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的《新德意志報》上出現了文化版編輯克勞斯‧賀布克對比爾曼的正面攻擊，題目是「他最怕的就是責任二字」。很不尋常的是，這些攻擊是直接針對我個人的，以往發動的運動往往都是給那替罪羊一頓好打，這次叛徒被點名了。攪屎棍賀布克要求：「對付那種主張意識形態共存的人，我們要更具攻擊性的精神。」十二月十六至十八日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十一屆全會，比平常該黨不定期舉行的全會要弔詭得多。大會上要討論黨的總路線以及定下的來年計劃。全會就如同它的名字，是中央委員會集中起來商討當下的問題，比如外貿、重工業或農業等。若要了解十一中全會為何如此歇斯底里震撼了東德的文化政策的話，就必須知道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本來是準備要舉行一個經濟全會，討論的主題是關於東德和最重要的夥伴蘇聯之間破碎的貿易關係。東德需要原材料，蘇聯需要高級的工業產品，只不過那時候是由老大哥來替小兄弟定價的。
全會開始兩星期前，在東德和蘇聯的經貿協定即將簽字的前夕，東德經濟部長兼國家計畫委員會的主任，埃里希‧阿佩爾(Erich Apel)於上班時間，在自己辦公室以公務用手槍自殺身亡。頓時謠言瘋傳，不僅在權力機構也在省一級，大家都在猜測事件的原因和背景。我無法了解為何這樣一個老滑頭的掌權者竟然也會精神崩潰 ，我只知道這個自殺事件引發了上層結構的恐慌。上面的大佬決定，預定的全會依然召開，不過只討論一個比較不敏感的主題：文化政策。他們十分害怕，於是決定，與其跟蘇聯同志們起爭紛，那還不如關起門來打狗，對付自家那群藝術家和作家們。這場狩獵自然準備不周全，運動是急就章推出來的，這樣才發生了全會把東德唯一的電影製片廠全年生產的影片，都一鍋端打入冷宮的事情。簡直是歇斯底里！這種一刀切的作法，特別令人感到出人意外的戲劇性，因為最迷人的一株樹沒被砍掉，反倒存活下來，這是弗蘭克‧拜耳拍攝的、關於某個社會主義的建築工地上發生矛盾衝突的片子：「石頭的痕跡」。
除了那些影業界的人之外，被點到名的還有羅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史蒂芬‧海姆(Stefan Heym)和沃爾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昂納克在他公開發表的講話中，對我們致以「封建貴族式」的褒獎。這位烏布利希的儲君指出，我的詩詞和歌曲不僅是病態地仇視國家和黨，也是一種美學的梅毒，確切地說是色情文學。
宣傳機器全面開動了，《新德意志報》上整版整版的文章，地區性的報紙，從史維辛市到萊比錫和德累斯頓，都是同一口徑的仇恨言論。還加油添醋地附上來自怒火中燒、發自靈魂深處的人民企業或農業生產隊積極份子的讀者投書，以及熱愛國家和黨的文藝界人士的表忠心投訴。
這些批判運動對我是個教訓，讓我學到了一個新的論戰名詞和它的意義，這是通過漢娜‧阿倫德才流行起來的詞：「極權統治」。現在發生的事跟以前那種的小小的禁令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全盤的否定判決也有一種解放性的意義，因為處在這樣的生存災難中，一個人不能做他自己。要不就當個機會主義者低下頭，要不就變得更加極端，變得比真正的自己更為粗礪，成為如圖畫書冊一般 ，一眼就能看穿。
海姆和哈弗曼是我緊密的朋友，對海姆我是十分感念的。四月間， 我已經受到唾棄，卻還沒有被取締時，他幫我加入了國際筆會的東德分會，成為會員。筆會是英國人創辦的，按照章程，要加入這個高級的文學組織只能由正式會員推薦，通過秘密投票才行。海姆很得意地告訴我們他的陰謀。他推薦了我，我被在場的筆會弟兄接受了。對於此事我很高興，這樣被承認不僅能提高我的聲望，也能為我撐起保護的柵欄，來抵禦每日來自上層的小戰役。但在《新德意志報》副刊的一則公告裡，新加入東德筆會的作家姓名都公布出來，我的名字卻不在上面。
在海姆和哈弗曼的建議下，我寫信給筆會的秘書長克雷許瑪爾女士，詢問這個失誤的緣由。這位女士簡短的回信我至今還保留著，她寫道：沒錯，我是入選為筆會會員，但是她既沒有通知我，也沒通知報社，因為我僅只一票的多數被選上。她設想我會拒絕接受差額這樣小的舉薦。我很有興味地回信給她：「尊敬的克雷許瑪爾女士，對我而言，成為筆會會員是無上光榮而喜悅之事。我並不在意只以一票的多數入選，正好相反。我若接受選舉結果，那麼下一個像我這類的候選人，在選舉之中可能就會獲得兩票的多數了。」
未完待續
