮喜旺徐等人受牽連。1964年，副省長職務再次被撤銷，紮喜旺徐被調往中央民委政法司任司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紮喜旺徐被定為「走資派」、「地方民族主義」，被稱作「雙料黑貨」，先後被下放到吉林、湖北進行勞動改造。1972年，在周恩來關照下，紮喜旺徐返回北京，重新擔任政法司司長。1979年後，紮喜旺徐得以平反，並歷任青海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等職。1981年2月，紮喜旺徐進京提交報告材料，要求解決1958年「平叛擴大化」的問題，胡耀邦專門舉行了書記處會議，對報告予以認可。同年6月27日，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布釋放1958年涉及的人員。11月，紮喜旺徐任青海省人大主任。1997年8月，紮喜旺徐任青海省政協主席。[1]2003年10月16日，紮喜旺徐在北京去世。[1]
附件4· 青海省委統戰部1981年4月23日[41］號文件《關於解決1958年平叛擴大化遺留的問題經費報告》，對中央所撥專款進行了分配：玉樹州520萬，海南州310萬，果洛州270萬，黃南州260萬，海東地區160萬，海北州60萬，海西州50萬，西寧市40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